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來到城市是為了生活，人們居住在城市是為了生活得更好。”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如是說。而“城市安全”無疑是美好生活的最大基礎，也是最重要的公共產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歷了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成效最顯著的城鎮化進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城市正變得更發達、更繁榮、更包羅萬象。與此同時，隨著城市運行系統日益復雜，社會變革逐步加深，城市安全風險也在不斷加大，各種風險深度交織、相互纏繞。如果防范不力，就可能釀成重特大生產安全事故和重大經濟損失。尤其是近年來，一系列突發性的惡性事件頻頻上演，如何盡快提升城市安全風險治理能力和應急管理水平，已成為當下亟待補足的一大短板，也是高懸于頭頂而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2019年1月8日上午11時17分，北京市西城區宣師一附小校內，一勞務合作校工為發泄不滿情緒，持日常工作用的手錘在課間將20名學生打傷，其中3人傷勢較重；
2018年11月22日中午，遼寧省葫蘆島市建昌縣第二小學門口，一男子因夫妻矛盾輕生厭世，駕駛一輛黑色奧迪逆行沖撞過路兒童隊伍，造成6名未成年人死亡，18人受傷；?
2018年10月28日10時08分，重慶市萬州區一公交車在萬州長江二橋橋面與小轎車發生碰撞后，墜入江中。據調查，事故原因為乘客與司機激烈爭執互毆致車輛失控；
2018年10月7日下午，四川達州南城升華街一處路面出現塌陷，4名路人瞬間被吞沒。就在消防官兵和救援人員全力救援時，又發生了二次塌陷；
……
加強城市風險防控體系建設已成為黨和政府以及社會各界的共識。黨的十九大首次將“安全”作為新時代人民生活的基礎指標之一，與“民主、法制、公平、正義、環境”一起，作為保障人民生活的必要基礎。去年1月7日，中辦、國辦印發《關于推進城市安全發展的意見》，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以城市為載體就安全發展問題專門發文。這也標志著我國城市安全進入系統化、規范化管理新階段，為加強城市風險防控體系建設提供了科學依據。
亞里士多德有一句話：“人們來到城市是為了生活，人們居住在城市是為了生活的更好”。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歷了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成效最顯著的城鎮化進程，城市發展波瀾壯闊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諸多成長的煩惱也在困擾著我們。一些城市安全基礎薄弱，安全管理水平與現代化城市發展要求不適應，不匹配，不協調的問題日益突出，需要我們加以分析研究，并探索解決途徑和辦法。
高度重視城市安全發展中不斷增加的風險點
歸結起來城市主要風險點包括：
1、城市規模不斷擴張給城市安全發展帶來的風險，隨之產生交通擁堵、生態環境質量下降、極地熱導效應增強、自然風險加劇等一系列大城市病。
2、城市密度給城市安全發展帶來的風險。高密度不僅僅帶來了繁華，還會帶來交通擁堵、公共設施不足、生態環境困擾、熱導效應、面對災害時疏散通道和急救設施超負荷等諸多問題。“911”事件提醒我們高密度的人口讓恐怖分子更容易實現控制目標，2003年SARS病毒蔓延也與高人口密度有關。
