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和深圳市綜研軟科學發展基金會發起主辦的“2018綜研基金·中國智庫論壇暨綜合開發研究院北京年會”于6月9日在京舉行。深圳市綜合開發研究院是全國25家國家級智庫之一，今年北京年會的主題是“改革開放40年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本次高端學術論壇，旨在為內地、香港、澳門專家學者、業界代表搭建交流與對話平臺，針對新時代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挑戰與機遇等熱點話題進行研討，為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深度融合發展提供智力支持。
論壇回顧了改革開放40年廣東珠三角與港澳互動發展、合作發展、協同發展的經驗，展望新時代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前景及其在“一帶一路”建設、創新驅動發展模式探索、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等國家重大發展戰略中的責任擔當，探討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基本策略和有效途徑。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主持年會，他在作主題發言時建議:粵港澳大灣區能不能就叫中國大灣區。他表示，大灣區本身不是一個地方的事，是一個重大的國家戰略。現在國外很多投行直接用中國GBA（Greater Bay Area）來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因為用英文表達廣東、香港、澳門大灣區（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有點長，為了通俗易懂也理應成為中國的大灣區。
今年大灣區即將公布規劃，這確實是很重大的事情，它在五個方面有重要意義:
第一，港澳關系。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對港澳的政策，為港澳地區提供新的發展空間。
第二，有關城市化。中國14億人口，是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的這么快速的一次大的城市化。隨著城市化的深入、大城市群的發展，粵港澳大灣區也面臨各種問題，特別是住房空間有限的問題等。
第三，進一步開放。中國面臨進一步開放的問題，下一步怎么開放，自貿區、自貿港怎么搞等等。大灣區是兩岸三地、三個制度、三種貨幣，怎么結合，怎樣進一步開放，都非常重要。
第四，體制改革。中國改革開放40年，我們一直在征程上，40年是一個重要的節點，今后怎樣改革，粵港澳大灣區具有重要意義。
第五，科技發展。中國的科技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我們要從以學習為主向自主研發為主。大灣區有香港的大學科研實力很強，有深圳現在中國高新科技產業發展的排頭兵，有東莞、中山這些制造業的強市，這樣一個區域組合起來，對中國的高新科技和產業的下一步發展都有意義。
所以今年我們的年會集中研究粵港澳大灣區的方方面面，這些問題跟中國現在面臨的各方面問題息息相關。
改革開放40年，中國從1978年當時GDP的總量占世界總量11.8，現在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們確實感覺到了國家穩步前進的步伐，看到了中國制造的全球影響力，體驗著身邊日新月異的變化，改革開放40年也改變了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成為一段洪鐘大鼎的中國故事。
