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面臨著30年未有之大變局，許多傳統經驗都不管用了。
對于飛速發展的中國而言，城市化的主旋律似乎是增長，除北上廣深外，一些調研報告和新聞報道把成都、杭州、重慶、武漢等15座二線城市晉級成“新一線城市”；但容易被人們忽視的是：有些城市正在收縮，東北地區收縮城市已經連成了帶狀。擴張與收縮并存，成為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獨特現象。
當我們把飛漲的房價、節假日擁擠的景區、公共系統不堪重負的“大城市病”等等，歸罪于中國人太多時。經濟學家馬光遠卻對人口增長的下降趨勢憂心仲仲：2017出生人口1723萬人，比2016年減少了63萬人，比國家衛計委在全面兩孩子政策實施之初最低預測少了整整200萬，比日本的出生率還低。
部分專家甚至推測，到2100年，中國人口消失一半。關于“中國人口形勢雪崩”的網文，今年1月一度成為熱搜。這些觀點是否浮夸，尚有待論證和實踐檢驗。但在當前中國城鎮化尚未完成的情況下，如果人口生育率持續過低，的確可能導致人口紅利提前終結，并帶來老齡化等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
“21世紀最重要的是人才”，2017年初武漢打響“搶人第一槍”，目標是留住150多萬在校大學生，避免他們畢業后“孔雀東南飛”，并通過打“校友親情牌”向海內外廣納英才。很快各地紛紛出臺各類優惠政策，開啟“搶人模式”：天津有“海河英才”計劃，海南有“百萬人才進海南”新政，西安放寬投靠直系親屬限制，石家莊、長春、鄭州、合肥、長沙等多地還發布了購房補貼政策。這一輪人才“軍備競賽”中，降低落戶門檻成為各市人才引進政策的普遍特點。
“搶人新政”促進一些城市常住人口大幅增長，例如杭州2017年常住人口增長了28萬，幾乎等于2011-2015年的總和；西安僅2018年3個多月增加30萬人，而天津更戲劇性，一天有30萬人競相落戶……
本輪搶人大戰的背后，與中國當前面臨的城市化新階段休戚相關：
隨著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城鎮化快速發展過程中伴隨的局部收縮現象近幾年逐漸引起學界的關注。大數據調查顯示：2007～2016年間，中國有84座城市出現了“收縮”，東北地區收縮城市已經連成了帶狀。
國家發改委城鎮中心智庫副理事長、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專家顧問喬潤令近日指出中國城鎮化進程中相當多的城鎮在收縮：“十年間有一萬多個鄉鎮和街道辦事處的人口密度在下降，不僅有大量的‘空心村’，現在又出現了大量的空心街道辦和城市了。大數據顯示，中國的人口整體上在向東南部壓縮。城市收縮現象的被發現，對我們認識城市的發展、城市的分化，特別是房地產的起伏、土地的再利用都具有非常大的意義。”
“鐵銹帶”與“白人群飛”現象
?