3、城市形態給城市安全發展帶來的風險。例如，我國普遍存在攤大餅式發展模式，當疫情、傳染病、自然災害、事故災難來臨時，城市與赤壁之戰當中曹操連環船何其相似！
4、城市成長速度快給安全發展帶來風險。一些基礎設施陳舊落后，功能區風險點集中，立體交通安全風險大，城中村和城鄉結合部安全基礎脆弱，應急能力與發生災難災害嚴重程度，復雜情境和實地救援要求不相襯。
5、地震、洪澇等自然災害給城市安全發展帶來風險，且成因復雜性，結果有沖擊性、相互的連鎖性、影響的持續性。
深入研究城市安全發展當中風險點產生的原因
城市安全發展中風險點產生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方面:
1、城市建設缺少統籌安全規劃。主要是內容分散，各項目之間不夠協調，部分與重點行業發展規劃相配套安全基礎設施無法協同推進。
2、相關部門間缺乏有效的溝通機制，尤其是職責重疊部分，或者空白地帶最容易成為患點。規劃許可安全許可各行其是，關聯性不足，責任落實不到位，難以實現高危行業建設項目在安全方面源頭把關。
3、社會公眾安全意識淡薄。相較于國際經驗，我國相關組織單位、城市市民參與力量、風險管理能力不夠強，積極性不夠高，每一個人都應該成為城市的安全責任者。
隨著人口大量流動、產業高度集聚、高層建筑和重要設施高度密集、軌道交通承載量嚴重超負荷，再加上極端天氣引發的自然災害、技術創新中的不確定性等，許多過去的“城市問題”、已經演變成為“城市風險”，這對城市經濟和社會發展，對人民的生命財產構成極大的威脅。
同濟大學城市風險管理研究院院長、原上海市交通委主任孫建平認為：風險防控已經成為我國當前和未來城市管理的重中之重，或者說壓倒一切的根本問題。城市，尤其是特大、超大型城市，必須將更多的精力聚焦到風險的預防、事先控制及系統治理上來，聚焦到科學務實的城市風險防控體系建設上來。
為此，孫建平在2018年11月23日舉行的2018城市風險管理高峰論壇上發表主旨演講。他說：習近平總書記最近談到民營經濟發展時說“民營經濟面臨市場的冰山、融資的高山、轉型的火山”，聯系到我們的城市風險管理研究，也要邁過這三座大山——風險的“火山”，理念的“冰山”，技術的“高山”，但我還要加一座山——市場的“金山”，危中有機，城市風險產業未來潛力無窮。
跨越風險的“火山”
城市安全是最基礎、最重要的公共產品，但隨著中國城鎮化大踏步前進，經濟快速發展，社會深度變革，城市傳統風險和新型風險交織，實際上保障城市安全、規避風險，已經成為一個大課題，對主政者而言，為官一任，執政一方，必須要跨越城市風險這座“火山”。
孫建平指出，城市風險防控體系建設，必須建立在科學的定位之上。綜合中央層面對安全發展的科學定位和戰略舉措，我們作出以下判斷：
——城市安全應成為最基礎、最重要的公共產品。
——基于城市安全的風險防控，是確保城市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確保城市生活更美好的最重要的基礎工作。
——城市風險防控體系建設，應該是基于城市安全的系統性、規范性、制度化建設。
融化觀念的“冰山”
孫建平強調，從城市安全管理來說，目前首要突破的是觀念問題。
具體來說，構筑城市風險防控體系，應按照城市治理的社會、市場、政府三個維度來思考，不能頭痛醫頭，腳痛治腳，要構筑體系、搭建平臺、創新機制。那么，如何構筑城市風險防范體系呢？
公共衛生是城市風險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傷害預防與民眾息息相關。
一直以來，說起艾滋病人們都為之色變。然而從全球來看，是哪種原因導致人類死亡更多呢？其實，傷害所導致的死亡遠遠高于艾滋病、瘧疾。而且，傷害所導致死亡的，基本都集中于青壯年人口。這無疑令人痛心，而針對傷害所導致的死亡，干預效果非常顯著，且只需要投入少量資金。
