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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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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學作為一項藝術，其任務不在于設想出面面俱到而又完全不可能的理想國；它的任務在于把每個地方都盡最大努力建設得最好，尤其是人類生存的地方。——帕特里克·格迪斯
編者按：
美國著名的城市理論家、社會哲學家劉易斯·芒福德一生著作甚多，出版專著41部，其他文集10部。涉及建筑、歷史、政治、法律、社會學、人類學、文學批評等。1938年他出版《城市文化》一書，從此享譽世界。劉易斯·芒福德強調城市規劃的主導思想應重視各種人文因素，從而促使歐洲的城市設計重新確定方向。他曾十余次獲得重要的研究獎和學術創作獎，其中包括1961年獲英國皇家建筑學金獎，1971年獲萊昂納多·芬奇獎章和1972年獲美國國家文學獎章。從本期開始，我們將連續刊載由著名的北京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專家委員宋俊嶺和宋一然翻譯的《劉易斯·芒福德著作精粹》一書，以饗讀者。
劉易斯·芒福德的全部著作中，到處可以見到歷史、現在與未來的積極互動。這一點，在他那部考察城市文明的登峰造極之作《城市發展史》當中尤為明顯。這是一部以社會預警形式展示出的人類文明史，其中幾乎每一頁都包含著教訓、妙論以及改革更新的種種建議。然而，無論在任何地方，芒福德都不曾給出一座完美無瑕理想城市的完備形象。他一貫認為，這樣的城市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而且，他常常說，任何情況下，“生活本身都要比空想更為理想”。這里面，芒福德對于未來城市的發展究竟有哪些影響，或許只有建筑師哈里·威斯最近所說的話，為我們提供了最好的解讀，他說：“芒福德講到了價值觀念，講到了創造理想家園，講到了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講到了家庭生活，也講到了人類的自律。”“他不同于理想國的各種規劃師，他提出了問題和看法，但是并沒有給出答案，而是為我們闡明了，在人性化城市中的優良生活，應該具備那些美好性格。”
有一種類型的城市規劃，芒福德津津樂道，稱之為“有機規劃”。老實說，這樣一個術語，非常狡猾，很讓人捉摸不定。可是，這又是他能夠找到的表達最準確的詞語。實際上，他心中所想的東西，可能幾乎完全無法界定；因為，有機規劃這個概念，會給未來留下太多的內容和任務。
在芒福德看來，城市，是人類文明的累進過程的產物，是無數個世代努力創造的最終結晶。一座非常可愛的歷史名城，比如錫耶納，就集中了許多集體藝術作品；是許許多多個世紀的細小變化，經過積累和繼承，讓這座城市如此豐富，如此能夠激勵人心。可見，真正能夠激勵人心的城市，建筑學上極富表現力、文化內涵又如此豐富的城市，沒有一座是經過一個世代就能夠建成的，沒有一座是由哪一個建筑師建成的，或者，是在某一種建筑理念指導之下建成的；沒有，一座也沒有。真實情況往往是，一座座城市之美，與城市內涵之豐富，都是由時間——而不是規劃師——創造出來的。
盡管如此，芒福德仍然強調，城市規劃必須有深思熟慮的原則作為指導，這些原則包含了社會學的、生物學的，以及美學的豐富內容。在“現代城市的理想形式”一文中，芒福德以最精煉的方式綜合、總結出這些原則和目的應該包含的基本內容。
文中，他為田園城市概念做了鏗鏘有力的辯護。但是，他在這里所講述的并不是埃比尼澤·霍華德那個著名的田園城市概念，而是他自己所設想的田園城鎮。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芒福德曾經簡短地參觀過霍華德在英國建造的兩座實驗性的田園城市，萊奇沃思和韋林，但是直至20世紀50年代，他才有機會結合實際情況詳細考察了霍華德的田園城市概念和學說。那是由于他有機會又一次去英國參觀英國政府在倫敦城郊外著手興建的新城鎮。當時他的所見令他大為震驚和失望。按照他的評價，英國政府興建的新城鎮缺乏必要的豐富文化內涵，缺乏活躍氣氛，更缺乏古老歷史名城所具有的優雅的建筑形態；更有甚者，這些所謂新城鎮，看起來根本就不像城市。英國規劃師們，為了應對英國工業城市中心地帶居住緊張擁擠的狀況采取興辦新城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們為實現建筑環境私密性和開放空間，犧牲了城市的許多良好品質，包括社會交往職能、社區親密性，等等。在他們規劃設計的田園城市當中，Garden(菜園、花園、田園)將城市取而代之！而且，頗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規劃師們當中，竟有許多都是緊緊追隨芒福德思想主張的人。
