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由深圳市綜研軟科學發展基金會、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發起主辦的“2016中國智庫論壇暨綜合開發研究院北京年會”在京舉行，本次論壇以“對外直接投資：戰略、機制與挑戰”為主題，探討未來中國進一步擴大開放戰略。
201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首次超過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對外投資出超額約200億美元，由資本輸入國到資本輸出國的轉變，對中國而言是一個重要的風向標。它是中國邁向世界經濟大國的重要標志，是中國由對外貿易大國邁向對外貿易強國的重要標志，也是中國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積極影響全球金融和經濟格局的重要標志。近年來，中國政府將“開放”列為“五大發展理念”之一、提出“一帶一路”戰略、發起并成立亞投行、人民幣加入SDR、自貿試驗區縱深發展等一系列重大戰略舉措，說明中國對外開放的戰略內涵正在進一步深化，確立了“雙向開放”的新格局。正如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理事長，原財政部部長項懷誠在論壇致辭中所說：“作為發展中的大國，開放是我國的長期任務，是必須堅守的基本國策。”
論壇上，來自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家發改委、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國內一流的專家學者，分別就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趨勢、“一帶一路”發展機制、企業“走出去”風險規避等主題發表演講，并就如何創新對外直接投資的機制體制；如何從政策溝通、資金融通等方面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相互對接，提高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如何樹立風險防范意識，提前做好投資環境和市場風險評估，建立風險規避機制和必要的保障體系等問題展開深入研討。
感謝各位參加一年一度的“中國智庫論壇暨綜合開發研究院北京年會”。今年，我們帶來的研究成果是《中國開放褐皮書》，以此分析、研判過去兩年里中國經濟進一步開放的走勢以及面臨的新問題、新挑戰。
在全球化時代，中國進一步走向世界是十分重大的議題，這次會議的主題就定位在“對外直接投資”上。在《中國開放褐皮書》中，我們還使用了“元年”的概念，“元年”是指201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DI）首次超過利用外商直接投資（FDI），成為資本凈輸出國，具有“元年”意義。2014年如此，2015年的趨勢更加明顯。然而雖然對外直接投資量激增，但由于種種原因，卻又難免面臨很多新的挑戰。
今年也是綜合開發研究院首次以25家國家高端智庫的身份召開智庫論壇，一直以來，綜合開發研究院都在沿用“智庫”的概念，雖然以往也在討論國家問題，但更多地是為地方政府、企業做咨詢服務，現在，作為國家高端智庫，我們又肩負了新的使命和責任，要更多地思考國家戰略、政策，更多地為國家獻計獻策。我們即將討論的問題，如“一帶一路”、對外直接投資、對外經貿關系、崛起的大國在國際關系中的變化等等，就正是目前國家關心的議題。希望接下來通過大家的討論，集思廣益，為我們做進一步的研究提供參考。
201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第一次超過了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成為凈投資元年，2015年再次出超，這是中國對外開放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的、標志性的事件。對這一話題，我有三點看法：
第一，對外開放是決定國家興衰、民族興旺的關鍵抉擇，已成為中國崛起和處理世界關系的核心戰略之一。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看，對外開放對國家發展和民族福祉的作用十分巨大。改革開放尤其是中國加入WTO后，經濟實現了跨越式發展，2001年到2015年的15年間，中國的經濟總量增長了50萬億元人民幣，充分體現出了對外開放戰略和融入世界經濟釋放出的巨大能量。近年來，我國就對外開放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一帶一路”戰略、亞投行的發起和成立、人民幣加入SDR、自貿試驗區戰略的縱深發展，都是新時期、新形勢下對中國對外開放戰略的新詮釋。作為發展中的大國，開放是我國的長期任務，是必須堅守的基本國策。
