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這一段時間內想重新好好研究一下納粹——國家社會主義的思想，它的起因和后果是怎么回事，因為它還有現實意義。現代法西斯主義是現代社會的，工業化以后的產物，跟過去皇朝專制有共同點，但是有區別的。
希特勒其人
希特勒出生卑微，野心非常大，并不是完全不學無術，他從歐洲的歷史里吸取了他所要吸取的經驗教訓。他經歷過非常窮困潦倒的生活，很了解底層老百姓的需要，但決不認為自己是他們中間一分子。他認為自己是天生德意志民族的救世主。他攻于心計，擅于利用時機，不擇手段，敢于冒險。他有非常高超的演講能力，在群眾中的煽動性很大，他最高的目標是復興大統一的德國，深信日爾曼民族是世界上最優秀的人種。【詳細】
希特勒上臺的經過
在那些反對民主制度的人最喜歡舉的例子，就是希特勒是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選上去的，這是誤區。納粹能得勢，的確是靠前面講的煽動，曾取得大批群眾擁護，但是希特勒正式成為國家元首不是靠民主選舉，而是在不斷破壞民主制度的過程中，靠陰謀詭計一點點把權力奪過來的。【詳細】
希特勒的納粹統治
一旦大權在握，希特勒做了些什么呢？首先是通過《紐倫堡法》，正式剝奪猶太人的公民權，以后對他們迫害逐步升級，直到種族滅絕，這是德國納粹的“特色”。以下講幾點有普遍性的： 第一，焚書坑儒。把過去許多優秀作品，主要是猶太作者的，但也包括其他自由主義的、啟蒙思想的書籍，都從圖書館以及人家中搜出來燒掉，敢不交的，一經查出就治罪；“坑儒”是就采取各種辦法，清洗和改造整個知識分子隊伍。他的“帝國宣傳部”權力大無邊，對出版、新聞嚴格管制，把本來存在的各種民間文化團體、行業協會等等全部由納粹黨掌控起來。【詳細】
法西斯專政的特點
我還想著重講一下法西斯統治跟過去的皇權專制有不同的地方，那就就是政教合一，人身與精神控制高度結合。過去的皇帝不出思想，不兼做哲學家。康德對腓德烈大帝說你做你的皇帝，我做我的哲學家，二者互不干涉。即使在中國皇朝專制時代，鉗制言論、興文字獄，但是價值體系是由讀書人來支撐的，是否符合圣人之教，解釋權威在碩學大儒，不是當朝皇帝。【詳細】
啟蒙的意義
領袖之所以成為神，靠的是有大眾對他的膜拜，如果沒有人拜他，他就不是神了。所以沒有經過啟蒙的民眾很可能成為法西斯的土壤。一個民族，如果沒有獨立的人格發展，沒有用自己的腦子思考判斷是非的傳統風氣，就很容易跟風。特別是在對自己處境不滿意，社會矛盾突出時，如果有人登高一呼，說我們的苦難都是由某人或某一類人造成的，跟著我打倒他，就可以得救，大家就很可能把他當做救世主，盲目追隨，做出喪失理性的行為。跟風這個劣根性在每個人身上都可能有。【詳細】
主持人李津逵：我們特別感謝資先生給我們講的課，我們眼界開拓了很多，大家又重溫到共產黨式國際主義，而人類的這種人性本身其實有很多東西很容易就能夠被另外一種邪惡的力量所操作，這些都會讓我們有很多的聯想，大家一定會非常會心當資先生講到上句的時候，那段遙遠的歷史對我們來說原來是如此的不遙遠，我們非常感謝秦教授在看到資先生題目的時候作為建筑學家他給我們準備了這樣的PPT，我們在第二節開始的時候請秦教授給我們講講法西斯建筑。
梁鴻（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文系教授）：首先我要表達對資先生的敬意，作為一位女性，如此優雅、敏銳，關注到當代緊迫的現實，是特別值得人敬佩的。我有兩點啟發：第一，用歷史關照現實。歷史的形成有一定的土壤，恰恰需要我們這一代去慢慢修理。之前我們總把希特勒看作歷史的腫瘤，認為他是一個怪胎，可以割除，實際上將他放到那個時代就不難發現，希特勒有生長的土壤，有群眾基礎和心理基礎，又有政治環境，還有那個時代德國的現實。我們的文革也不是群眾突然迷信了、變傻了，它是在一種制度和環境下誕生的，是在一個領袖一個信仰下的必然產物。第二，一定要回規到常識。我們所謂的知識分子都在探討歷史的生成，但很多時候我們缺乏常識性的理解，而是在支言片語里想當然地進行判斷。我們需要對歷史的邏輯進行追究，而不是作為既成的概念。如果缺乏歷史的經歷，又沒有一種溯源性，知識分子就很難保證有獨立的思想，永遠是在人云亦云。
張幼云（中國就業促進會副會長）：總體來說我是比較樂觀的人，但是談到現在中國下一步怎么辦，我就不那么樂觀了！您講到法西斯和啟蒙的重要性，如何進行啟蒙？我覺得啟蒙就是要掃除愚昧，從個人層面要掃除愚昧，從國家層面也要掃除愚昧。從您那里我能聽到真正發自內心的憂國憂民的心聲，我們如何真正推動這樣的啟蒙工作？正如你在香港說的，我們的教育再不改革，我們的民族都會退化！
王忠明（北京著名名家大講堂發起人）：您內心想的問題如此深重！知識分子是敢于對權利說“不”的人，您就是其中一位。您談到希特勒時，我就在想：我們人類是否已經智慧到能夠完全避免希特勒的悲劇呢？還有多大的可能性能夠永遠跟希特勒告別呢？這種動亂的因素是永遠尾隨著我們人類行進的嗎？這些問題讓我們不斷去反思，是為了讓我們更好地去面向未來。
李迪華（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副院長）：我關注“啟蒙”始于2005年，當時有一個特殊的環境，我必須同時面對來自全國各高校來的30—90位研究生，在與他們交流時，我遇到非常多的困難，慢慢地我發現我的學生們生活在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懼中，他們害怕失敗，害怕說話，但沒有人能說清楚為什么害怕。這種狀態讓他們沒有辦法健康思考，更不要說創新。從此我開始反思我們的教育，為了理解“啟蒙”，我讀了很多書。普世價值最早是德國人提出來的，我們一直在批判和抵制普世價值，覺得那種普世價值是生長在希特勒的土壤中，但正是靠普世價值，德國在二戰后經濟很快恢復。關于道德底線的普世價值已經成為社會的基本土壤，離開了宗教，他們的社會依然健康，沒有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垮下來。這種思考，讓我自己害怕，因為我有一個很沉重的發現，我們今天已經關上了所有通向文明的大門！可是我們還需要有未來。當然我又有更偉大的發現，歷史從來就不是大多數人來決定的，歷史是由少數人改變的。今天中國社會讓我感覺自信的是，還有像您這樣憂國憂民的人，還有來參加沙龍的學生代表！
宋俊嶺（北京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這次的城市思想者沙龍是在芒福德的高度上來闡述歷史，非常成功，我從中受到鼓舞。年初我寫過一篇文章“理性城鎮化從啟蒙開始”，我認為啟蒙是時代的主題，今天有諸多問題，其做法、觀念、說法是違背常識的。啟蒙說白了就是普及常識，當年美國也是這么問，第一次思想大崛起也有一個啟蒙過程。紅歌被打破，我們躲過一劫，您能把這個思想提到沙龍上來太好了！啟蒙的任務就是普及常識，我們能做什么？我們在自己專業領域里普及各種實事求是的真理和常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