2007年在第九屆全國政協副主席陳鼎華同志的倡導下，由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寶鋼集團、華僑城、廣核集團、招商銀行等8家單位捐贈，依托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為平臺，共同發起成立了以軟科學命名的公益性基金會?；饡劳芯C合開發研究院這一平臺，共同資助公共政策研究以及成果出版，基金會將繼續助力國家軟科學的發展，為提升中國國家軟實力貢獻力量。
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了港澳與內地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的遠大目標，對國家經濟社會進一步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力。希望本次論壇能夠為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建設提出充分的意見和建議，為促進粵港澳地區深化合作提供理論支撐。
從城市化的角度，把大灣區規劃為大都市圈，是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這一年來的研究重點。
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近期即將公布，應明確發展成為一個世界級的都市圈、城市群。其中通勤就是最重要的標準，應當推動空港、高鐵、城軌、地鐵的有機銜接。粵港澳大灣區人口預計將達1.2億，空運資源的開放、機場之間的關聯和銜接需要暢通，不應該是一個一個馬鈴薯似的城市，而應是通勤非常高效、很方便的城市群，要按照大都市圈的角度去規劃?，F在主要的軌道都是行政區劃，高鐵和城軌之間的連通非常不夠。珠三角鐵路的密度是全國最高的，但是連通可能是很差的，沒有連通，效率就非常有限。
要減少粵港澳地區的流動限制，促進要素的雙向流動。比如港澳居民在內地的同等待遇問題，香港、澳門的朋友到深圳開微信、使用微信支付都不方便。類似的問題還涉及就業、社保、醫療、保障等方面。
要建立粵港澳大灣區自由貿易區聯盟，促成港澳和廣東省三個自貿區的全面對接。
大灣區本身不是一個地方的事，是一個重大的國家的戰略?，F在國外很多投行直接用中國GBA（Greater Bay Area）來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因為用英文表達廣東、香港、澳門大灣區（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有點長，為了通俗易懂，建議就叫中國的大灣區。整個大灣區要有高層的協調機制，制度的協同非常重要，否則光靠地方很多問題是解決不了的。
十多年前，我和綜合開發研究院作了兩個項目，一個是深港共建國際大都會，一個是廣東和香港怎么做一個世界級的都會區。
國家層面馬上就要出臺大灣區的發展規劃，昨天我在廣州出席了一個促進珠三角聯通的項目封頂儀式，一家民營企業投資50億，在廣州東部做了一個樞紐中心，底下有9根軌道，其中兩條高鐵軌道，有兩條城鐵軌道，到東莞、到深圳的城鐵，還有若干地鐵軌道。這是自下而上的項目,不要政府一分錢。而且請的是日本的設計，因為日本最擅長搞這種大規模的TOD。民營企業能夠匯集形成這樣一個大規模交通樞紐，所以我說廣東真是了不起！
我和綜研院也曾建議在前海搞類似的交通中心，這個項目連續三年進了總理的工作報告，但是至今沒做成。現在有可能重新撿起來，因為深港的西部未來需要大規模的綜合運輸系統。
突破中等收入限制，要轉型，要升級，就是要有這樣的巨型的項目。它涉及到民生，能夠促使更多的要素在內部流通、跨城市流通、跨境流通，真正把城市群、世界級的都會區立起來，沒有這樣的項目就沒有世界級的都會區?；浉郯囊龀墒澜缂壍囊涣鞯亩紩^、一流的大灣區，我們還有很大的空間要發展。
粵港澳大灣區具有擁海、抱灣、合群等基本特征。灣區跟一般的沿海區域最大區別是:沿海的岸線是一維的海岸線；灣區是在有限的空間內聚集了更多的港口、城市、園區、產業和人口,為人口、產業和城鎮的聚集提供了獨特的環境；灣區沿岸融合打造布局了一批城市群，相互之間的聚合力強、經濟聯系密切。