社區干預投入少、效果好
全球信息里面有關于自殺的統計數據。自殺在2012年排在前15位，2030年預計會下降到16位，全球對于心理健康干預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另外，也有跌倒所導致的死亡數據，2012年排在21位，2030年會上升到17位，跌倒主要是發生在兩個人群，一個是學齡前兒童，一個是老年人，老齡化對于跌倒傷害是很大的挑戰。
基于社區開展傷害預防有很多優勢，在世界各國都是這樣。在我們中國，說起社區來通常指的是一個街道、一個鎮。在國外，比如日本，一個社區相當于一個市，在韓國一個社區至少是一個區，就像韓國首爾區，他們是以區為單位開展工作。這種優勢體現在是小政府，政府可以承諾，可以整合資源。
交通方面可以和交警部門合作，火災方面可以和消防部門合作，學生方面可以和教育部門合作……社區是老百姓居住、生活的地方，在這個層面發動百姓參與也最接地氣。
在社區層面，可以用主動干預和被動干預相結合。什么是主動干預？就是強調人的行為改變。一旦發生事故我們會強調是人的原因。其實有時候從學科角度和全球經驗來看，被動干預比主動干預效果還要好。舉一個例子，對學齡前兒童，你主動干預，讓學齡前兒童自己掌握風險辨別技能，這很難做到。我們給他提供一個安全環境，這就是被動干預。當我們設計這個城市，設計兒童娛樂空間、居住空間、學習空間時，一定要站在他的角度設計，要適合他年齡段和認知程度空間，社區也很方便營造安全文化，因為每一個社區成員，他在這個社區都是有歸屬性。這個社區當中，他會比較容易形成安全文化。
現在，全球比較公認的傷害干預措施有四塊：環境干預、工程技術干預、宣傳教育干預和立法執法。最近世界衛生組織又強調，所有的干預一定要進行評價，如果沒有評價，你就不知道干預效果是不是有效，不知道干預是不是有針對性。甚至是在設計干預措施之前，就要有一個評價。比如，你社區主要傷害問題是什么？假如跌倒非常高發，就要分析一下這種高發傷害背后原因是什么，然后看到底要采取哪一種干預措施，是采取環境、技術、教育，還是立法方式，不管采取什么措施，都要結合當地具體情況，要本土化。
一個越南鄉村溺水發病率很高，當地在兒童基金會資助下開展調查，對溺水案例進行分析后，發現河道橋梁是溺水高發場所，這個地方沒有路燈，騎車人夜間很容易發生溺水事故。于是給橋梁裝上護欄，非常簡單的措施，也不用花費很多，但溺水事故大幅度下降。還有一個案例，那里的居民家里面有儲水池子，還有挖的井，原來上面沒有蓋子，小孩不小心就會掉進池子和井里面，后來基金會資助他們，有開口裸露的地方加上蓋子，溺水死亡率就大幅度下降。在環境改善的時候不一定要高大上，一定要切合當地實際情況。
中國職業安全健康協會副秘書長、世界衛生組織（WHO）國家安全社區認證中心委員陳文濤多年來一直致力于社區安全風險防控與治理研究實踐。他與合作者提出了我國社區安全建筑方法與居住路線，推動并指導我國內地100多家社區成為世界衛生組織認可的國際安全社區。他認為，安全社區建設是完善基層應急管理體制機制的重要途徑。
以基層應急救援遏制事故傷害
社區是社會的細胞，是各類危險源的所在地，也是各類災害的主要承載體。意外傷害的受傷者在受傷后5分鐘內給予救命性措施，傷后30分鐘內給予醫療急救，18%到25%的受傷者的生命可以得到搶救或避免傷殘；在一些大地震中，主要的還是靠自救；越到基層發生事故的第一現場，事故傷害的時間限制越會成為應急救援成敗的關鍵因素。
突發事件能否在第一時間得到有效處置，取決于社區的應急管理能力。當前，社區的應急準備不足是共性問題，公眾不執行，無監測預警。而救助時間是救助成功的決定因素，所以，需要加強以社區為基礎的醫療急救網絡建設，制定社區應急準備的指南，強調應急管理以社區為中心。
