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杭生：讓“包容”牽手“和諧”
時間：2011-03-04 13:33:13
來源：光明日報
3月，春回。中國進入一年一度的“兩會時間”。無論年輪如何增替，國計民生永遠是兩會聚焦的主題。去年歲尾，因為對民生的關注，對“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的渴盼，“包容性增長”的理念在中國迅速傳揚開來。怎樣前瞻而睿智地劃定一條普惠萬民、促進發展的道路，無疑是一種最大的智慧。在鄭杭生教授眼里，“包容性增長”這個“舶來詞”提出得恰逢其時，且深刻地契合了中國文化的精髓與傳統。
——編者
“包容性增長”,一個有色彩、有溫度的詞語。雖然聽起來很專業,但卻因為“包容”而溫暖眾生。
有人說,包容性增長是一個“舶來詞”。的確,它最早是2007年由亞洲開發銀行首次提出的。但在中國被廣大百姓所熟悉,得從2010年9月16日算起。就在當天,胡錦濤主席在第五屆亞太經合組織人力資源開發部長級會議上致辭,代表中國政府大力提倡、集中論述了“實現包容性增長”。
“包容性增長”對于中國而言,決不是一個簡單借用的外來概念。正像胡錦濤主席所說的那樣,“中國是包容性增長的積極倡導者,更是包容性增長的積極實踐者?！辈徽撌前菪栽鲩L這個概念本身,還是我們對這條道路的選擇與鐘情,都蘊含著豐厚的中國因素,閃耀著深遠的中國智慧。
中國文化對“包容”的崇尚其實早已存在。先從這個概念本身看起。“包容性增長”,汲取了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多門社會科學的成果。在社會學上,一直就有“社會包容”和“社會排斥”兩個相對應的概念。我們常說一個人被身邊人“看不起”,說他在各方面得到的對待低人一等,這就是社會學所說的“社會排斥”,也就是說,在社會意識和社會政策等層面上,占據社會主流地位的強勢群體對邊緣化的弱勢群體采取歧視性態度,施以不公平政策。相應地,所謂“社會包容”,也就是我們夢寐以求的“愛無差等”、“人人公平”。
這些與生活息息相關的概念被運用到經濟增長、社會發展中去,無疑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它為我們勾畫出一個美好的愿景:讓所有社會成員都能參與到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共享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消除社會群體之間的隔閡和沖突。這個共同的指向,讓我們找到了它與中國傳統智慧的結合點。
在傳統中找到“包容”的根須
有現代因素,也有傳統資源
在北京大學張岱年先生看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有兩個最主要的基本思想:一是人倫和諧;二是天人協調。人倫和諧是說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和諧共處,天人協調是說人與自然、社會與自然之間協調發展?！叭藗惡椭C、天人協調”,這堪稱中國傳統文化精華與核心的八個字,是我國提倡包容性增長的文化根基。可以說,正是在這片追尋和諧的文化熱土上,包容性增長的理念順利且迅速地扎下了根須。
如果說中國古人“和而不同”的追求與包容性增長一脈相通,那么時代演進到今天,中國又用“科學發展、以人為本”的現代理念與包容性增長遙相呼應。
中國人早已清醒地意識到,通過犧牲一方來使另一方得益獲利,正如一場沒有贏家的“零和游戲”,到頭來傷害的卻是雙方的利益。正所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有了這個認識,中國開始強調科學發展、社會和諧,而這種以人為本,全面、協調、持續發展的理念,就是通向雙贏互利,甚至多贏互利的最佳路徑。我們一直在思考,如何使我們的城市和鄉村、東部和西部、經濟和社會、人和自然攜手并進地共同發展?如何真正實現“民生為重,百姓至上”,更為合理地配置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而這些,也正是包容性增長最為本質的呼喚。
由此可見,我國強調包容性增長,并非單純的“拿來主義”,它既有中國歷史文化悠久的傳統根基,又有當今社會現實深層的時代內容。
剛性“治標”與柔性“治本”
重社會服務,也重社會管理
包容性增長究竟將對中國的社會發展、百姓的日常生活產生什么影響?我們先從現實情況看起。
從現在多發凸顯的社會矛盾看,從燃點多、燃點低的社會問題看,引燃這些矛盾的最粗的那根“導火索”是什么?毫無疑問,就是經濟發展的成果落實不到老百姓的民生福利上。應該說,這是最大的脫離群眾。老百姓得不到實惠或者只能得到很少的實惠,怎么可能保持和諧安定?現在確實有些干部舍不得把錢花在普通百姓身上,這是十分短視的。單靠剛性的手段來維穩,成本很高,收效甚微,甚至造成越維穩,群發事件越多的困境。這是因為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只是治標,而非治本。
必須轉換一條新的思路——既是治本的,也是柔性的。這就是增加民生福利,特別是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尤其是低收入群體、弱勢群體的收入。正因如此,五中全會強調“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確實,我們的勞動報酬只占GDP的37.2%,還不到40%,這與發達國家的60%以上差距太大,與我們自己1985 年的水平相比,也下降了差不多20%。當然,增加弱勢群體的收入不是平分,平均分配是另外一個極端,我們吃過虧,也要避免。
包容性增長的觀念,也貫穿在近期通過的《十二五規劃建議》中。
翻開《十二五規劃建議》第八節,可以看到,這一節從就業、分配、保障、醫療、人口、社會管理六個方面,對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進行了全面系統闡述。在我看來,這六個方面并舉,事實上是提出了一種“標本兼治”、“剛柔相濟”、社會服務與社會管理相結合的新型社會治理模式——前五條都直接涉及改善民生,涉及老百姓的安居樂業,涉及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的最大公平。它們對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帶有基礎的、根本的性質,主要是從治本的視野,從柔性的和社會服務的角度,來尋找社會和諧穩定的通路。而第六條,主旨為“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更多地表現出應對當前社會矛盾、社會問題、社會風險的性質,可以說是以治標為主的。這種生動體現包容性增長的社會治理模式的轉變,為中國社會健康發展開出了一劑良藥。
“中國智慧”的響亮回應
世界眼光,本土特質
在這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全球化時代,從來沒有孤立的變革。對包容性增長的追求,不僅適用于一個國家,更適用于整個國際社會;不僅要對現有的國際經濟社會秩序進行批判反思,更要提出建設性建議。由此,中國主張和實現包容性增長,也將對國際經濟社會格局產生深遠影響。
倡導包容性增長,實際上是對美國主導的國際分工體系的不合理性的批判,是對美國為首的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掠奪發展中國家的揭露,是對美國為代表的金融霸權統治下的世界經濟秩序社會排斥性的質疑,是對美國式生產和消費方式的警醒。中國倡導和實踐包容性增長,是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智慧,對國際金融危機后國際經濟體系變革做出的一種積極回應。它是有世界眼光的,同時又是有中國本土特質的;它是建設性的,同時又是反思批判性的,這種兼收并蓄、水乳交融的選擇,本身就是最大的智慧。
作者為中國社會學會名譽會長,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