灣區經濟有五大基本特征：擁有強大的產業集群帶;擁有的經濟核心區，一般呈現多圈、多核、疊合、共生的經濟布局的形態；三是完善的經濟交通的網絡，都市聯運程度已達到較高水平;四是薈萃科研教育機構和創新型國際化的領軍人才；五是腹地的大小決定了灣區發展的后勁和潛力大小，這個腹地不光是空間上，更取決于灣區在經濟聯系上對其他地區的輻射和帶動。
粵港澳大灣區在改革開放、全球要素配置、多元包容發展等方面，對“一帶一路”合作要起樣板展示和引領作用。一國兩制、三種語言、三個關稅經濟體，這種獨特、多元化、靈活多樣的體制機制優勢，在世界都不多見。如果這個優勢不整合好，就變成了松散、分割，反而成了劣勢。要素的高效配置、自由流動，是灣區經濟競爭力的非常重要的前提條件。粵港澳不同的發展模式、不同發展的體制機制，形成了一個互補的錯位發展的產業體系。在這方面如何體現多元和包容，不光事關一國兩制的生命力和制度的優越性，而且對于中國“走出去”與“一帶一路”合作,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啟示。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出臺以后，更關鍵的還是在于一步一步的制定分階段的路線圖和時間表，相信它必定會對中國國內區域經濟發揮非常重要的支撐作用。
粵港澳地區的城市空氣質量在國內來說相對較好，但與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十年之內難以追上。2017年大灣區11城市PM2.5年均值，最好的是香港每立方米22微克、澳門26、深圳28。深圳要降到20以下，三年之內難度很大。11城市2017年垃圾2588萬噸，是生態環境中最大的難點。
大灣區水資源十分豐富，“9+2”城市有1萬多條河流，其中153條黑臭水體,香港的55條河流無一條黑臭水體；整個海岸線1500多公里，有7個灣，都是局部劣IV類，越靠近岸邊水質污染越嚴重,夏季高溫時水體發臭。日本東京灣，基本上是一類海水和二類海水。
大灣區要堅持“藍天行動”，在治理目標、措施、力度、執法上突出“協同”二字；在管理機構、統一措施上，需頂層設計，盡快采取減排措施、改善能源結構，進行整體的環境承載力研究，使空氣質量、近岸水質等達到或接近三個世界級灣區水平。
受污染的河流是包袱還是資源？韓國首爾1960年代發展工業的時候，漢江沿岸都是垃圾、工棚，到1958年加上蓋了，上面跑著車，2003年把蓋子拆掉，恢復河流生態。這個例子最適合廣州、深圳等城市。如果把河流治理好，就是景觀、資源，而不是包袱。
深圳過去12年間，經濟人口增長污染物是下降的。經濟總量和人口的持續增長，與主要污染物排放下降是可以實現的。
如何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粵港澳大灣區？這個灣區一是人多，二是發展還不夠，因此有更大的發展潛力?；浉郯拇鬄硡^的建設應該具有中國特色，體現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引導區域發展，構造一個更好的區域發展格局。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合作的中國特色到底是什么？應該是在中央政府統籌布局下的區域合作，它服務于國家新時期現代化戰略總布局和安排，要注意協調發展、共享發展，帶動大灣區之外的地區實現共同發展；要建設一個和諧而又有活力，相互競逐而又能實現社會團結的地區，而不是說相互搶人才、搶這個搶那個；要使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五位一體”統籌考慮。
建設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大灣區不僅僅是經濟總規模多么大、人均收入有多高，最核心的就在于你在產業鏈條上到底處于什么地位，能不能在關鍵環節上處于主導地位。要圍繞中國現代化所需要的關鍵技術和高端制造業展開合作，還要把中國制度和文化因素融入現代化過程中,要考慮人的因素，以和合精神，地區之間真誠地合作。要為發展中國，特別是人口密集地區持續高質量發展提供可參考的路徑。