居民生活在社區，主要的安全感是從社區來的。開展安全社區建設，是通過跨界合作來減少傷害和死亡，增強社區居民的安全感，達到更高的生活標準。
WHO提出在全球推廣安全社區模式，積極倡導通過安全社區和安全促進活動開展事故與災害預防工作。實現安全健康的目標需要個人、組織和社區共同努力，并在不同的社會層面展開，包括國際、國家、部門、地方、社區。最重要的基礎工作是在社區開展。國外不叫安全城市而是叫社區，因為最主要的核心就是在社區。
1989年，瑞典社區成為全球第一個被世界衛生組織認可的國際安全社區。2018年全球已有400多家安全社區，其中中國大陸有108家。安全社區是什么概念呢？以建立一套跨界組織和程序，聯合社區有關機構、志愿者組織、企業和個人共同參與事故傷害預防和安全促進工作，持續改進實現安全目標的社區。強調社區公眾積極參與并在事故傷害中起主導作用，通過社區文化政治等方面作用，實現安全保障的目標。
重慶萬州22號車上十幾條鮮活的生命，被兩個情緒失控的男女帶到長江去，類似的遭遇我們在公交車、飛機、高鐵……都有可能面對。
“躁動的當下迫切需要一場心理重建”，這是我們研究群體情緒管控這一課題的首要原因。我們每一位都有切身感受和體會：不論年齡、性別、職業，也不論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幾乎每一個人都受到過焦慮、煩燥、抑郁、冷漠等負面情緒影響。所以有人說當前“戾氣叢生”，全面焦慮似乎正成為社會病。
城市公共安全需要做好危機狀態下的群體情緒管控
聚焦公共安全和城市風險管理這個層面上，其實我個人認為所有的風險無非是兩種，一種是物的風險，一種是人的風險。如何管理人的風險？人的心理問題，是社會安全和城市安全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所有的風險帶來的影響是三個層面：
第一，心理影響。生命和財產損害，包括人員的傷亡，會導致情緒失控。傷害一個人造成的恐慌是一家人，最后可能導致社會層面影響。當社會負面影響不斷累計疊加，后果有時是不可估量、有破壞性
的。9年前深圳市龍崗區一個民辦學校五年級女孩，某天放學莫名其妙在自家門口吊死了，他父母是湖南來的打工人員，他們召集了500位湖南人抬著尸體去學校鬧事，有關部門只好現場花錢把500人一個一個請回去。這件事背后的邏輯關系就是心理問題。
我覺得在城市風險中，人的風險更重要，其中情緒風險更重要。不做好危機狀態下的群體情緒管控，維穩、城市公共安全都會有大問題。
這些年人的情緒風險，對工作安全和城市管理造成的沖擊已經越來越大。2018年5-8月份，滴滴車連續發生兩起滴滴順風司機奸殺案，兩個司機有一個共同點，他們是城市務工人員子女，小時候是留守兒童，大了是民辦打工子弟學生，以后變成城市邊緣人，他們成長當中造成嚴重經歷問題。十年前我是深圳市教育局專門負責民辦教育工作者，接觸很多打工子弟，一定要在這一部分人群當中做好心理建設。
最典型的重慶萬州公交車墜江案，打司機的是處于更年期一位離異婦女，沒有穩定工作和固定收入,司機是人到中年夫妻分居，和母親弟弟擠一起過日子，他最喜歡自己唱歌，最喜歡唱《再回首》。這兩個人應該都有嚴重心理缺陷，是有著情緒風險的社會元素，這兩個元素由于某一個小的事件誘發，導致了15條生命墜江的慘劇。我分析，估計司機猛打方向盤時，腦子里可能有一句話：“老子跟你同歸于盡”。這不是個案，從2016年到2018年，各級法院正式立案、上升到刑事案件的公交車沖突223起，這是一個大概率社會事件。
人心是最難測的，人心是危機之源。要建物理和法理隔網，更要注重情緒的梳理防護。管子曰：心安是國安也，心治是國治也，心安心治是治身內圣，國安國治是治國外王，二者究其實乃一體。人心不安如何能城市安、國家安？這個問題講到多大都不過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