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津逵：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主任研究員
主持人李津逵：今天的話題是我期待已久，就是李昌平老師、禹明善在河南信陽郝堂做的新農村建設的案例。
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一段故事，這兩個人同樣有精彩的故事。
大家知道12年前一本書曾引起大家的關注就是《我對總理說實話》，當時湖北一個鄉黨委書記李昌平給朱镕基總理進言，他說：“農民真窮，農民真苦，鄉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從那個時候起引起全國對三農的關注，之后李昌平同志開始研究，并付之行動。后來，他找到一個叫禹明善的好朋友，他們在一起把自己心目中的中國新農村建設的夢想付諸實踐。
而禹明善同志，他又是一個非常傳奇的人，他做過政府辦公室主任，做過發改委主任，做過科技局局長，他最后做到工會主席的時候，就全力以赴做“三農”了。他在信陽平橋區做綜合開發辦公室的主任，在一個特別場合認識了李昌平，兩人心心相惜，于是有了在新農村建設中特別精彩實驗。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有很多獨特的理念，就是鄉村應該是什么樣子的？在城市化過程中鄉村的命運會怎么樣？鄉村該怎么樣建設？下面有請主講人！
而禹明善同志，他又是一個非常傳奇的人，他做過政府辦公室主任，做過發改委主任，做過科技局局長，他最后做到工會主席的時候，就全力以赴做“三農”了。他在信陽平橋區做綜合開發辦公室的主任，在一個特別場合認識了李昌平，兩人心心相惜，于是有了在新農村建設中特別精彩實驗。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有很多獨特的理念，就是鄉村應該是什么樣子的？在城市化過程中鄉村的命運會怎么樣？鄉村該怎么樣建設？下面有請主講人！
主講人：
禹明善 (河南信陽平橋區綜合開發辦公室主任)
禹明善：非常感謝李老師和主辦方的邀請，讓我到城市思想者沙龍給大家介紹一下我們這些年在一個村子進行鄉村建設的一些做法。我是一個縣鄉的基層干部，我和李老師、金錫順老師和李昌平老師都是在一個論壇上認識的。城市思想者沙龍是一個平臺，可以讓我們相互傾聽，相互交流，獲取各自的資源。
禹明善：非常感謝李老師和主辦方的邀請，讓我到城市思想者沙龍給大家介紹一下我們這些年在一個村子進行鄉村建設的一些做法。我是一個縣鄉的基層干部，我和李老師、金錫順老師和李昌平老師都是在一個論壇上認識的。城市思想者沙龍是一個平臺，可以讓我們相互傾聽，相互交流，獲取各自的資源。
當時我們那里有一個公民社會論壇，從1998年起辦了10多年了，在這個地方認識了李昌平老師，包括我們郝堂村這些年的建設也得益于很多的專家。我記得金錫順老師在我們那兒講的題目是“偉大城市的理想”，使我很受啟發的是，我們平凡的鄉村，會不會因為有了理想，有了共識和行動，具備村莊美好憧憬而變得不平凡呢？而現實往往讓大家感覺不是這樣的。套用天下無賊一句臺詞，人心散了，隊伍不好帶了，這可能是中國，無論是農村還是城市的一個現實的寫照。那么，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呢？我同意一些老師的觀點，三農問題的根源是人心散了，土地、資金、人才要素的長期凈流出，建設新農村或者是三農問題的解決就是要考慮要素的回流，按照中央文件講，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新農村建設或者鄉村建設的辦法就是探求如何去促進土地、資金、人才這些要素返回農村的途徑和方法，不是說給農村錢就能把三農問題解決，給錢也要有方法，這是我想的，也是我要和大家介紹的一個方面。【詳細】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以養老資金互助社為切入點，重建村社共同體經濟，促進新農村綜合發展。我們以郝堂村為例來展開。