第二，中國對外開放戰略的內涵正進一步深化。我國已將對外開放列為“五大發展理念”之一，并確立雙向開放的新舉措。過去30年，中國以吸引、利用外資為主，如今，已發生了重大轉折，強調“引進來”與“走出去”并重。“走出去”將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一環，當然，對“引進來”也要像以往那樣重視。“走出去”是個新課題，盡管這一課題已提出多年，但我們的經驗并不豐富，能否走得成功，對我們來說是新的考驗。2016年以來，我國在快速工業化過程中形成了嚴重的產能過剩，30多年的資本凈流入積累了巨額的外匯儲備壓力，戰略性資源的短缺、龐大的居民儲蓄和人民幣升值等諸多因素共同促成了資本出超這一歷史性轉變，這隱含了重大的歷史意義，標志著我國正由相對貧困的國家走向相對富裕的國家，正由經濟體量大國邁入經濟強國行列。
2015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繼續保持兩位數高速增長，經濟轉型升級和對外合作互利共贏。未來中國采取何種戰略進一步擴大開放？如何創新對外直接投資的機制體制？如何從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等方面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相互對接，提高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
201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第一次超過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預計這一趨勢還將繼續，且貿易項下順差也將持續縮減，由此，中國經濟極有可能從商品輸出步入資本輸出的新階段。
在新形勢下，一些新的戰略構想，尤其是“一帶一路”正在逐步推行。事實上，國外對“一帶一路”的熱情要遠高于國內，因為中國通商歷來主張“以和為貴、談判妥協、合作為上、追求雙贏”，這也演變為“一帶一路”最重要的特點——包容性。包容意味著什么都可以談，什么東西都可以交換，即使現在沒錢，只要將來可能有，就可以拿現在換將來，由此衍生為雙邊、多邊的經貿合作混合體，從而為中國經濟體制、金融體制乃至對外開放帶來了新的挑戰與沖擊。
第一個挑戰是這種投資合作治理理念與傳統國際投資理念不一致。在傳統國際貿易和金融規則下大家“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欠債一定要還錢，現在卻極可能一手交錢，另一手交未來、交貨，欠債可能不還錢而還東西。因此，多層次的自貿區就成為控制風險的重要舉措，其中最具典型意義的就是上海自貿區。上海自貿區落實“金改40條”，是人民幣走向全面可兌換的重要部署，在這一部署下，開放促進了體制建設，改革則是為了更好地開放，開放與改革融為一體，世界與中國融為一體，這是從未有過的新局面。
第二個挑戰是中國的金融環節太薄弱。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基礎設施薄弱、金融市場脆弱，進而導致金融能力落后。新形勢下，中國金融如何深化開放，是重大挑戰。
亞投行的設立是中國金融對世界的貢獻，但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國家，尤其是“一帶一路”所涉地區，存在三個突出的金融錯配：一是貨幣錯配。亞洲地區相互貿易往來頻繁，但均以第三方貨幣——美元結算，這意味著美元要有充沛的流動性供應，否則雙方都沒有支付手段。這是促使人民幣國際化的直接背景，即解決支付手段問題，糾正貨幣錯配。二是期限錯配。亞洲地區經濟發展迅速，需要大量資本，但實際上流入資本不多且都是短期的，短期資本頻繁流動會帶來很大的風險隱患。因此，糾正貨幣期限錯配，是亞洲地區的重要任務，亞投行的重要功能也在于糾正期限錯配。三是結構錯配。“一帶一路”沿線是全球儲蓄率最高的地區，但卻又大多被域外機構動員流入到其他區域。相反，其他區域的投資機構又返投到這里，使這里成為“外資”流入最多的地區，這種本地區儲蓄不能為本地區使用的結構錯配，表明這一區域的金融設施非常落后。為使這里的經濟穩定發展，顯然非常有必要建設金融基礎設施。
入世至今，中國對外投資的年均增速幾乎已是同期對外貿易年均增速的2倍。種種跡象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已取得飛速發展，但直到“十二五”后半期，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和產業導向才逐漸浮出水面，由此我們可以試想“十三五”期間中國對外投資戰略的藍圖：
從區域導向看，一是以“一帶一路”沿線國為主，盡管沒有明確的國別導向，但具體領域應以基礎設施、能源、制造業產能轉移為主。二是非洲地區，以“十大合作計劃”為基礎，支持非洲工業化進程，幫助非洲完成基礎設施建設。此外，針對發達國家的對外投資取向將集中在品牌、網絡和技術領域。從產業導向看，未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將更多集中在具有相對優勢的鋼鐵、建材、化工、紡織、機械等重點行業。從主體和載體建設上來看，未來的重點是“一大一小”，“一大”是培育有國際水平的跨國公司，“大”不僅體現在規模上，還在于提高企業管理水平、構建核心競爭力、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搭建現代企業治理體系。“一小”是指對外投資中許多有活力的中小企業，他們更多以集群方式“走出去”，需要載體。未來，可以以邊境經濟合作區、跨境經濟合作區、境外經貿合作區為載體，為中小企業對外發展搭建平臺。這是目前可見的“十三五”對外直接投資戰略的雛形。
