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霧霾已是全球公害之一。霧霾襲來之際,無論生活在何處,都會感同身受——眼前灰蒙蒙的一片,呼吸不暢、心情陰郁,由其帶來的危害防不勝防。可以說,霧霾已大大影響了你我他的生活質量,與全球可持續發展的目標相悖。所幸的是,各國對此高度重視,而全球治理的思路正浮出水面——
霧霾已是全球性難題
世界衛生組織(WHO)2016年5月12日公布了有關世界主要城市大氣環境的統計結果。WHO指出,全球一些城市的大氣污染正快速惡化,達到了“災難”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國家和地區。
目前,世界衛生組織針對PM2.5設定的環境標準值是每立方米大氣年平均10微克,PM10為每立方米大氣年平均20微克。在對全球103個國家和地區共3000多個城市的PM2.5和PM10數據進行分析后,世衛組織認為,達標城市的人口僅占樣本總人口的16%。
報告還顯示,全球空氣質量最好的十大城市集中在歐美,而全球PM2.5最高的10個城市集中在亞洲和中東地區。即便在較富裕國家中,不達標的城市也占56%。
印度首都新德里的霧霾在全球大城市中最為糟糕,PM2.5數值有時接近1000。過去三年里,新德里房價甚至下跌了21.7%。孟買、開羅等城市的空氣污染超標也高達5倍。
蒙古國的空氣污染也十分嚴重,由于超負荷工作的發電廠向空氣中噴吐滾滾煙塵,首都烏蘭巴托一處棚戶區的PM2.5水平在2016年12月16日一度升至每立方米1985微克。為了鼓勵居民使用電熱器取暖降低污染,蒙古國政府2016年12月23日表示,2017年1月1日起將不再征收夜間電費。
發達國家中也能聽到霧霾警報之聲。據德國媒體報道,2016年12月29日,西班牙啟動首例機動車限行。馬德里當局當天向市民發出空氣重度污染的預警。馬德里市將霧霾預警調至第二高的級別,即三級預警,并決定啟動機動車單雙號限行措施。馬德里市有320萬人口,約180萬輛機動車,時常被惡劣的空氣質量困擾。
2016年11月底開始,法國巴黎出現了“10年來最嚴重的空氣污染”,霧霾在12月內三襲巴黎,政府決定在巴黎及其周邊地區采取機動車單雙號限行、限速等緊急措施。歷史上,巴黎僅在1997年10月、2014年3月、2015年3月和2016年12月初動用過“限號出行”的手段。
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通過高解析度全球空氣品質指標衛星地圖,追蹤了過去10年全世界不同地區195個城市的空氣污染趨勢。從NASA用2005年至2014年數據制作發布的全球霧霾分布圖中可以看到,美國和歐洲的情況相對較好,而亞洲多國遭霧霾籠罩令人震驚。
戳中經濟增長的痛點
國際社會已開始關注霧霾。但是,全球經濟增長仍然很慢,發展中經濟體增速也未止跌回升,治理空氣污染會不會影響經濟增長?
長期以來,先污染后治理似乎成為一些發展中經濟體的不二選擇,霧霾的存在,也好像有了十分合理的詮釋。不能犧牲經濟增長速度,不能犧牲落后產業,成為放慢治理腳步最有說服力的理由。那么,空氣污染和經濟增長究竟有什么關系?要治理霧霾是不是必然會影響到經濟增長,意味著經濟增長必然放慢?
