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在城里干什么？我干得怎么樣？”這一系列的問題一直是困擾許多到城里被“城市化”的人的問題。7月27日，由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聯合舉辦的“《我的城市化》首發暨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研討會”在京召開，來自不同行業的領導、專家、學者和作者出席了會議，并就書中的故事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和交流。
原國土資源部副部長、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主任胡存智說，《我的城市化》這本書是我國城市化的一個縮影，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核心是在城市定居，只有“安居”才能“樂業”，才能對這個城市有歸屬感。
對當前我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胡存智認為應從三個方面推進：一是要放開城市建成區戶籍人口就地市民化；二是要落實完善城市非戶籍常住人口落戶政策，推動大中小城市聯動，放開、放寬落戶限制；三是要進一步弱化各種與戶口掛鉤的福利與政策措施，建議今后出臺的政策措施不再與戶籍掛鉤。
《我的城市化》這本書非常好！很多內容看上去雖然是各個作者寫的經歷，但實際上都反映出一件事——我們都是從農村開始被城市化的。我1978年到北京的時候，是一個學生，記得我結婚的時候所有的財產不超過200元，還是我老婆娘家資助的。
改革開放給我們國家帶來了一系列巨大變化，《我的城市化》這本書中談到很多，這些都如同在寫我們自己，所以城市化也是整個中華民族、社會的變遷。我們國家非常幸運，在快速城市化進程中很平穩，而且發展很好。實際上我們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在城市化過程中特別是農民工、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問題上，我們現在依然面臨很大的挑戰，這是我們需要進一步解決的問題，也是我們發展中的問題。當年，我在考察我國城市化的時候發現有兩個特點，我們國家城市化發展得很好，沒有貧民窟，但在墨西哥、巴西、菲律賓等國家，貧民窟卻非常嚴重，為什么？不是我們中國特殊，而是我們國家城市周邊的農民用自己“違法”建設的出租房屋，避免了我國快速城市化發展過程中的問題。我們國家宅基地早年只許自己用，不能出租，不能買賣，這是宅基地的特點。實際上城市周邊的農民用自己“違法”用地解決了貧民窟問題。
從我們所從事的實際工作角度看更清楚，我們所做的唯一貢獻就是沒有查處它。近十多年來，北京每隔一段時間會清理一次，如浙江村、大紅門等城中村清理了，結果搬到了唐家嶺，又清理了，再搬到后廠街……實際上我們通過一些柔性的解決辦法，解決了貧民窟問題，這可以說是我們國家特有的制度優勢。因此，我覺得我們在城市化過程中有很多值得繼續發揚、繼續發揮的制度優勢。
《我的城市化》這本書給我們介紹了一個個很鮮活的故事，而且這些故事的主人都是親身經歷城市化的個體，因此我們從這個角度，從社會的微觀主體——人的角度來看城市化非常實際、非常具體、非常生動。這本書我基本都閱讀了，特別是秦佑國教授的文章我看了兩遍，我在問自己，我們城市化的根本動力是什么？《我的城市化》這本書告訴我——我們中國城市化最根本的動力就是人民群眾追求美好生活的內在動力。農民為什么要進城？為什么不老老實實呆在家里？他想找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或者找一份收入的機會，進城以后能夠更好地發展，因為城市的條件比農村強，能夠有一個比較好的居住環境，以后為我們的后代，為他們的發展打下一個基礎，創造一個好的條件。想我自己也是這樣，我是個農村的孩子，當年考大學填報志愿的時候很狂妄，老師問我“清華大學你填不填？”我說清華大學是干什么的？他說是蓋房子的，我說蓋房子不去，他說科技大學去不去？我說科技大學是干什么的？他說研究科學技術，我說那我去。那時我是農村的孩子，什么也不知道，我父親也只念了兩個月的書，反正不識得什么字。別看我報考科技大學是為了搞科技，其實我想的更多的是我畢業之后能夠有工作。