粵港澳大灣區要跟國際先進的規則接軌。特別是香港自由貿易港的建設是國際高標準的，有很多成功之處。盡管深圳的GDP規模現在已經超過香港，但是在國際上的影響力遠不及香港，我們對此應有清醒的認識。所以通過開放，更多的要倒逼國內的改革。我覺得練好內功是首要任務，重心是做好九個地區、九個模塊之間的協同發展，不要把重點放在用我們的體制機制去整合這個“2”，我覺得那恰恰是一種倒退，是一種開歷史倒車。我認為是未來的工作重點，應該是借力，當然也給港澳創造了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因此可以實現協同發展。
國內體制機制的優勢在于政府的規劃引領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如果予以本位主義，往往會滋生重復建設，形成一個個馬鈴薯似的城市，互相之間不能產生協同效應，因此規劃引領是必不可少的。
要進一步挖掘創新對經濟一體化發展的推動作用。深圳的科研機構、大學等跟香港、北京、上海沒法比，但是它有體制機制的優勢。所以，不僅僅是區內，區外全國范圍內的資源整合，乃至全球范圍內開放性的科技創新平臺的合作至關重要。
要采取科技創新和金融創新雙輪驅動，推動大灣區的生產要素有機整合、自由流動。大灣區的金融合作，要作出一個樣板，未來空間是巨大的。建立和完善一種多元化、多層次的金融服務體系，滿足于企業的多元化的、多樣性的融資需求，滿足老百姓多樣化的金融消費和投資需求，這是一個核心命題。
粵港澳大灣區具備了擔當中國全球科技創新中心角色的初始條件，廣東的創新平臺和產業配套腹地、深圳的應用產業創新能力、香港眾多高校優質的科研水平、健全的產權保護體系等，形成良好的優勢互補。
創新是非常復雜的，如果僅僅靠國家規劃、大量投錢能解決的，像芯片問題，中國早就解決了。創新有個死亡之谷，從大學到企業規?；a應用,中間有溝壑。關鍵是要形成協同、開放的創新生態系統,而這通常很難：如果讓一個單位主導，其他單位都不愿合作;如果沒有單位主導，就沒有責任主體。
要修補制造業創新鏈，包括最新的基礎研究、概念驗證、實驗室試制、原型制造、生產條件能力培育以及生產效率，六個環節中間斷層比較大，要通過粵港澳的實踐，把這個鏈條彌補好。
要改善中小企業創新的“生態位”，培養中小企業自主發展的環境生態。一些顛覆性的創新往往源自中小企業，有些大企業反而會阻礙技術進步。
京津冀、粵港澳和長三角都爭當世界的創新中心，但會有分工，粵港澳大灣區可能更偏向于產業鏈條最后的制造端。對技術人員、工程師的培養很關鍵，要拋開所有大學生都去寫論文、做實驗的觀念，強調工程師精神，解決工科院校理科化現象。
借鑒日本“母工廠”概念，建議把粵港澳大灣區建成制造與工廠集聚區。通過創新在母工廠把技術磨合好，再沿“一帶一路”復制到世界各地。
粵港澳大灣區對標紐約、舊金山和東京灣區，要在“一國兩制”下，實現高水平的產業協同合作，讓生產要素和生活要素能夠做到便捷、快速、有序的流動，通過一種經濟上的整合把“9+2”變成一體化的產業群和共同生活的家園。
要做到真正意義上一體化的共同生活圈，涉及很多政策、福利的跨境協調。比如從深圳去香港、澳門，跨過一條小河，手機就變成國際漫游了。國際漫游費涉及到兩邊不同電信公司的利益，想取消必須協調很多具體問題。
還有重大基礎設施的共建共享共用。比如大灣區每個城市垃圾處理都是難題，珠江口有很多離島，行政上屬珠海市管轄，如果大灣區能夠共同選一個無人的離島，在上面建大型的垃圾焚化發電設施，各個城市都把垃圾運到島上統一處理。大灣區能否不局限于一城一地來思考包括垃圾處理、機場、港口等在內的重大基建的布局的問題？
大灣區需要智慧地利用好“兩制”的優勢，科技創新也要做到“兩制”優勢疊加，既享受香港自由港的優勢，包括低稅制、人才進出自由等,同時又能承接深圳的高科技產業基礎，直接和珠三角的制造業對接，把灣區真正變成世界一流的核心區。
