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國大陸人口13.8億人，仍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缺人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京滬祭出的“趕人”政策，似乎也在印證著這個毋庸置疑的事實。然而，一場前所未有的“搶人大戰”卻正在中國大地上展開：2月，多地再現“用工荒”，各地使出渾身解數吸引人才；近期，武漢、長沙、成都、濟南等多個省會城市或重點城市打響“搶人大戰”，送戶口、送錢、甚至送房等堪稱大手筆的搶人政策，高調激烈。
城市之間趕人與搶人的背后折射了當前中國城市化發展進程中哪些深層次原因？“搶人大戰”因何而起？在絕大多數各級政府仍然把人看成負擔，而不是城市發展動力的今天，限制人口規模的思想遍布各種公共政策的制定。人口，是資源還是負擔？
2014年以后，北京、上海相繼收緊了賦予非戶籍常住人口的權利或福利，采用以學控人(通過限制接受教育來控制外來人口)、以房控人等手段控制外來人口。北京昌平等區進一步將目標明確為降低外來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比例，上海逐年提高外來人口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門檻。
數據顯示，2015年末，上海常住外來人口數減少14.77萬人，是上海15年來首次出現常住外來人口負增長的情況。2016年，北京常住外來人口減少15.1萬，是18年來首次減少。專家認為，外來常住人口減少說明北京、上海人口調控政策取得了成效。此外，2016年，北京、上海相繼提出2020年人口控制總量分別是2200萬人、2500萬人。
北京工業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教授李君甫表示，由于今年北京市人口調控政策力度很大，常住人口減少有可能在今年發生。
京滬在淡定“趕人”，深圳及二線城市卻在積極搶人。
根據2017年第一季度中國城市研究報告，人口吸引力城市排名前十的城市是：深圳、北京、廣州、上海、東莞、重慶、蘇州、成都、杭州、鄭州。
其中，深圳的戶籍人口增長最為迅猛。根據深圳統計局公布的2015年“統計公報”，截至2015年末，深圳的戶籍人口是355萬，但2016年達到了404.8萬人。也就是說，2016年深圳增加了接近50萬戶籍人口，增幅達到了驚人的14%！這一現象也被認為是展示了中國城鎮化的奇觀：一個特大城市，一年就可以吸干一個50萬中等城市的全部人口！
對此，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主任李津逵的解釋是：對于廣大非戶籍人口的“低福利”條件，人們竟然甘愿接受，不符合尋常的道理。他們看重深圳的是什么？是深圳給每一個前來者以公平對待和選擇自由，他們相信依靠自己的力量可以打拼出一個新的前途。而當這樣的人口組成了一個近兩千萬人的超大城市，就更加公平和自由，什么人間奇跡不可能發生？
從古至今，人的流動性活動一直在發生。古有人類“逐水草而居”，后有“闖關東”洪流，今天更不缺“逐夢而居，逐利而動”的人。隨著經濟全球化、中國城市化的發展，人口流動已經逐漸成為現代人的一種生活方式。國家衛計委預計，到2030年中國流動人口將逾3億。在大規模人口流動的背后，則是各地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國家統計局報告也表明，經濟是造成我國人口流動的主要因素。
以北京為例，盡管北京在疏解人口方面采取了地鐵漲價、清理群租房、非京籍入學條件收緊、北京高校畢業落戶標準越來越高，大型批發市場搬遷、整治“穿墻打洞”等等一系列舉措，然而一群又一群的外地人還是前仆后繼地來到北京就業，趕都趕不走。其實，原因很簡單，因為在這兒能掙到錢，回到老家掙不到那么多。
一組數據顯示，北京常住外來人口65.7%來自河北、河南、山東、安徽、黑龍江、湖北和四川。
主要來源地人均GDP普遍低于北京人均GDP，其中河北、河南只有北京的不到三四成，差距最小的山東達到北京的六成左右。
主要來源地人均可支配收入均達不到北京的一半水平，河北、河南只有不到三四成。這巨大的收入差距說明了為什么北京對于外來人口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北京與外來人口來源地在高新技術產業就業機會上的差距同樣較大。
北京15026家高新企業為138.5萬人提供了就業機會。而主要外來人口來源地中，河北省會石家莊和河南省會鄭州均處于絕對劣勢。
在人均儲蓄余額的比較當中，北京人的年儲蓄余額為17.8萬元，而石家莊和鄭州，分別只有北京的27%和40%，雖然北京消費水平非常高，然而北京還是最存得了攢得到錢的城市。
以上數據也是這個城市“蟻族”、“鼠族”、“井底人”存在的最好注解。
西方發達國家的城市化歷史表明，人口大規模流動是城市化過程中的必然現象。一個處于城市化快速增長階段（城市化水平在30%—70%）的國家，人們在較多就業機會、良好生活預期、先進城市文明等因素的引導下，會“用腳投票”，在不同區域、不同產業、城鄉之間大規模流動，從而促使國家由落后的農業國轉變為先進的工業國，由傳統的農業社會走向現代城市社會，完成一個國家的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2016年，我國城市化率達到57.35%，已進入城市化快速增長時期，大量的流動人口推動了我國城市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加快了地區經濟的發展和城鄉要素流動，受傳統思維及戶籍制度等的制約，城市在發展過程中缺乏涵蓋流動人口公共服務的統一規劃，造成流動人口特別是農村流人城市人口的融入困難，也對城市管理帶來了各方面的挑戰。大城市病是因為人口太多造成的這一想法，直接導致大城市出臺控制人口規模的公共政策。
一個城市的綜合承載能力是有限的，人口集聚增加了城市治理的難度，產生了“城市病”，如交通擁堵、治安混亂、公共服務供給短缺、空氣污染、環境惡化等，以及城市規模太大帶來對社會穩定的挑戰。這些壓力使得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較為排斥大城市人口進一步集聚。這是2013年末以來分類管理城市規模、“有序”城鎮化的背景。2014年，國務院公布的《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明確提出要嚴格控制大城市的人口規模，鼓勵人們向中小城鎮轉移。對于京滬一線城市“趕人”政策，贊成者如是說。
反對者認為，水資源、土地供應、交通環境等客觀因素的緊張可以通過技術與管理得到改善，以資源和環境來計算人口承載極限，往往經不起推敲。“大城市病”的確日益突出，但人口太多只是替罪羊。國家發改委城市與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則直言城市承載力是個偽命題。當大城市在資源供給、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方面面臨巨大壓力的時候，恰恰因為政府部門當初對于人口增長的趨勢缺乏科學判斷造成，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增加城市的資源供給、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而這些短時期內不可能取得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