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網訊 日前,城市化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發文表示,考慮和選擇能夠啟動新一輪國民經濟J型增長,在基本不觸動國有和集體土地等最終所有制形式的前提下,需要有突破性、大強度的知識和土地等使用財產權突破性體制改革。
周天勇表示,20世紀1978年后30多年來,文革后期、80年代后期、世紀末后期三次經濟增長下行,將其翻轉到上行,并實現J型增長,不是短期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實現的,也沒有看到技術進步和產業革命是其啟動的初始力量,而是黨和國家經濟工作重心轉變、農村聯產承包,確立市場經濟體制和允許外資進入,加入WTO倒逼改革等,三次力量非常強大的突破性改革啟動的。
這一次新的中高速經濟增長,還不可能由顛覆性創新和產業革命啟動。有的學者認為,這一次經濟增長速度拉起,將L增長型翻轉到J型增長,可以依靠技術和產業創新來實現。周天勇表示可能性不大。理由是:
(1)需要至少10年以上的時間。從第一次和第二次顛覆性技術出現,到形成工業革命,在百年左右的時間;第三次信息顛覆性技術到形成工業革命,時間在50年以上;第四次技術革命,到第四次工業革命,可能時間更加縮短,但是至少可能需要10到20年的時間。
(2)與前幾次單一,或者幾個少數顛覆性技術出現不一樣的是,這次產業暴發式革命,需要一組、多個、交叉、復合,互為影響和配套的顛覆性技術出現。中國現在開始,培育、發現、試驗到成熟,以及大規模應用,形成一組顛覆性的技術及其引暴的產業革命,可能不是10年內能完成的事。
這一次新的J型增長,也不可能由擴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啟動。這在2008年底時有一次操作,即計劃投入4萬億元,而且在2009年新增人民幣貸款9.5萬億,新增外幣貸款折合1萬億元人民幣,到2012年經濟增長速度還是跌破8%,一直到2016年上半年。而且,在經濟主力人口收縮的情況下,量化寬松貨幣和財政擴張政策的刺激,有時不起作用,主要是因為以經濟主力人口為基礎的消費總需求在萎縮。特別是由于傳統工業化提前結束,制造業全面過剩,即使實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貨幣也不能流入現有的實體經濟領域。比如,2016年貸款部門7月新增貸款4636億元,較去年同期減少仍超1000億元,而且其中的4575億元是居民住房貸款,可見實體經濟貸款少之又少。也就是說,中國遇到了日本一樣的問題,即在人口萎縮的情況下,擴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失去有效的作用。而且,選擇一般性、單項性、成本過高性的改革,比如國有企業改革、農村耕地體制改革等,也很難啟動新一輪的J型經濟增長。
周天勇認為,從目前已經從事過的改革領域看,只有產權體制改革,還是沒有到位;然而,這也給通過進一步產權改革來釋放各方面的活力和動力,提供了足夠大的空間。其涉及到各個方面,如知識產權的明確和保護,國有企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國有企業股權換安置和搞活的改革,建設項目的PPP模式,農村宅地林地耕地的優化配置,城鎮資金以市場的方式流入農村,事業中土地等閑置資產的盤活和企業化,廢棄地鹽堿地改造利用,護林育林與林下經濟,形成現代股權和治理結構合理的跨國公司,以房養老保障的推廣,用土地和閑置資產等安置下崗職工,房地產永佃制換取征稅權等等一系列改革和搞活,都與產權體制的進一步改革有關。
周天勇強調,這次經濟增長的下行壓力,由于人口收縮和老齡化的問題越來越嚴重而拽力特別大,要使L型下行的經濟增長,重啟為J型增長,甚至力度要比前兩次經濟增長下行翻為上行時所采用的突破性改革力度還要大才有望實現翻轉。而各種比較來看,除此之外,找不到其他牽一發可動全身,力度更大,或者與此一樣的突破性改革。特別需要提出的是,在中國人口萎縮和經濟下行壓力這樣大,人口眾多而生產力水平還不高的情況下,我們需要一個有活力,有動力,能創造更多財富的社會主義模式。而讓許多人從無產者成為有產者,有恒產,是其模式最核心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