推動粵港澳灣區城市群合作，一個重要課題就是生產要素自由流動。三個不同關稅區的人流、物流、資金流，如何能夠達到自由流動，是必須打通的關節。比如灣區城市使用三種不同貨幣,是否還要不停的兌換？澳門有澳門通、香港有八達通、廣州有羊城通，能否把這些卡合在一起叫灣區通或粵港澳通？一卡就可通行，避免了很多兌換。
港珠澳大橋馬上就要通了，創造了粵港澳合作的新方式：籌建初期，粵港澳三方成立了一個叫三地聯合工作委員會，負責制定一系列的政策規劃；到執行層面，三方共同組建港珠澳大橋管理局，負責大橋的管理；大橋現在公布的投資是1200億，三地按比例出資、分段建設；三方共同組建股份有限公司負責大橋通車之后的客運……
這種三地共同組建管理局、共同出資、共同營運的合作方式，值得推廣。如香港澳門缺水，購買的是廣東省的水。三地能否共同成立一個叫粵港澳供水集團，共同出資、共同管理？供電、垃圾處理也類似。如果公司化運作，我們把三地委變成董事會，管理局變成主管部門，共同出資，最后營運，醫療、安老，這些問題都可以解決。
現在香港和廣東有一個粵港合作聯席會議，澳門和廣東也有粵澳合作聯席會議，但是一年只開一次會，遠遠不夠。必須在國家高層的主導下成立一個三地合作的部門，不斷地處理日常的問題，打通粵港澳合作的關節和障礙。
粵港澳大灣區是落地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依托,是落地東盟10+1自貿區發展的重要橋頭堡,是實現創新型國家建設的重要載體。廣東的出口占全國三分之一左右，深圳是全國創新模范城市，創新強度現在達到了4.1%，全國最高，一般歐洲國家的創新平均強度是2.4%，廣東是2.6%?；浉郯拇鬄硡^的產學研聯系得比較緊密。
發展粵港澳大灣區，應該統籌領導，做好頂層設計。建議能夠成立高層領導掛帥的領導小組，有效整合各方資源。
大灣區“9+2”城市應因地制宜，發揮核心競爭力。我們可以有多元中心，但要做好中心與外圍的關系。廣州、深圳、香港和澳門四大中心城市，應加強外溢作用。四個區域應發揮各自的競爭優勢：香港在國際金融、服務貿易、咨詢方面，全球名列前茅，需要繼續發揮優勢；廣州是文化中心，交通樞紐，商貿中心；深圳是科技跟創新中心；澳門珠?？梢园l揮旅游業；佛山、中山、江門、東莞、惠州可以向高端制造業發展。
三是培育高端制造業的產業集群。廣州的汽車產業、東莞的電池，深圳的無人機等，各有特色，每個地區都應發揮自己的核心競爭力。
四是打破有形、無形的貿易壁壘、提升市場化水平，實現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充分自由流動。
40年前，隨著蛇口的開山炮響，中國告別了封閉狀態，擁抱了世界經濟。珠三角從海防前線，變成中國最發達的地區，深圳也從小漁村變成中國的一線城市，GDP超過香港，同時成為中國制造業的高新區和產業基地。
40年后，中國經濟又進入一個新階段，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國改革開放新的里程，它應運而生，承擔了很多責任和義務。
粵港澳大灣區勢在必行，不僅僅事關本地區的發展，也是國家的一個重要戰略，是中國經濟在新的階段中用更高層次的開放擁抱世界、擁抱國際化。
20年前，深圳引進外資主要是制鞋廠、制衣廠、箱包廠、玩具廠，1980年代深圳最高技術企業是中華自行車廠。40年后深圳變成一個創新的城市，深圳的經驗告訴我們，它的創新不僅僅再是技術的創新，是制度的創新。大灣區的核心也應該是制度的創新，比如港珠澳大橋就是“一國兩制”前提下制度創新的一個實踐。大灣區不僅要作為一個經濟成功的故事展現在國人面前，還應該作為體制創新、捍衛全球化的故事展現在世界面前，這是大灣區的戰略意義。它是世界含義上的故事，這是中國在更寬豁的胸懷、更高層次的擁抱全球化。
港澳自由貿易港，按照習近平主席在海南建省30周年講話中，他說自由港是最高的開放層次，如果珠三角和港澳相結合，這是在體現最高層次的開放，這是在擁抱世界。特別是現在世界正處在全球化和去全球化的糾結之中，中國以更高層次的開放來擁抱世界，這就是世界意義，這就是大灣區給我們傳遞的信息。
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代表：大灣區改革發展瞄準的是世界一流的城市群，我們在資源雙向流動過程當中，怎樣更合理地推動人的流動？比如內地跟港澳的人員流動，涉及到戶口問題、體制問題、機制問題，粵港澳大灣區里面的雙向流動，會不會提上議事日程？