許多人認為，芒福德有些不講條件地為田園城市辯護；事實上，芒福德的確是英國新城鎮運動最早的，也是眼光最銳利的批評者之一。雖然如此，他卻從未對田園城市的理念本身喪失過信心。進入20世紀60年代后，他不止一次敦促美國聯邦政府開始興辦大規模的新城鎮建設計劃，同時對一些老城鎮地區開始重建工作；為此，位于拉德本的美國區域規劃協會提供了許多具體建議。芒福德還倡議，只要是可能的地方，都應該恢復城市地區的鄰里組織，把它們建成類似校園的“大型街區”，讓它們避開車輛交通線，許多房舍和建筑物都可以圍攏過來，朝向內部，避開街巷道路，共享一處公園或者田園。
芒福德支持區域性城市的立場，讓他與20世紀城市規劃屆兩位著名思想家發生了直接沖突，一位是勒·科布西耶，另一位就是加拿大女作家簡·雅各布斯。其中尤其是勒·科布西耶，讓芒福德忍不住用最大火力口誅筆伐。原因在于，正是這位勒·科布西耶，及其指揮下的追隨者們，對待紐約的公共建筑，其殘暴做法猶如沙皇，直接地、陰險地，破壞了現代城市的建筑，造成難以糾正的影響。雖然，勒·科布西耶后來職業生涯中已經放棄了其早期關于城市設計的某些粗暴蠻橫論點，芒福德的批評仍然主要集中于勒·科布西耶早期的思想主張。例如，勒·科布西耶在他影響甚廣的“瓦贊”規劃中，提議徹底拆毀巴黎城內歷史中心地區的居住擁擠地帶，除了核心地區的紀念碑，其余什么東西都不保留。然后在這樣的地面上建造一系列高聳辦公樓和單元住宅樓房，由這些元素組成一個光怪陸離的新城市；這些建筑之間互相隔開很遠，讓出大面積綠地，這樣，每一幢玻璃盒子般的高大建筑就都能享受開闊視野和綠地空間。可見，勒·科布西耶的所謂新型放射狀城市，就是一些高聳辦公樓建筑、開闊的公園，以及高速公路。但在芒福德看來，這無非就是羅伯特·摩西關于紐約城的宏偉構想。1962年，芒福德寫道，勒·科布西耶的“想象力如同軋路機一樣，隆隆滾過城市更新規劃的計劃書”，是如此熱切，而又如此迫不及待地拆毀了許多根基深厚的城市鄰里地區，就為了建成他自己的未來城市，他當時一定是想以羅伯特·摩西的做法為楷模。
芒福德抨擊道，羅伯特·摩西自己——以及通過他的示范作用——對紐約和其他城市所起的破壞作用，超過了當代任何人：把多層的高速路直接引進紐約城的心腹地帶，讓窮人回遷進入令人沮喪萎頓的水泥塔樓，這些都是摩西所為！20世紀40年代到60年代的20年中，摩西所提出的每項高速路和都市改造的重大建設項目，芒福德都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但是所有這些斗爭，幾乎都失敗了。與此同時，他產生的實際作用則在于幫助我們慢慢改變了思想認識，讓我們冷靜思考、重新認識高速路、大規模運輸手段，以及市區更新改造計劃。這些變化最終導致了政策的重大調整，盡管還不完全符合他在《紐約客》等雜志上所反復呼吁倡導的綜合改革辦法。近代這么多年以來，我們干了如此多的毀壞城市的事情，只有劉易斯·芒福德堪稱美國城市的良心。
在與羅伯特·摩西的一系列辯論和斗爭中，芒福德有一位堅強的同盟者，這就是簡·雅各布斯，她是《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的作者，這本有關城市研究的書影響甚廣。然而，簡·雅各布斯的這本書代表了與芒福德學說相對立的反對勢力的意見，有趣的是，這些反對意見，恰形成于20世紀60年代芒福德作為城市評論家的聲望到達頂峰的時代。雅各布斯支持城市的格網狀街道網絡的標準城市規劃方案。反對芒福德倡導的內向封閉式大型街區規劃方案。她認為，如果要讓城市成為安全可靠的地方，就需要街道，需要在許多街道上有人來人往，從事各種活動。她爭辯說，有人活動的街道，才是比較有安全的地方；因為有許多人在觀察、瞭望，而在一些死胡同里，以及一些大型社區里，才是容易引來犯罪的地方。雅各布斯還支持城市人口高密度居住，至少比芒福德能夠容忍的密度要高得多，說一座城市當中最危險的地方，恰恰是人口密度最低的那些鄰里社區。為此，芒福德專門寫了《城市癌癥的居家療法》一書駁斥雅各布斯。書中把他們雙方的分歧厘定得很清楚，說這分歧遠不只限于人口密度和鄰里設計問題上的不一致；而是有序與無序之爭，是有規矩的、嚴格按照規劃的城市發展與隨意性的、偶然性的瞎貓碰死老鼠式的城市發展方法之爭。而這些關于秩序和規矩的主題，恰是芒福德十分成熟的城市分析中討論已久的問題。