國際上城市收縮現象的研究始于德國，1988年德國學者H?u?ermann和Siebel首先提出“城市收縮”一詞，用來描述城市發展過程中長期存在的人口大量流失現象。最著名的收縮城市群在美國的鐵銹地帶（Rust Belt）。19世紀后期到20世紀初期，美國中西部因為水運便利、礦產豐富，成為重工業中心，鋼鐵、玻璃、化工、伐木、采礦、鐵路等行業發達。匹茲堡、芝加哥、底特律等工業城市也一度空前繁榮。自從美國步入第三產業為主導的經濟體系之后，這些地區的重工業紛紛衰敗。很多工廠被廢棄，廠房機器漸漸布滿了鐵銹，因此被稱為鐵銹地帶，簡稱銹帶。
如今“鐵銹地帶”已經泛指工業衰退地區。德國政府資助項目Shrinking Cities證實：全球范圍內人口超過100萬的450個城市地區，總體上失去了原來人口的十分之一。
論原因，首先是經濟結構的調整，老工業基地集中反映了聚集經濟的缺點，比如土地和勞動力的高成本和新增業務空間的缺乏。同時，技術創新也使得企業越來越自由，交通和資源對區位的影響力下降，越來越多的企業搬出了老工業基地。這些大規模的經濟結構改變，造成了歐洲地區的“去工業化”，美國的“銹帶”也屬于這一情況。
在一些城市悄然出現收縮現象的同時，19個國家級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正在形成新的增長極。今年有報告評出了成都、杭州、重慶、武漢等15座二線城市銳意晉級“新一線城市”。在“規避中等收入陷阱”、“劉易斯拐點”是否提前到來的爭論中，考慮到中國人口的年齡結構不容樂觀，這些新一線城市希望在未來的城市競爭中獲得足夠的人口紅利空間。
國家中心城市和“新一線城市”之爭
關于對中國城市一二三線的劃分，《城市化》雜志記者向多位專家學者求證，得到的回答是源于民間，并非官方說法。學者馬光遠說：“把中國城市分成一線二線始于何時，采用什么標準，是誰提出來的，居然是個謎。”
而隨著房地產市場的火爆，把城市劃分成一、二、三、四……線，這種通俗劃分法，逐漸深入人心，被很多人看作房地產投資的參照系。
早在15年前，記者曾經從一些4A廣告公司處了解到：很多國際品牌的廣告投放數量和額度，根據各城市的商業繁榮程度和消費水平來區別對待。比如北上廣是一線城市，是跨國品牌的廣告重點投放區；杭州、天津等次繁榮地區，被列為二線投放城市；而中部城市當時發展速度落后于沿海地區，于是跨國品牌投放廣告時，一度把部分中部省會城市與拉薩等劃入四線甚至五線地區。
武漢房地產近三年一直呈牛市，有的中介還“開創”了買樓要交幾萬甚至數十萬“茶水費”的奇葩做法。在“新一線”城市中，武漢最早開始“搶人行動”，但記者調研中發現，大多數武漢人并沒有把房價上漲歸罪于“搶人新政”；有的經濟學家認為武漢樓市此前一直被低估，眼下的上漲是回歸正常價值。
作為高考大省的湖北，武漢戶口顯然不能吸引“高考移民”，在升學上的附加值，遠不及天津等城市。武漢要搶人，或者說武漢戶口的價值，在于人才能夠找到自身的發展空間，即通常所說的“感情留人、事業留人”。
于“辛亥首義之城”武漢而言，2017是改革力度空前的一年，多項改革創新在全國產生示范效應：實施“百萬大學生留漢創業就業計劃”、“百萬校友資智回漢工程”,開展“馬上辦、網上辦、一次辦”改革，創設招才局、網上群眾工作部”……
這一年間，武漢用創新和全面深化改革，大力招攬人才。2017年武漢市GDP增長8%，五年以來首次高于湖北省增長速度，這與武漢大力實施的“人才計劃”不無關聯。
一個城市的光榮和夢想
武漢成為中國近代工業的發源地，清末張之洞任湖廣總督時在武漢大興“洋務運動”，“漢陽造”武器是中國近代工業第一品牌；作為辛亥革命“首義之城”，“武昌起義”城頭一聲炮響，結束了中國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三鎮之一的漢口，是近代著名的對外通商口岸，20世紀初，對外貿易額僅次于上海、位列全國第二；新中國第一和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武漢也是中國八個重點建設城市之一……