侯永志：大灣區畢竟是中國版圖的一部分，這個區域首先是開放的區域，除了對世界開放，更重要的希望是對全體中國人開放。這里面就涉及到公共服務制度的設計問題，比如在大灣區上社保，要考慮到人員自由往來流動的問題。我理解這是一個系統工程，不能只從一個點上來看。包括農民進城，一定要跟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的增長相適應，如果不相適應，就可能會出現印度孟買那樣的貧民窟。大灣區城市群里，至少貧民窟現象不要出現，我覺得這都是一個大的課題。
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學者：怎樣促使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科技創新中心？
侯永志：這是談怎么聯合創新的問題，現在各地都面臨這樣的問題，尤其是在跨區域創新方面。京津冀協同發展里有一個專門制定的文件，來推動京津冀協同創新的問題。協同創新我們喊了很多年，就是怎樣把創新資源更好的統籌使用。
由市場來配置人才、資源，是一個方面，我覺得現在這個階段還需要政府去推動，在資源的統籌利用方面，形成重大創新發展，可能還是需要政府去推動。事實已經證明，現在很多的重大創新，如果只有企業，企業往往是不愿意去做的。
我們要分析國家現代化戰略的需要，分析現有的區域的能力，再把現有能力的分析和國家的需要相結合，從政府層面鎖定一些重大的領域，然后通過專項來解決這個問題。我覺得我們現實的路徑是：通過一些重大技術創新的項目來統領資源的創新，政府提供一定的支持。就像我們搞兩彈一星，搞航天的一些工程，我們要從這里面學習很多經驗。
中國新能源電力投融資聯盟代表：參考日本、美國經驗，如果煤電比例降不到50%以下的話，空氣質量的改善基本不可能。粵港澳大灣區在未來還要引領中國長周期多方面的改革，在能源結構轉型方面，諸位有沒有一些想法或者規劃？
劉忠樸：首先從深圳來說，深圳的能源結構在全國是最優的，清潔能源、新能源占比80%以上，深圳現在只有一座電廠是用煤的，一年大體300萬噸，其他7個電廠都煤改氣了。第二，廣東省能源結構中，煤炭使用量越來越低，這都有規劃。在新能源使用上力度較大，比如深圳的公交全部都是電動。核電、風電、太陽能等在廣東省和長三角所占比重，和京津冀比，都是比較高的，所以在能源結構上會越來越接近三個世界級灣區的結構。
新華社瞭望智庫研究員：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過程中，深圳的定位是什么？每個地方都在討論要素流通，人、財、物，打破區域制度等等，這些問題每個城市都需要解決，深圳要怎么做？
劉忠樸：深圳的定位，一直在探討，最終還要看國家規劃的定位怎么表述。人們對某個區縣某個城市的定位，可能與實際發展是不相符的。這個灣區誰是龍頭，最終要看實力、看發展、看影響力，不是規劃定了廣州如何、深圳如何、香港如何，而是現實發展如何就是如何。
整個大灣區“9+2”，這40年靠什么發展？市場的作用、競爭的魅力。深圳作為科技產業創新，更應該注意發揮市場的價值，市場規律的作用，所以深圳要尊重市場規律，尊重創新規律，尊重競爭規律。所以未來我認為要保持生命力，深圳應該走這個方向。最近這段時間，在大灣區上，各個方面從政府的角度去審視，去提思路。政府方面是要有所作為的，但我個人認為，政府在大灣區的發展中必須要有邊界，哪些是政府可為、必須為的，哪些是不能過界的，政府要尊重市場規律，要發揮市場主體作用，我想這個方面更應該關注研究。
曹遠征：過去我管過深圳，但是我當時根本想不到深圳是今天這個樣子，任何規劃要有前瞻性，并不代表現實，特別要尊重市場規律、尊重競爭規律。大灣區最后融合發展的形態，我們現在難以想象。洛杉磯地區88個城市連在一起，叫做大洛杉磯地區，倫敦、東京、紐約都是這樣，很難說哪個城市占了主導地位。我想象的大灣區是一個聯合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