有觀點認為,一個深受霧霾影響的經濟體,光從宏觀上進行經濟速度控制,會造成經濟增速大幅放緩,而要從微觀上控制,涉及大大小小的地方利益、部門利益以及機構利益,相關實施成本很可能會迅速上升,短期內實行起來困難。
但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曾在2015年一次會議上表達了完全不同的觀點。他認為,人們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誤區,比如在講到霧霾問題時,認為霧霾嚴重的原因是經濟增長快,放慢經濟增速可以換取環境改善。林毅夫說:“不能說經濟增長的速度跟環境沒關系,但這不是根本問題。環境污染跟發展結構有關系。”林毅夫說,在老牌工業化國家,如英國、德國、美國,當他們處于我們這個發展階段的時候環境也很差。新工業化國家,如日本、韓國,在這個發展階段的時候環境也很差,因為這是產業結構造成的。在他看來,“我們還有一個不利的因素,能源結構以煤炭為主,再加上地方監管不力,這三個因素疊加導致環境惡化”。
事實上,回顧發達國家的歷程,可以找到一些蛛絲馬跡。經濟增長和空氣污染以及霧霾的產生有一定關系,但并非絕對而唯一的正相關關系。
在1955年以后的10年里,日本經濟平均增長率達到9.2%。在此期間日本的火力發電、石油石化和鋼鐵等重污染產業,都是作為引領其他產業起飛的戰略性產業。日本對石油化工、電子、汽車等大量投資,促使各項經濟指標均超過戰前水平。
在霧霾的治理過程中,到上世紀60年代末,日本淘汰了約30%的傳統工業,新技術、新產業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1960年到1971年經濟結構調整的十年間,日本經濟平均增長率也超過了10%。日本是能源進口國,日本從上世紀50年代起,利用廉價而充足的進口原油調整能源結構,煤炭占能源消費總量從50%下降到25%,對空氣污染的治理起到了積極作用。
美國整體經濟增長率在上世紀40年代初達到15%以上,但在洛杉磯爆發光化學煙霧事件的歲月里,1952年和1955年美國經濟增長速度僅為3.8%和7.1%。再觀察上世紀50年代的美國能源結構,煤炭高達50.4%,石油與天然氣占43.8%,水電和核能僅占3.8%。
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美國采煤、有色金屬和鋼鐵業等傳統產業進入需求下降、增長緩慢的階段。到了70年代,科技革命處于突破階段,帶動了美國經濟增長。由于石油作為能源來說,比煤炭具有許多優點,從50年代初到70年代的大約20年中,石油與天然氣在美國能源中的比例迅速上升,到1970年達到76%,煤炭的比例降到26%。2015年,美國能源消費總量中石油占36%,天然氣占29%,煤炭占16%,核能9%,各類可再生能源占10%。
英國的煙霧事件和經濟增長水平之間的關系,也不是十分密切。從1952年英國倫敦煙霧事件發生后,1956年、1957年和1962這幾年英國經濟速度都在2%以下,嚴重的煙霧事件也在這些年份中再次發生。事實上,英國經濟當時處于衰落之中,一直沒有擺脫“英國病”的魔咒,整體經濟增速并不快。到了2014年,英國能源消費中,石油和天然氣消費占比均為34.4%,煤炭消費僅為16.6%。
鏡鑒他國成功策略
把目光投向一些曾經戰勝過大氣污染的國家,關注這些經濟體在空氣污染方面走過的歷程。從它們的成功案例看,經過努力,霾消霧散終有時。
在發達國家上百年的工業化歷程中,曾不斷出現大氣污染問題。據統計,在英國倫敦煙霧事件、美國洛杉磯煙霧事件、比利時馬斯河谷煙霧事件、美國多諾拉煙霧事件等世界八大污染事件中,有五個事件是工業煙氣、汽車尾氣等排放引起的空氣污染,另外三個事件也都是區域工業化高速發展導致的后果。
英國是世界上最早實現工業化的國家,也是最早遇到環境污染事件的國家。
導致1952年倫敦煙霧事件的直接原因,是燃煤產生的二氧化硫和粉塵污染,間接原因是始于當年12月4日逆溫層造成的大氣污染物蓄積。這是比較典型的由于燃煤廢氣和天氣因素共同造成的環境災害。此后的1956年、1957年和1962年,英國又連續發生了多達12次嚴重的煙霧事件。直到1965年后,有毒煙霧才從倫敦銷聲匿跡。
在治理方面,英國先后推出《清潔空氣法案》、《空氣污染控制法案》等,大力推動天然氣取代煤炭,淘汰落后產業。到上世紀80年代,英國人又和汽車尾氣展開了控制排放的攻堅戰。對于工業污染,英國政府通過迫使企業承擔排污造成的社會成本,刺激企業減少排污,研發環保技術。