正式成為“新西安人”四個月后，向華（化名）坐在長安區新家的陽臺上，回憶起今年春節前后遷戶口的火爆場景，仍然感覺恍如一夢。2月初的戶籍大廳內人潮涌動，驅散了冬天的寒意，那是西安落戶風暴的高峰期，日落戶量超過300人，后來甚至達到8000人。
她對《城市化》雜志記者說：“剛才給你發了兩篇關于西安落戶和搶房的消息，寫得挺夸張。但事實上就是挺夸張的。這些我都經歷過。”
放寬落戶政策被普遍認為是西安在這一輪地方人才爭奪戰中的一招妙棋。2017年春天，西安市政府出臺《關于進一步吸引人才放寬我市部分戶籍準入條件的意見》，規定西安對全日制普通大中專院校學生集體戶口放開，降低技能人才、投資納稅人的落戶條件。
這個人才新規，不論在學歷、年齡，還是在居住年限等辦理條件上，相比于同一人才競爭場上的武漢、重慶、成都，西安市門檻更低且更平易近人，一時風頭無兩。
此后的改革，一方面繼續降低戶籍準入門檻，另一方面不斷簡化落戶手續。落戶政策一年半以來多次變化，“史上最寬松”不斷被刷新下限，前所未有。
“那幾個月像按了快進鍵，政策一下子放得很開”
向華2000年畢業于河北某大學美術專業，她和班上男同學喜結良緣，一起到北京打拼。生了女兒之后，她辭了公司的美術設計工作，在網上接一些設計活，成為SOHO一族兼半全職媽媽。她先生在一家設計公司當講師。
湖南省會長沙在本輪搶人大戰中，沒有爭先，也并不落后。這個有著獨到魅力的中部城市，以自己的節奏在吸納人才。長沙別具一格之處在于：省委黨報的社論連續痛批樓市亂象，長沙市政府鐵腕穩定房價。湖南官方聲音認為：長沙房價高企的根源癥結，并不是供需矛盾，而是炒房投機行為作祟。并強調：政府有能力穩住房產市場價格。
長沙史上最嚴厲的“6?25”樓市新政
6月19日，《湖南日報》大篇幅批評長沙樓市亂象，稱其“調控政策前后不一，強化看漲預期”。然后又連發四篇社論強調：“如今，房價高居不下、市場投機盛行，老百姓不高興、不贊成、不答應。這就說明，我們在這一領域的工作有不到位的地方，離群眾的要求還相距較遠。”
該報將此現象類比為“新中國成立之初，一些不法資本家試圖通過囤積居奇、哄抬物價、擾亂市場秩序，挑戰新生的人民政權”。
據了解，湖南省委某主要領導此前曾親自暗訪長沙樓市，對不少亂象頗為震驚、震怒，嚴令整頓。于是省委機關報強勢發聲。
6月25日，長沙市政府在加強房地產市場調控的通氣會上定調：“當前長沙房地產市場調控的主要矛盾不是供需矛盾，而是炒房與反炒房的重大斗爭。”當天，長沙出臺了《關于進一步加強房地產市場調控工作的通知》，被業內人士稱為全國最嚴厲的“6?25”樓市新政。
圍棋講究先手和后手。在“搶人大戰”中，武漢、杭州等城市占了先機，但天津作為緊鄰京畿的直轄市，遲遲按兵不動，卻以潛龍出谷、一瀉汪洋的磅礴之勢，憑籍后發制人之舉，幾天之內超過百萬人申請落戶津門，創造了城市搶人大戰的高潮。
最近一年來，陸續有35座大城市放寬了引進人才的限制，但沒有一座城市像天津這樣火爆。即使是搶人大戰中一路領先的西安，也不過是在今年前 4 個月內完成了 30 萬人的落戶。
有人說，天津市政府可能低估了自己的戶口含金量；也有人說，“5?16”新政之后，天津不斷給落戶政策打補丁，此舉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
但有學者認為：天津此舉，表面上露怯示拙，卻表達了天津對人口增長和人才的饑渴。天津的做法，有故意“賣傻”之嫌，卻和“千金市骨”的典故，以及腦白金、俄羅斯世界杯中“洗腦”廣告（招人煩卻讓人印象深刻），有異曲同工之妙。
“天津是可以兼顧靈魂和肉體的城市”
阿里巴巴北京公司的程序員大江，和妻子年薪加起來逾50萬，因為沒有北京戶口，不能買車也不能買房，為了剛出生的孩子將來能夠上好學校，去年底專門找掮客，花了6萬元中介費，上了天津戶口，并在天津買了學區房。
讓大江沒想到的是：幾個月后，天津戶口徹底放開。
2018年5月16日，在天津舉行的第二屆世界智能大會上，副市長孫文魁宣布，五類人才可以落戶天津。其中40 歲以下的本科、45歲以下的碩士、任意年齡的博士，只憑身份證、學歷學位證，就可以直接辦理落戶。
近一年多來席卷全國的“搶人大戰”，說明各地開始真正認識到人才的重要性，是對以往“重物輕人”型城市發展觀念的調整。