只要考上大學我覺得就有飯碗、有工作了，就是抱著這個目的。現在有這么多農村進城的農民們，他們的子弟們，就是想追求美好生活。為什么要從農村流動到城市？不是專家們說的，勞動力從低價值的區域流向高價值的區域，那些人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價值、生產力，只知道到城里能賺錢、有工作，城里條件比較好，住得也比較好。
我們目前談城市化的時候要轉變一些思路。因為之前談城市化、包括《我的城市化》這本書，都把焦點放在農民工進城，然后如何融入城市、城市戶口、小孩上學、居住等問題上。
從人類文明發展來看，農村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經濟，城市是一個政權所在和商品交易的地方，這就有一個交通的問題，所以就有了路。例如，絲綢之路從秦漢就有了，絲綢之路上的蠶誰養的？肯定來自于中國，發端于中國。蠶農種桑葉養的蠶他吃了嗎？消耗了嗎？他穿了綾羅綢緞嗎？他們不吃、不穿，我們稱他為蠶農，他們養蠶出產的絲綢卻成為國際貿易的貨物。我們在這基礎上就可以想一想，這樣的農村難道僅僅是自給自足嗎？（編者注：秦佑國教授為此撰寫了《蠶種場的隨想——城市化的一種模式》一文，刊于本期《城市化》雜志第70頁）
從這里面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城市化難道都是農民進城去做城里工作就叫城市化嗎？現代技術的引進，改進傳統的農業，尤其是現代農業它本來就不是自給自足，它就是全球貿易中的一環，這就是我提出的城市化可不可以在當今進行振興鄉村呢？城市技術、資金都是可以下鄉的，其實前兩年就已經開始了“建設特色小鎮”。這些東西不是為農村的人服務的，而是為城里人服務的。這兩年李克強總理又提出要動員復轉軍人、知識分子、專業人員，還有城市的資金下鄉。
首先很高興看到《我的城市化》這本書出版，這是城市化委員會貫徹“以人為本”理念的一個成就。人的城市化應該是城市化研究的重要內容，我覺得這本書從方方面面反映了這個問題，這也是很好的范例、多種范例，應給予充分肯定，也是我們很大的一個貢獻。
另外，我已經87歲了，飽經滄桑，我1932年生，經歷了國民黨統治時期，1948年投奔到解放區，然后進入新社會。對于城市化我的體會是很深的，但是我很幸運，因為我一直沒有離開城市，但我的根兒也是農村的，因為我的祖父帶著我的父親從河北武清闖關東，第一站到了遼寧黑山農村，我叔叔這一支還在農村，把他評為貧農。為什么我能夠脫離開農村呢？因為我父親后來學會計，參加了東北軍，到了吉林，我家就落在長春，我就生在長春，一直沒有離開城市，后來進入首都。
我來參加研討會，原因有二：第一，我也是農村出身的；第二，我原來研究方向之一也是農民工市民化，當時還做了一個國家社科基金課題，“農民工市民化障礙與途徑”。大概在2006年，我帶人回我們村做了一個調研，也寫了一本書《村域經濟視角下的農民收入與支出》。我很想做第二次調研，因為我們村現在幾乎沒有人了，我十年前回去的時候，村里人平均年齡快40歲了，中位數年齡現在快50歲了，我過年回去的時候都怪恐怖的，村里空蕩蕩的沒有人，我想我們城市化和老一代傳統農村的衰落可能是同一個過程。
江蘇地區的城市化，這是一個非常理想的模式，但是我們大多數地區包括山東很多地方也沒有做到。我想江蘇也主要是蘇南，蘇北還是大量人口在外遷，大量人口遷移到城市里面。這是一個大浪潮、大時代。
《我的城市化》算是一本案例集。我們下去做調研的時候也是附上好多案例，我覺得大時代、大浪潮當中的命運沉浮在這里面表現得特別好。我甚至覺得這種白描式的記錄可能幾十年之后，你翻來再去看，它的意義比我們寫的那些不咸不淡的學術論文可能更有歷史的記錄價值。
城市化是一個非常耳熟能詳的話題，而且中國很幸運，因為中國經歷了世界上最平穩、最和諧的城市化歷程。就世界范圍來看，所有的國家在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都伴隨的是社會融合性。例如，當年就有一個德國青年被他父親派到英國管理家族的商場。他因為愛上了一個紡織女工，所以接觸到了英國最底層工人階級生活，他為此寫了一本書叫《英國工人階級社會現狀》，他和另外一個德國青年寫了另一本書，就是《資本論》，他就是恩格斯。他經歷了整個英國社會工業化和城市化中的歷程，見證了社會被加劇的過程。
美國在工業化過程中發生了“五一”工人大罷工，使得“五一勞動節”由此而來，法國在城市化進程中有一個很有名的典型故事，就是奧斯曼計劃，也就是城市更新計劃。奧斯曼不是巴黎的規劃局長，也不是建設局長，而是法國警察局長。我們知道，在城市化推進的過程中是什么樣的力量推動社會的改變。
奧斯曼計劃就是要拆掉城市里臟亂差的貧民窟和彎曲不直的街道，修建筆直的花園大道，建立花園小區，配套公共設施，讓整個城市生活品質上一個臺階，這些詞我們可能都很熟悉。但是當時要由一個警察局長來推動城市的更新，而我們知道城市的底層和游民詩人和左派在街道里面壘起堡壘，跟政府對抗，抵抗拆遷。