實施這一戰略，政府層面應考量的是怎樣構建管理體制。對外投資管理體制的使命在于既不取代市場的作用，又很好地發揮政府的導向性和服務功能，對此可以從四個方向做出思考。一是準出，原有體制對準出的要求十分嚴格，現在即使由核準制改為備案制，也僅僅解決了“出”這一環節的問題，準出包含的其他方面管理措施仍待改進。二是監管，包括國有資產的管理、財務管理等方面內容。三是保障體系，即通過雙多邊協定、雙重避稅協定等，為企業對外投資創造良好的環境。四是促進體系，包括給予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公共服務，如設立產業投資基金等。
中國 “走出去”戰略的內涵十分豐富，既包括經濟也涵蓋社會、文化等領域，但無論怎樣，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都是“走出去”戰略的主線。在未來5—10年中國極有可能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的背景下，我們亟需在思考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關系的視野和角度上做出調整。作為全球最重要的經濟體，作為新興經濟大國，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力、話語權不僅僅取決于經濟規模的大小，還取決于能否持有開放、包容的態度，能否為世界經濟和全球提供更多公共產品，履行大國責任。因此，中國目前要做出的最大調整是從全球視野謀劃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未來的可持續發展。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在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上的作用日趨凸顯。從國際層面，我們可以從三方面看到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重要性：
從發展經驗看，中國經濟已具備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的基礎和條件；從發展趨勢看，自發達國家普遍遭遇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以來，中國在拉動全球經濟增長、拉動全球貿易和跨境投資中的作用和貢獻率正逐步上升；從國際比較看，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具備巨大發展潛力與空間。
從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影響看，它至少在五個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一，有利于提高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參與國際競爭，是提升國際化經營能力的最直接方式。全球化時代，跨國公司是決定市場供求關系、產業發展方向、產業格局的重要力量，只有通過對外投資才有可能逐步培育源自中國的跨國公司。
第二，促進中國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隨著我國傳統勞動力競爭優勢逐步減弱，為鞏固全球市場份額，我國企業“走出去”擴大在周邊國家的產業布局，已成為唯一選擇。同時，傳統的海外產業布局在技術、人才、資本等方面為結構調整留出了空間，使資源配置到了我們力求發展的高端制造業、高端服務業上，走出去的企業為國內的高端制造業創造了巨大需求。此外，對金融、物流等高端服務業的需求也在提升。這都說明，對外投資對國內產業結構調整與轉型升級具有積極影響。
從綜合開發研究院參與的案例角度，我想對企業的“走出去”談一些看法。我認為，中國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應把握四個要點：
一是借助國家間戰略平臺的對接實現投資目標。在調研中白工業園、商貿物流園和紙漿廠項目時，我們發現，在整個對外園區建設中，若得不到對方許可，我們拿出去的規劃、流程、產品統統無法落地。例如，中白40萬噸紙漿廠項目在籌備、建設中就遇到過許多障礙。為解決項目遇到的難題，需要從白俄羅斯國家政策層面進行協調，中方采取的對策包括修改白俄羅斯的總統令和參與白俄羅斯國家物流規劃綱要的修訂工作，從白俄羅斯國家規劃層面推進戰略互信與戰略對接，同時將中方項目的地位和重要性在政策規劃中得以體現。中白合作項目最終得以落地，關鍵在于推進和落實了兩國規劃、設計標準、產品標準的對接與相互認可。
