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福園有機農莊主、高級國際商務師、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委員
我之所以決心將農業作為一項事業來做,是源于我自身的“先覺”與“先知”。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的身體對日常所吃的食物產生了一些不良反應。同時,我當時從事的職業也使我清醒地認識到,經過種植業的化學化與工業化、養殖業的集約工業化與生物工程化、食品加工業和飲料加工業的添加劑仿真化、餐飲業的連鎖快餐化和流通領域的超市化的共同作用,我們的食物已經發生了質的轉變。這兩方面的先覺與先知讓我開始反思,我們的農業、農民到底出了哪些問題以及我自己要做的事是什么。
在農業問題上,農業的本質是人類生活。但是我們的價值觀受政策影響發生了巨大改變,農業曾被當作懲罰性的工作。中國是農耕古國,現在是農業弱國,我們的糧油食品在一定程度上依賴進口;農業被資本所拋棄,與農業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房地產業和金融市場的火爆。在農民問題上,農民們在經歷了大食堂、工分的“大鍋飯”之后,農村改革又使農民吃上了土地的“大鍋飯”——只要是農村戶口,哪怕是剛出生的嬰兒,名下也一定會分得土地,這是農村出生公民的“特權”。但即使政府現在已經給出了優惠政策,許多農民仍不愿耕種土地;那些還在耕種土地的農民,離開了農藥、化肥后則根本不會種地。這都是農民被“弱智化”的體現。土地的大鍋飯究竟還要吃多久?仍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
面對這樣的現狀,我一直在反省“我該怎樣做”。我是一名北京市民,沒資格務農,租地耕種就是在侵犯村民的集體利益。但我為什么還要去做?因為在我的眼里,食物就是生命,當我自己的生命因為食物的變化而受到威脅時,我能否以我的生命為代價去進行試驗,如果因為我的努力而換取了政策的改變,使更多有意愿從事農業的人有機會做農業,那將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古人云:夫治生之道,不仕則農。普通人要有賴以生存的食物,國家要有優良的生態環境。但我們站在祖國的國土上卻要吃從國外進口的食物。我們是否可以將農業發展成為現代社會的“治生之道”?因為雖然時代發生了變化,但食物對生命所起的營養價值作用并沒有改變。
從投身農業的那一刻起,我開始努力摒棄一切社會關系,只做一名普通農民,因為我要走出的路是每一個農民——無論出身何地,都可以走的農耕生活之路。十六年來,我在天福園的實驗證明,我不僅養活了自己,還養活了這塊土地應該承擔的人群,并為所在地村民增收。天福園的有機農業實踐是我為我們這個農業大國、人口大國提供的一份農業生產可持續發展的建議。從這個意義上說,天福園并不屬于我自己,它是我們這個農耕民族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