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的心中，深圳是中國的特區、是一座新城，只與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歲月有關，而似乎并無歷史可言。事實真的如此嗎？
日前，在深圳市南山區圖書館，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理事、資深研究員、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主任李津逵，以人類文化史的視角梳理出深圳在文明史中的位置，并提出對未來深圳發展方向的思考。
第一階段：農業文明的邊緣
在深圳市東南部大鵬半島有一處咸頭嶺文化遺址。1985年至1989年，深圳博物館在大鵬咸頭嶺發掘遺址627平方米，發現了新石器中期的文化遺存。1992年，北大古代文明中心李伯謙教授稱，“咸頭嶺遺存有不同于其他文化的鮮明特征”，提出將珠三角地區同時期命名“咸頭嶺文化”。根據碳十四測定的數據，該遺址應距今6000年至7000年。
當我們的祖先做著精美陶器的時候，同一時期，也就是公元前7至6世紀的地中海，希臘人已經建立起了城市。當時，米利都學派的創始人名叫泰勒斯，他有一天晚上走在曠野之間，抬頭看著星空，卻掉進了腳下的坑里。泰勒斯這個仰望星空的人，就是標志著希臘智慧的第一個人，被稱為“科學與哲學之祖”。
古希臘人奠定了哲學基礎。在古希臘前后兩百多年中，政治、經濟、法律、音樂、文化、戲劇等全面進步。而且，古希臘奠定了整個自然科學的基礎。這個基礎是什么呢？我們要研究一個問題，先要把基本的概念厘清，比如什么是點？什么是面？然后把使用的邏輯約定好，比如等量加等量其和相等。最后還要約定好研究的場景，過兩點做且僅做一條直線就是說約定我們討論的是三維平直空間。這樣一種以概念、公理、公設為基礎，然后邏輯推演的過程就叫“公理化體系”。牛頓就是用公理化體系建立了力學。
10月23日，港珠澳大橋在萬眾矚目之下開通。這一世紀工程不僅在世界級的跨海通道建設方面堪稱“奇跡”，對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城市化進程，實現一體化融合發展意義非凡。
承擔打造國家經濟增長極的重要使命
港珠澳大橋跨越伶仃洋，東接香港特別行政區，西接廣東省珠海市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總長約55公里，是“一國兩制”框架下粵、港、澳三地首次合作共建的超大型跨海交通工程。
它的建成通車大大縮短了粵港澳三地的時空距離，對粵港澳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的形成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時空的一體化必將帶動區域的城市化進程，大大降低了運輸、時間成本，讓區域內物流、人流乃至資金流、信息流快速流動。對區域經濟和城市間協調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在綜合運輸、經濟貿易、旅游觀光、人文交流等多個領域融合發展，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這一重大國家戰略提供更多空間。
說到國家戰略，粵港澳大灣區的工程早已在國家頂層設計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說：“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重大國家戰略，港珠澳大橋是粵港澳大灣區內聯結三地、促進互聯互通的一項標志性的交通基礎設施，使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如虎添翼。”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既承擔了打造國家經濟增長極的重要使命，也是港澳拓展發展空間的重要契機。
港珠澳大橋工程是粵港澳大灣區的先導工程
據說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的終極目標是把大灣區打造成世界級的灣區。要成為中國乃至世界的重要經濟增長極，交通基礎設施不可或缺。港珠澳大橋的開通，為大灣區建設成更具活力的世界一流城市群提供了無限可能。
不可否認，與國際成熟灣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有其特殊性：粵港澳三地體制、經濟、法律制度及文化之間不同，政府和居民思維方式、辦事程序、生活習慣也不盡相同，難免會因差異產生沖突，成為三地在未來深度融合發展中的障礙。
如何在堅守“一國”之本的前提下用好“兩制”之利，尋求最大公約數，把制度差異轉化為制度優勢，構建穩定、有效和可持續的三地合作發展環境及協同決策體系。這成為人們所關注的話題。
以“增進健康福祉，助力協調發展”為主題，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近日發布的《中國城鎮化進程中的醫療服務研究報告》（下稱《報告》）指出：完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與推進城鎮化進程相輔相成，是以人為本推進城鎮化戰略的基本要求。應加強對農村人口和流動人口等重點人群的大健康干預，推進服務均等化，完善服務供給，構建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基本醫療保障體系，完善多層次保障體制。
兩億多農民工難以公平地享有基本醫療保障權益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盧邁認為，當前，我國處于并將繼續處于快速城鎮化進程之中，預測2035年，城鎮化率將超過70%。醫療衛生體系的建設與完善是推進城鄉協調發展、實現高質量城鎮化的必然要求。提升城鄉居民在醫療衛生領域的獲得感，是以人為本推進城鎮化戰略的基本要求。通過投資于健康保障勞動力質量，有助于加速新型城鎮化建設，增強經濟增長動力。
盧邁表示，伴隨城鎮化深化，醫療衛生領域的矛盾和挑戰呈現出新的特征：工業化與生活方式變化帶來部分健康影響因素惡化；健康服務需求增強，而供給不足；城鄉資源配置差異擴大，服務可及性不高；醫療保障存在壁壘，有待繼續完善。
總體而言，城鄉之間的健康不平等狀況有加劇跡象。快速城鎮化形成了“城鎮戶籍居民、農民工、農民”三元結構，但由于我國目前尚未建立起根據常住人口配置基本公共衛生經費的財政保障機制，導致兩億多農民工難以公平地享有基本醫療保障權益。
靈活就業職工漏保現象日益突出
在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主辦的《報告》發布會暨研討會上，中國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震說：隨著人口流動常態化，沒有雇主或雇主不明確的就業越來越多，使得企業職工醫保漏保現象日益突出。
靈活就業比例的上升為城鎮醫療職工保險帶來可持續性危機。王震調查發現：中國目前每年城鎮職工醫療保險減少人數達4000萬人，其中1000萬是退休或去世造成的正常減少，其余流失的3000多萬人原因及去向不明。其原因在于，目前中國的社會保險制度十分依賴城鎮職工的雇主和雇員關系，“繳費是由企業來代扣代繳的，整個征收成本都很低。而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民工流動成為常態，且雇主不明確，部分農民工可能缺乏繳費意識或繳費途徑，造成參保率走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