長期來看，人才爭奪戰引發的“鯰魚效應”會倒逼各地重視人才，有利于人力資源的優化配置。但從近期來看，要警惕“搶人大戰”的負面溢出效應，對地方引才引智進行規范和引導，并對國家重大戰略的人才配置進行有度的宏觀調控。
一是簡單粗放地引人政策波及房地產市場，抵消國家房地產調控成效。過于寬松的落戶政策，也給購房者甚至炒房者帶來了便利，實際上變相給本地房地產調控松綁，“搶人大戰”在部分城市變成了“搶房大戰”，推動了本地房價上漲，住建部近期已約談了12個城市。
二是政策過于同質化，出現引才引智的零效益。目前各大城市發布的政策大都包含著簡化落戶手續、提供補貼、對創業者提供資金補助等條件，補貼期結束后，如果相關城市沒有產生長久持續競爭力，可能會導致人才“逃回北上廣”的等回流現象。
三是政策頻繁“打補丁”，誘發政府的信任危機，給地方城市打上了“朝令夕改”的“不靠譜”烙印。尤其是相當多不符合最終政策要求的先來者，卻已經拿到了準遷證，這種人為造成的政策不連續、不嚴肅、不公平境況，后續政策即便調整也無法彌補。
四是“搶人大戰”滋生“戶口空掛”問題，增加城市社會治理難度，易誘發包括“高考移民”在內的一系列敏感問題。無論是人在戶不在，還是戶在人不在，“戶口空掛”對城市基本公共服務資源的規劃、配置、使用等方面都會造成誤導性錯配。
2016年全國樓市迎史上最嚴調控以來，熱點城市集體降溫，去投資化趨勢明顯。然而，僅隔一年后，2018年樓市爆發，萬人搶房的瘋狂再次席卷而來。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8年1-6月份，商品房銷售面積高達7.7億平米，同比增長3.3%，銷售額高達6.69萬億，增長13.2%，均刷新了歷史同期記錄。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5.55萬億元，同比名義增長9.7%。其中，住宅投資3.899萬億元，增長13.6%，住宅投資占房地產開發投資的比重為70.2%。
數據的背后，是不少城市出現萬人排隊搶房的現象，掀起房地產價格的上漲。各地開始密集調控，住建部等七部門也在京、滬等30個城市開展治理房地產市場亂象專項行動。
為何“搶房大戰”在各地上演？“搶人大戰”和“搶房大戰”有什么關系？《城市化》雜志薈萃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榮譽顧問樊綱、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主任顧云昌的觀點，進行深度解讀。
《城市化》：為什么“搶房大戰”又上演？到底是什么導致了房價的上漲？
樊綱：從經濟學的原理來看，價格由供求關系決定，價格暴漲一定是供小于求。大城市的房價之所以高，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在大城市，住房的需求更大而供給不足。
顧云昌：房地產市場的價格與國家總體的貨幣發行量相關。中國的房價普遍比較高，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這幾年貨幣量增加了很多。
我們需要一分為二的看待房價上漲，“豆你玩”、“蒜你狠”說的是綠豆和大蒜農作物的價格上漲，但是農作物吸收貨幣的能力是有限的，某種程度上，房價吸收了大量的貨幣、鉚住了超發的貨幣，促進了物價的平穩。
現在國家一直在控制貨幣量，比如M2由原來15%、16%，甚至20%的增長，到現在8%左右的增長。貨幣總量控制住了，再加上控制炒作，總體上中國的房價不可能出現失控，但是不排除個別省市的泡沫破裂。
另外，在美國等許多國家，房地產不是由住宅部門、國家政府管理調配的，而是美聯儲、銀行在調控市場。但是我們國家住建部現在承擔調控的任務，采取了行政手段來調控，而金融手段是由銀行在掌握，土地也是土地部門管理，所以一定要有一個綜合的權威部門來統一調控樓市，效果可能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