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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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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婚姻完美的一個訣竅，就是請小時工。”這句玩笑話折射了眼下無數中國家庭對家政工的強烈需求。
2014年發布的《家政服務從業者群體形態觀察》顯示，在中國，家政服務已經從中上層家庭的自然需求發展為普通家庭的剛性需求。1年后，據中國家庭服務業協會調查，中國城鎮的1.9億戶家庭中，約15%的家庭需要家政服務。
剛需背后，中國的家政服務仍然呈現“小、弱、散”的形態。據北京、西安、武漢、廣州等地的調查顯示，雇主對家政服務的滿意度與家政工對工作的滿意度呈現“雙低”：“雇主抱怨人難找，保姆喊干太委屈”，雙方都說自己是弱勢群體。
在《怒放的地丁花：家政工口述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一書中，作者高欣選擇了完全站在家政工這一邊，她選取了10多位生活在北京、西安、濟南的家政女工，以“口述史”的體例記錄她們的人生故事，以此展現這個群體的精神世界，試圖獲得社會的尊重與理解。在她看來，以女性為主體的家政工群體正在默默支撐當代中國急速的城市化進程。相比工廠流水線上的工人，這些人更為隱忍、沉默，也因此更易被忽視：“打動我的，不是每一位家政大姐那些或悲傷或溫情的往事，而是她們作為女性，在命運面前努力追求獨立和自由時所爆發出的那種堅強而隱忍的生命力……這種力量也許無法穿透一切現實障礙，卻足以讓個體熠熠生輝。”
在高欣看來，和其他工作不同，家政工這一工種“是一個在私人領域的情感勞動”，而雇主與家政女工的關系，則被她評價為“很微妙”：“說不定那個收費低的大姐跟你們家更合得來呢，所以哪個阿姨更好，其實不好界定。”
地域有別，西安家政女工愛抱團
時代周報：你從什么時候開始關注家政女工這個群體？
高欣：2013年，樂施會想做家政女工的口述史，記錄這些人的生活，邀請我參加。我對此挺感興趣的，就接下了這個題。一開始我對主題比較模糊。這些家政工人，每一個都有跟其他人截然不同的生活經歷，對工作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一位朋友當時說了一句話，我一直記得。她說，這些大姐們都是在同時支撐著兩個家庭，一個是她自己家，一個是雇主家。如果她不支撐，兩個家庭就都有垮掉的危險。這句話讓我的感觸特別大。一方面，從她們自己家庭的角度來看，上有老下有小；另一方面，你能看到家政工群體對社會尤其是對城市的貢獻，她們和那些工廠里的女工其實是一脈相承的。進城務工的姑娘們一開始到城市會選擇去工廠，到了一定的年紀，工廠做不下去了，仍然留在城市的那些人可能就到建筑工地做女工。等到年紀再大一點，為了謀生，門檻更低的家政工是一個選擇。
時代周報：你采訪的家政女工生活在北京、濟南、西安這三個城市，不同城市的家政業會呈現不同的特點嗎？
高欣：北京、濟南、西安三個地方還是比較有代表性的，三地情況挺不一樣。
在北京，家政工來自全國各地，這跟廣州、深圳、上海的情況相似。她們的個性化比較重，獨立性都很高。
濟南是另外一種情況。離濟南市區不遠的大澗溝村是一個家政村，整個村是被家政行業帶動的。在濟南，家政行業更多是帶著一些鄉土中國的感覺。那些大姐們做家政，主要是為了養家，其中有些大姐家境還不錯。她們進城務工，但跟城市的聯系沒有北京的家政女工這么緊密。比如我采訪的一位山西大姐，她在北京做家政，平時是回不了家的，必須靠工作在這個城市維持生活。但在濟南，家政女工們往往離自己家很近，會有一個地域上的心理依靠。
西安就更是這樣了。在西安，很大一部分家政女工是當年的下崗女工。她們不是進城務工，這些家政工人具有很強的時代基因，很容易抱團，也很團結，彼此之間會相互扶持。比如某個大姐家里的墻倒了，所有人都會去幫忙。我在西安采訪的大姐，大部分都加入了西安家政工會。我感覺她們更能把家政當作自己的一份事業來做，就像當年在工廠里那樣。
時代周報：家政工被認為是流動性很強的職業，在不同的城市，流動性的強度有無不同？
高欣：對，家政工的流動性其實和城市及地區有關。
濟南的流動性很低，大姐們在大澗溝村有自己的家需要照顧，所以不可能跑到很遠的地方去。大澗溝村有公交車直達濟南，很方便，所以即便是稍微遠一點的青島或者是山東省內的其他城市，她們也都會抗拒。西安差不多也是同理。這些大姐們覺得家政就是一份工作，還有工會可以去，她們的流動性也不大。到了一定年紀、身體不大好了，她們會選擇轉去做培訓或者少接一些活。相比之下，北京家政工的流動性比較大，但在北京打工的大姐很多喜歡住家，因為可以節省房租。而在濟南做家政的大姐，因為必須每天回家，因此只能做鐘點工。
立法滯后，“情感勞動”難界定