芒福德認為，紐約城的前途，應該走一條更加有序，分散式發展的道路：為清楚表達這一思想，他撰寫了“回歸循環，更新生活” 一文。文中指出，真正的城市規劃必定是區域性的規劃，在緊接著發表的另一篇論文里，芒福德進一步廓清，區域規劃的目標在于促進居住和生活習慣的改變，而不僅僅在于變更居住地點。他說，區域規劃的實施能夠掀起一場運動，促進居民們安居樂業、同舟共濟的生活方式，同時還能強化公眾對于自然資源環境的關注。
這些內容，其實就是芒福德第一本著作《理想國的故事》當中最初提倡的主題。他在那本書里倡導一種新的社會哲學，一種忠于規模尺度、均衡和諧、經濟富足的社會哲學；而不是去追求無節制的經濟繁榮和成就。可見，芒福德從來把精神素養和價值觀改進當坐城市發展追求的首要目標。良好的區域規劃和城市建筑無疑都是重要的，但是，能不能在人類文明總框架中獲得些許有價值的進步，終究還是取決于人類能不能在自身的價值觀念上，在心理結構上發生一些根本性的轉變。在《理想國》一書中，芒福德宣揚了一種新的人文主義，一種有機方式的思維方法和行為模式，這種思維和行動方式的基礎，在于承認“內心世界和外部世界，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這也就是人類每一個個體的直覺所熟知的世界，也就是為科學所證實和描述為完整體驗（的世界）”。對此，某些激進主義人士認為，像這樣的價值觀念的根本變更，只有在革命完成之后才能發生；而芒福德認為，價值觀念的改變，其本身就是一場革命。
芒福德倡導以新型的人文主義來整合人類社會，這一主張也就直接給他提出了一個任務，就是論證“區域性考察”的重要性，繼而讓區域性考察作為城市更新改造重大措施的理論基礎。他的這一概念來自其恩師帕特里克·格迪斯，格迪斯要求在制定城市規劃之前，必須首先做出城市本身和周圍區域情況的徹底調查，要仔細考察該區域的環境和資源特征，包括歷史沿革和文化遺存。芒福德強調，這種考察不僅僅是城市規劃不可缺少的工具，其本身便是一種提綱挈領的思維形式，也是實踐新型人文主義的一個新鮮實例。這樣的調查能夠把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以及創造性藝術家集合到一起，組織他們齊心協力為創建新的社會生活服務。
與格迪斯相比較而言，芒福德更突出的貢獻在于，他非常強調社會改造和轉變過程中創造性藝術家能發揮的巨大作用。芒福德年輕時就非常著迷社會學和文學探索，后來，他給有志有為的知識分子作用定位中，就包含有他自己這兩種專業興趣。格迪斯曾經教導他說，一個很系統化的社會學學科，本身就應該聯系于良好社會生活的理想，乃是創造性藝術家的職責。任何通盤的社會改革，其第一步，也是最為重要的一步，首先是人類自身內心的重構。因此，有為的藝術家們，應該在這樣的社會改革中勇敢負起責任，通過作品表達自己對于更加均衡的生活方式，對于精神上更加令人滿意的生活方式的具體構想。隨后，這樣的構想才有可能被編織到區域性調查員的工作計劃之中。在此基礎上，他們才有可能進一步將這些藝術構想轉化為形形色色的市政建設項目，再推薦給國家的各個地區和部門。這樣，我們可以著手建設的，就不是一個理想世界的烏邦托而是建造一個Eutopia(希臘文的意思是“頂級的地方”)，也就是創造一個盡可能好的地?方。
隨著歲月的流逝，在時光中沉淀下來的芒福德雖然沒了有青年時的血氣方剛，但他依然沒有完全放棄自己的理想與追求，但在以“未來的抉擇”為標題的一文中，我們可以明顯感覺到此時的芒福德對于作為改革工具的社會規劃已經有些喪失信心了。到了20世紀60年代，芒福德已經堅信，人類如今面臨的迫切城市問題，大多可以追溯到文明行為的大規模崩坍，社區規章紀律、家庭親密關系、鄰里團結的崩坍。他以其最冷靜的，《舊約》全書般的語調警告說，人類城市的解體，很可能就是社會解體的先兆。然而，雖然這些語言當中毫無疑問存在著情緒和要點的逐漸轉變，但是說這話卻仍然是原來那個芒福德，總喜歡用愛默生的方式，在其第一部著作中就論述道，社會發展方向的變化，取決于首先要有道德和價值觀念的轉變。他在答辯雅各布斯的論文中說，無論是依靠城市規劃、建筑，或者以金錢當對策來根治當今城市問題，此舉措就仿佛是“敷用自家配制的熱膏藥，想要治療癌癥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