解放以前的郝堂是一個家族共同體社會，社會基礎是血緣關系和長幼差序，經濟基礎是族產加上族產經濟，每個家族有一個家族經濟，治理模式是家族共同體自治加鄉紳治理。
建國以后的郝堂是一個村社共同體社會，社會基礎是地緣業緣加熟人關系，經濟基礎是集體所有制加集體經濟，治理模式是村社共同體自治加黨政治理。
現在的郝堂或者說2009年我去郝堂的時候，郝堂是一個無主體社會，改革開放30年已經把郝堂搞的沒有主體。社會基礎形成了精英聯盟，農民在體系里顯得微不足道。經濟基礎是精英經濟加小農分散經濟，家庭經濟很微弱，農民必須到外面打工才能生活。經濟基礎決定了社會形態，治理模式是無主體自治，我認為就是紅的力量和黑的力量共治一個社會。無主體是導致鄉村問題的根源，比如農村有很多上訪的，水系、道路都沒有人管。【詳細】
現在的郝堂或者說2009年我去郝堂的時候，郝堂是一個無主體社會，改革開放30年已經把郝堂搞的沒有主體。社會基礎形成了精英聯盟，農民在體系里顯得微不足道。經濟基礎是精英經濟加小農分散經濟，家庭經濟很微弱，農民必須到外面打工才能生活。經濟基礎決定了社會形態，治理模式是無主體自治，我認為就是紅的力量和黑的力量共治一個社會。無主體是導致鄉村問題的根源，比如農村有很多上訪的，水系、道路都沒有人管。【詳細】
主持人李津逵：剛才聽了禹明善和李昌平給我們的分享，現在咱們先請廖曉義大姐給咱們做一個分享。今年第一期城市思想者沙龍就是寥大姐給我們做的，她從生態文明走向了社會建設，在她所實驗的地方樂和家園成為農民組織起來一種新方式。下面，咱們從廖大姐的角度來看郝堂的新農村實驗，看看高手眼中的高人是怎么樣的？
廖曉義（北京地球村環境文化中心創辦人兼主任）：謝謝這個沙龍！首先我不是點評的，為什么說我完全沒有資格來做點評呢？第一我沒有當過鄉鎮書記，第二我也沒有經濟學的背景。再這里我就是分享一下自己的感受。對我來講今天是一種特別系統的學習，有特別多的感受和體會。其中有兩點給我特別大的啟示，一個就是從經濟角度來切入，叫內置金融，這個概念對我們下一步樂和家園的推進特別重要，這一切入點、這一新的模式將成為突破我們瓶頸的一個方向。另一個城市如何向鄉村回流，這是非常關鍵的一個問題。【詳細】
主持人李津逵：我們國土資源部的副部長胡存智聽說今天的題目后也來了，我們從他的角度聽一下。
胡存智（國土資源部副部長）：今天沙龍的內容讓人聽了非常受啟發,我對這種思想的交流、討論，特別是這種實踐非常欣賞，而且非常贊成。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受，我對鄉村的建設、鄉村經濟并沒有太深的研究，但是因為我長期做土地方面的研究，土地研究就離不開城市，也離不開農村，而且土地問題與農村的關系更我今天聽了感觸很深，而且一下子感到原來自己一直在思考的問題好像有了新的理解和新的考慮方向。兩位主講者從不同側面談，一個從實踐的角度，另一個從方法、路徑整個系統設計的角度談，引起了我三個方面的思考。【詳細】
秦佑國（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我從農民角度說幾句，因為中國農村的變化我是親身經歷過的。
剛才廖女士談到留守兒童的問題，其實我小時候就是一個留守兒童。中國城市化造成留守兒童并不是今天開始的，幾十年前就有了。從1928年到抗日戰爭之前，很長一段時間上海周圍就在城市化，周邊農村的大量人到上海去了，孩子們就留守了。我們父母親都到上海打工，我就是留在農村跟著我的祖父母長大的，這個過程我經歷過。
中國農村最大的變化是土改。土改的時候我們家是貧民，一共五畝多地。土改確實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就是實現土地平均，把地主的土地給了農民，但我們用的是暴力方式的分配，沒收式的分配。這樣做的結果是把中國鄉村管理的基礎鎮壓了、消滅了。我很清楚地記得，我們村里的地主淪落到沒辦法時死了，兒子也跟著死了，這個家族就沒有了。我到過河北的一個民居，曾經是士紳的房子，雕梁畫棟，土改后分給大家住變成大雜院，所有的東西都毀掉了。這又是一個問題。但是耕者有其田沒有幾年，又合作化了，公社化。回想一下這段歷史，我們是怎么走到今天的？【詳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