我與城市化確實有緣，因為我是學醫的，之前就被邀請參加過霧霾對城市、對人體傷害有關話題的研討會。
這之后也跟城市化特別有緣，我經常閱讀《城市化》雜志。因為我們學醫的可以說知識比較局限，從上大學到現在從醫30多年了，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在不斷學習醫學知識，因為知識在不斷更新，以前上大學那些課本到現在能用的幾乎很少，所以業務負擔也比較重，平時接觸社會化知識確實很少。但是我從城市化這本雜志上豐富多彩的內容中汲取了很多知識，也對城市化非常感興趣。曾經《城市化》也約我寫過一點這方面的文章，我真的沒有想到咱們搞得這么有聲有色，有這么重大的意義，我確實感受很深！海納百川，一個專欄匯聚成《我的城市化》這本書，這本書的出版發行，既是“以人為本”城市化進程中的真實記錄，也能為未來城市化的發展提供重要的參考價值。
首先非常感謝各位領導、各位專家今天蒞臨這個會議。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些文章是如何從最初一個雜志的欄目，到今天編輯成書的過程。
《城市化》雜志從2008年1月創刊，一直希望通過欄目的設置、內容的組織從多個層面去宣傳報道國家在城市化領域的重要事件、熱點話題，客觀公正地記錄中國城市化的發展軌跡，給中國的城市化留下一點可以追蹤的歷史記錄，起到一點資料價值的作用。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一方面對國家在城市化方面頒布的法規政策、取得的各種成績感到興奮，同時也對如何反映“人的城市化”這類感性的內容感到困惑，畢竟人是城市的主體。城市發展的主要動力在于人與城市的和諧。城市建設的主要目的也是為人服務。一直以來，《城市化》雜志得到了社會各界人士的關心和關注，例如，吳文媛院長就是其中的一位。
2012年9月24日，吳院長專程從深圳來到北京，與雜志社同仁就如何辦好雜志深入探討，其中她提出開辟“我的城市化”欄目，談及開設這一欄目的初衷，身為城市規劃師的她當時特別動情地說：“每個城市無非是在不同階段下要求雷同的項目而已，我們設計出的城市本身與我們的工作一樣乏味和重復。直到有一天我們認真關注生活在其中的人，他們的故事和城市建設年鑒的對照瞬間暴露我們在建設目標上的心口不一，他們的故事讓這個城市的面貌有了依據和時間坐標，也讓我找回了工作的樂趣和意義。”
我們當時看到《我的城市化》初稿的時候就覺得這書稿跟一般做城市、做案例或者做其它方面有很大不同，書稿都是以人為主，而且是正面選取人物，基本涵蓋了社會上各個階層的人，有大學教授、城市白領、農民工、大學生等，所以我們從編輯的角度來看，這個書給我們的感覺是內容非常豐富。
從內容來看，每一篇文章的溫度又是非常強烈的，因為每個人都是寫自己，寫“我的城市化”，寫“我”如何進入城市，“我”在城市如何生活的，寫自己的親身經歷。所以每一篇文章是有感情的，而且這些感情是非常真摯的，每一篇文章都是非常有溫度的。
在編輯當中，得到了編者很大的幫助，這52篇稿子都是他們精選出來的。從出版、編輯角度來說，幫我們省了很大的心，因為我們拿到的稿子是成熟的。我們覺得每一篇文章都會受到不同的啟發、感動。這是我們在編輯當中最大的感受。
現在《我的城市化》這部書出版了，作為出版社，作為編輯來說，我們準備后期做好營銷推廣，讓這本書能夠在市面上讓更多的讀者接觸到，因為這本書涵蓋的讀者面是很廣的，適合各個不同的階層、讀者群，很好把這本書推廣出去，這本書可讀性非常強，它的故事性是有的，人物形象可通過文章感受出來。所以怎么把這本書營銷推廣好，讓更多讀者接觸到這本書是我們接下來工作的重點。
城市是人類文明的標志。“城”，權力集中并設防的地方；“市”，物品交換、貨物貿易的地方。貨物運輸和人員流動要交通，就有了路，陸路、水陸。“絲綢之路”，秦漢即有，運送貨品是絲綢。絲綢是種桑養蠶的產物，種桑養蠶的是農民，但蠶農并不吃桑吃蠶，也不穿綾羅綢緞，他們不是“自給自足”的農民，是依賴“市”和“貿”的農民。
南京大學建筑學院魯安東教授及其團隊在蘇南發現一類“蠶種場”的民國時期建筑，具有被動式的溫度、濕度、通風的精確控制，引起我很大的興趣。2015年應魯老師之邀，我寫了“蠶種場隨想”。本篇算是“續篇”吧。
一
養蠶業發端于中國，絲綢一直是中國人引以驕傲的遺產。但到十九世紀末，受到采用現代蠶業技術的日本的挑戰。當時一些有識之士建議成立蠶桑學堂，引進現代技術。1897年杭州知府林啟創辦杭州蠶學館。其第四期畢業生《申報》總經理史量才1904年創辦上海女子蠶桑學堂。還有河南、云南等省也建立蠶桑學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