上世紀40年代初,美國洛杉磯曾飽受光化學煙霧困擾。這種煙霧由汽車尾氣和工業設施排放氣體混合形成。
1952年和1955年,洛杉磯又發生光化學煙霧事件。上世紀60年代末,出現了催化式排氣凈化器,解決了汽油燃燒不完全的問題。10多年后,洛杉磯所有汽車基本全部安裝了凈化器。此舉是洛杉磯成功治理空氣污染的重要步驟。此外,洛杉磯還推廣更高的燃油效率標準、使用清潔發動機等。技術進步、政策嚴格,讓洛杉磯的空氣污染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決。洛杉磯所在的加利福尼亞州,目前汽車尾氣中的污染物只有30多年前的1%。
日本進行霧霾治理,是在付出慘重代價后啟動的。
上世紀20年代,日本經濟高速發展,鋼鐵業和采礦業帶來滾滾煙塵。
二戰后日本謀劃經濟復興,再次優先發展重化工業,以煤炭為主要能源。上世紀50年代,日本多地黑煙蔽日。然而,當時的日本民眾甚至連大氣污染的概念都未曾形成。四日市哮喘事件就發生在這個時期,當地建了一家石化工廠,因吸入含有硫化物的廢氣而導致呼吸疾病的居民,在1964年達到人口總數的3%。
上世紀50年代開始,日本各地居民要求行政部門關注大氣污染,四日市擴大石企業化規模的計劃也被迫放棄。在民眾的反對遍及全國后,日本政府才正視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在之后的50年時間中,日本一直致力于控制兩大污染源——固定發生源工廠和移動發生源汽車。
此外,上世紀60年代,因污染加劇,德國對環保問題日益重視,在法律及管理條例中就工業設施排放、燃料中鉛含量、大型燃燒設備排放等做出具體規定。一系列措施出臺后,大量工業企業不得不安裝煙氣洗滌設備,對燃料進行脫硫處理……幾十年間,德國空氣質量明顯改善。
法律約束與市場機制并重
空氣污染治理是一項大工程,涉及各方利益。從各國治理空氣污染的歷程來看,痛下治理決心后,需要采取各種政策措施,兼顧方方面面。
在治理過程中,各國都十分重視制定相關法律措施,制定嚴格統一的環境標準。倫敦煙霧事件令英國人痛下決心,開始整頓空氣污染,并催生出世界上第一部空氣污染防治法案《清潔空氣法》(1956年)。2007年,英國政府在《環境空氣質量戰略》中又對PM2.5進行了硬性約束。
為降低建筑能耗和污染,法國出臺了新版的《建筑節能法規》,從2013年1月起,對所有新申請的建筑必須符合年耗能的限制進行大幅了調整。20世紀50年代,美國接連發生了多諾拉煙霧事件、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等。此后,美國聯邦政府相繼制定了《空氣污染控制法》、《清潔空氣法》、《機動車空氣污染控制法》,通過法律約束來解決大氣環境污染問題。美國政府還根據情況不斷修訂上述法律,逐步提升控制標準。
此外,很多國家建立了明晰的空氣質量國家戰略,制定可操作、可監控的空氣達標計劃。美國各州都有自己的空氣達標計劃。如果未能有效執行計劃,環保署將采取強制性措施,確保達到空氣質量標準。
很多經濟體的政府還利用市場機制,如稅收手段,調節能源消耗,降低污染。為了確保從化石燃料轉向可再生能源和其他低碳能源,需要一整套全面政策,包括碳定價和監管、用地決策、公共部門的采購及支持研究和開發工作等。有分析指出,可以通過許多方式確定碳價,例如征收排放直接稅,實行可轉讓排放許可證制度(限定碳排放總量),或向低碳能源提供某種補貼。
大力推廣使用新能源,促進能源節約,向污染低的產業結構轉型,減少對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的依賴,也十分重要。世界衛生組織呼吁各國認識到大氣污染這一嚴重的公共安全問題,并采取相應的行動。世界衛生組織表示,使用更多的太陽能和風能以及優化公共交通的通達性,可以幫助解決污染問題。
據國際能源署預測,到2060年,光伏發電廠和太陽能熱電站可滿足全球大部分電力需求,到2070年,爭取實現全球經濟基本脫碳,達到零凈排放。要實現這個目標,需要依靠以下三大支柱:一是更有效地利用能源(降低單位能耗),二是無碳發電,三是車輛電氣化以及建筑物使用清潔電能。國際能源署稱,可以通過以下一些方式實現零碳或低碳能源目標:可再生能源(風能和太陽能),地熱,水力發電,核能,碳捕獲和儲存,海洋能源,先進的生物燃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