時代周報：2015年底，廣州“毒保姆”何天帶案震驚全國，但在你的書中，我們只看到了家政工這方的講述，對廣大雇主來說，現在請到一個好保姆仿佛成了一件純粹靠運氣的事。你怎么看待雙方對彼此認識的落差？
高欣：有關家政工的安全事件，我沒有見到過統計數據。每年究竟有多少起類似案件發生？這些案件是有組織還是無組織？宏觀層面的數據都缺乏。我感覺還是需要加強行業規范，尤其是家政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培訓。另外，家政公司也應當負起義不容辭的責任，而不僅僅把何天帶事件當成個案來看。
時代周報：中國家政業面臨市場混亂、監管缺失的窘境，中國至今尚未啟動家政行業的立法程序。相關法律制度遲遲未建立的原因是什么？
高欣：我不太傾向于從制度、框架層面上分析家政立法滯后的原因。我感覺，家政業統一立法比較難出來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這其實是一個情感勞動，而且是在私人領域的情感勞動—一旦涉及情感，事情就變得很難界定。有人曾說“家政工人、公司、雇主都說自己是弱勢群體”，拋開中介公司不說，在相處過程中，雇主和家政工可能都會付出一定的情感。如果處不好的話，雙方都會覺得委屈。
有時候，說不定收費低的大姐跟你們家更合得來，所以哪個阿姨更好，其實不好界定。也有些雇主可能是把大姐當自己人，說話不太小心，但實際上大姐們的心里都是有防備的。所以雇主和家政女工之間的關系是很微妙的。
但家政業的確有些地方亟須規范，可以考慮先規范一些框架性的東西，比如資格認證，比如收費標準。現在家政女工里最火的是月嫂，收費從6000元到3萬元不等，那花1萬元請的月嫂和花2萬元請的月嫂，她們的服務差別究竟在哪里？一旦價格規范不夠明確，雇主就難免有些“冷暖自知”的感覺。
時代周報：從橫向比較，其實每個地區的家政業都會面臨“情感勞動”這個問題，但在香港，菲傭群體受到的法律保護是比較大的。
高欣：香港的菲傭群體也存在歧視，否則菲傭不會花那么多年來爭取自己的權利。我覺得這是一個時間的問題。這種轉變首先是理念的轉變。我比較看重的是這個行業怎么去推動相互的尊重，或者起碼是行業里的相互尊重。
現在很多人包括我的同齡人，好多還是把阿姨叫成保姆或者“干活的”。與此同時，一些家政工人出來工作時也是帶著一種自卑或者“我家里缺錢，才給你們干活”的想法。雙方的心態都需要調整。如果家政行業想被當成一個正規的朝陽產業來推動、規范、培養，這種不平等的觀念就是阻礙。
在這一點上，西安的家政工表現得很好。她們把這個工作當成一份職業，她們去雇主家是帶著技能的。你們給我發工資，我會尊重你們的要求，但也請你們一定要尊重我的技能。雙方在心態上是平等的。西安的家政女工強調不同，不強調高下。
朝陽產業急需身份認同
時代周報：2015年相關數據顯示，北京的600多萬戶家庭中至少有200萬戶需要家政服務，北京家政服務員缺口達150萬人，近五年來，上海、北京等一線城市家政服務人員的平均薪酬上漲了100%。你如何看待這一行業的飛速發展？
高欣：2012年，一些家政從業者告訴我，他們正在爭取一個星期休兩天。現在，很多地方的家政工已經實現了雙休。這個行業這幾年發展很快，有朝陽產業的感覺。當代中國人的生活節奏越來越快，不可能完全只靠家人就能搞定家里所有的事情。現在還出現了大量的居家養老問題，所以家政工會變成剛需。現在一些縣城包括鎮上都有家政公司了。
時代周報：從更長的時間維度來看，這幾十年家政行業經歷的較大變化是什么？
高欣：我個人比較強烈的感受是身份認同的變化。我曾采訪的一位西安的大姐，下崗后就做家政，現在已經轉做培訓老師了。一開始做家政的時候，家里人都不同意，覺得這份工作很丟人，尤其是她爸爸，以前是大學老師，好多年里都不承認女兒的職業。她自己死扛，非常努力，把這份工作當事業來做，但凡跟家政有關的培訓都去參加，包括學習早教。后來國家將育嬰師和家政服務員都列入正規的職業，她拿自己的“《家政服務員》國家職業資格初級證書”給她爸爸看，她爸特別高興。身份認同對家政工人尤其重要。身份被認同后，緊接而來的是工作被尊重，你這個人被尊重。相對的，雇主的態度、你的待遇、心情乃至整個行業，都會往好的方向轉變。
時代周報：現在月嫂是家政工里收入較高的，也更為專業。北京家政服務協會曾將家政服務項目細分為9類83項，就此發展下去，從業者的細分和專業化會不會成為趨勢？
高欣：我比較認同這個說法。在北京，現在護工這一塊已經開始慢慢出現細分的趨勢，療養院養老、居家養老都正在推行。一方面，市場需求足夠大的話，必然會產生細分，因為需求會更專業。另一方面，這個選擇是雙向的。隨著家政工人越來越多，大家的從業經驗越來越豐富，也肯定會慢慢總結出來自己比較擅長做哪一塊、喜歡做哪一塊，有一個自主選擇的過程，但目前，大部分家政女工還是在心里沒有太多概念的情況下就進入了家政業的。
《怒放的地丁花：家政工口述史》作者簡介：高欣，媒體從業者。具有新聞學、傳播學、社會學專業背景，長期關注社會民生，曾撰寫有關家政工人、建筑女工、罕見病病人、外籍新娘等社會群體的獨家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