“假如有一天,中國大陸以外的哪個國家或是地區將繁體漢字申報為世界文化遺產,我想中國的文字改革機構也只有‘節哀順變’的份兒。”這是城市化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資深研究員李津逵日前在《由韓國文字的去漢字化,國人該有哪些反思?》一文中的原話。他從自己20年前后訪問韓國公司的不同經歷說起——20年前看到韓國公司閱覽室的書脊上幾乎都是漢字,而今天再次造訪公司發現書架上幾乎看不到漢字了——由韓國文字的去漢字化現象,我們該有怎樣的反思呢?
李津逵的《由韓國文字的去漢字化,國人該有哪些反思?》文字分享如下:
二十年前訪問韓國的企業,在閱覽室看到書脊上幾乎都是漢字,我很好奇地問他們,難道這是為中國人準備的閱覽室嗎?韓國朋友隨意抽出一本書給我看,原來在韓語中除了字母之外大量地使用漢字,這是為了避免同音造成的歧義,印在書脊上的書名意義關鍵,就更加需要以漢字標出。當時韓國朋友告訴我說在韓國高中畢業生必須掌握數千漢字。
二十年之后的今天,當我再到韓國。在公司里的書架上幾乎看不到漢字了。與文字中去漢字化的趨勢相反,今天在韓國學漢語的人越來越多了。我們在京畿道開會的時候,東道主為我們專門安排了一位韓語翻譯。早晨8點半她來到酒店大堂與我們匯合之前,已經先在首爾一家韓國大企業一對一地為一位高管教了一個小時的漢語。首爾有一家富有活力的會展公司,叫“蘭士久”,擁有多名留學中國的韓國年輕人,他們畢業于清華、人大和師大,漢語說得非常好,其中有的甚至帶有明顯的京腔。
當我們更多地了解韓國歷史的時候,就可以體會到在1446年朝鮮的世宗大王發明拼音字母之前,韓國所有歷史典籍和文獻都是用漢字寫成的。可以說數千年的歷史上朝鮮半島的讀書人與中國大陸的讀書人一樣,使用共同的文字。漢字對于韓民族來說并不是外文,而是自古以來就擁有的文字傳統。韓國朋友告訴我說,在韓語中,接近40%的詞匯與中文是相通的。這些詞匯的發音非常接近今天的廣東話,也就是古代漢語的發音。
世宗大王發明拼音字母的時候受到了來自知識界的強烈反對。但韓國的文字從此走上了雙軌的道路,并且形成了完全拼音化的可能。而這種可能性隨著中韓兩國國運的消長也在不斷的變化。從書架就可以看出過去的20年間韓國文字拼音化或者說去漢字化是多么徹底。2005年1月,漢城市市長李明博在記者招待會上宣布把漢城市的中文譯名改為音譯的“首爾”,從此中國官方也不再使用上千年的“漢城”一詞。
在東亞的漢字文化圈中,不僅韓國文字是雙軌制,日本的文字中除了漢字以外,可以完全使用拼音的平假名和片假名。中文也可以使用漢語拼音來讀寫。因此韓國的去漢字化過程實際上也是漢字文化圈中拼音化的一次試驗。一般來說,文字實行拼音化會使掃盲工作簡便易行,在計算機時代更有打字、通訊的便利。按照多倫多學派的研究,使用拼音文字的少年兒童其大量閱讀的時間會比用漢字的少年兒童早上兩三年。因此韓國的去漢字化,一定會明顯提高中小學生文字上的學習效率。
當然,韓國人也會遇到音同字不同的情況,韓國朋友告訴我說在這種情況下,就要通過上下文來判斷詞匯的含義,可是當上下文無法判斷的時候依然會造成嚴重的后果。據說就是因為“防水”與“放水”之差,造成了大量混凝土軌枕的質量問題。去漢字化對于歷史上以漢字作為書寫載體的民族來說還有一個深層的問題,那就是所有的古代文獻從此如同外語一樣與新生代割斷了關系。以前我與同齡或是年長的日本、韓國朋友交流的時候,往往可以采用筆談的方式。這一次我和一位韓國的博士用文字交流的時候,她抱歉地告訴我說她不認識漢字。據說在韓國去漢字化也被部分人認為是文化危機,并不斷有恢復漢字學習的主張。
由此反觀漢字在中國大陸的命運,不能不說以往認為漢字僅僅是中國字的看法是過于狹隘了。特別是在沒有經過中國香港與臺灣以及日、韓、新、馬等使用漢字國家與地區充分溝通的前提下,單方面進行了漢字的簡化,造成了漢字共同體內交流的障礙,這也許可以說是一件不夠負責的表現。而作為表意文字的漢字在簡化之后漏失了很多的信息,使得漢字的學習者陷入死記硬背的局面。我自己就看到外國朋友學習漢字時的“笨拙”表現,在沒有字根的基礎上,他們更多是在“畫字”,而不是“寫字”。假如有一天,中國大陸以外的哪個國家或是地區將繁體漢字申報為世界文化遺產,我想中國的文字改革機構也只有“節哀順變”的份兒。
進入計算機時代以后,漢字遭到了鍵盤的嚴峻挑戰,漢字的存廢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也成為爭論的焦點。拼音方式的漢字輸入往往造成學習者提筆忘字,五筆字型的發明使得漢字的輸入效率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但是畢竟中國學生學習漢字的過程依然要比使用拼音文字民族花費更多的時間。
韓國人將本國文字拼音化,提高了學習交流的效率、也割斷了歷史,并且在需要的時候專門學習作為外語的漢語;作為中國人,我們將如何對待屬于漢字文化圈共同傳統的漢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