二是對于基礎設施投資類項目，應有長遠的投資眼光和視野。以深圳蛇口工業區為例，在30多年里，蛇口經歷了從碼頭到工業園區、郵輪母港、高科技產業園區、國際型社區的多次轉型升級，這種轉變需要長期的過程。對外投資項目從建港口、建園區、建城市考慮，在時間周期上一定不是短期回報行為，因此，企業“走出去”做基礎設施投資時一定要有長久的眼光和視野。
三是中國企業海外投資要加強戰略層面的協調。中央部委、地方省市均有參與一帶一路項目，需加強政策性銀行、承建商、運營商、園區開發商間的協調，以避免中資企業與中資項目的惡性競爭。例如，在斯里蘭卡的科倫坡國際集裝箱碼頭和南部的漢班托巴港，兩個相距200公里左右的大型集裝箱港口項目都使用了中國資金，雖然投資與建設主體不同，但有明顯競爭關系，在運營階段和投資回收階段就出現了問題。對于這類大型項目，我們不同的金融機構和不同的參與主體，亟需提前建立起相應的協調機制。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和“走出去”過程中難免面臨風險與挑戰，如何樹立起風險防范意識，提前做好投資環境和風險評估，建立風險規避機制和必要的保障體系？
中國企業大規模“走出去”到底面臨哪些挑戰，我認為，以下幾方面十分突出：
第一，美國等發達國家出于自身利益對我國的對外投資施加眾多干擾，加大了我國對外投資的風險。第二，相當一部分東道國的整體投資環境惡劣，對項目投資收益造成巨大影響。第三，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在融資困難。一是因為投資對象國本身缺少資金，而我們自己的企業又很難在國際市場融資。二是我國的金融機構還處在國際化經營起步階段，很難為企業海外融資提供幫助。此外，人民幣國際化水平偏低也制約了企業融資。第四，政策性資金支持難以形成合力。雖然很多項目都有一定的政府戰略指導性，政策性銀行也會捆綁援外資金給予項目支持，但這些資金間不相同屬，致使支持效果大打折扣。第五，企業自身國際化經營能力較弱。我國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在重大項目上往往采取上層路線模式，但很多發展中國家國情復雜，僅與高層人士合作，不足以支持項目開展。
如何應對這些問題，我認為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入手：一是建立健全投資風險防范機制，加強風險預判，采取各級仲裁等通行手段維護權益，并充分和善于利用多邊和雙邊的法律法規、貿易體制規則解決問題。二是積極推動合作模式創新。在宏觀層面上針對不同類型企業提供不同的政府支持策略，鼓勵企業采取新興的投資模式。其中，企業抱團“走出去”,建設園區形成產業鏈條不失為一個好方法。但中國企業要想提升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構建“以我為主”的區域性產業鏈和價值鏈，就要更多地與當地企業合作，將他們納入到我們的產業鏈之中。三是充分發揮對外援助的支持作用，更好地進行頂層設計，將海外援助與“走出去”相結合。四是完善融資機制建設。從監管規則、操作層面上落實金融支持企業“走出去”的導向性目標，抓緊制定能落地、可操作的實施細則。
我從事的是實務工作，因此想從自己為國家境外投資項目的審批核準咨詢等實際工作環節談三點切身體會。
第一，慎言國家戰略利益。很多境外投資項目都希望得到國家的支持，因此，非常善于將項目與國家利益捆綁在一起，爭取國家提供政策、資源的支持，如果政府主管部門不批準，承擔項目評估咨詢的專家持不同意見，就會被認為是不顧國家利益，缺乏全局視野。但其實這些項目無論多重要，首先都是商業決策，只有將商業內容做好，才能說會帶來怎樣的國家利益。因此，境外投資的市場調查、商業論證及全面系統的可行性研究、風險分析非常重要。我們不應該將境內投資項目在傳統的政府行政審批體制下形成的通過“可批性研究”爭取獲得國家支持的習慣做法帶到境外投資項目前期論證中。
第二，學會國際語言。國內的項目審批管理體制與國際通行方式不同，國際市場一般將投資項目分為公共項目和私人項目，公共項目因涉及公眾利益有一套專門的審查機制，私人項目往往追求商業利益最大化，會按市場思路進行審查；我國的投資項目則分為政府投資項目和企業投資項目，前者實行審批制，后者實行核準制與備案制。這一邏輯與國外不同，它帶來的最大問題是：國有企業的投資項目應是公共項目還是私人項目？如果認為是私人項目，在邏輯上顯然行不通，但又無法算作公共項目，因為國有企業也是市場競爭的主體，謀求的是自身利益，不可能代表全體公眾的利益。我國目前走出去的重大項目投資，大都是由國有企業承擔。以國有企業名義對發達國家投資，我們認為是市場商業行為，對方則認為國有企業代表的是中國政府，所以對項目的審查尤其嚴格，哪怕是我們的國有企業已經進行了市場化改革，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投資項目也完全是商業化行為。因此，如何講好國際語言，是企業走出去必須關注的問題。
第三，敬畏社會責任。即使有的大型國有企業為了爭取資源而捆綁國家利益，但在境外運作時首先考慮的仍是自身商業利益，這就存在企業利益與國家利益沖突的問題。例如，在一些水電項目“走出去”過程中，由于在征地拆遷、移民安置時出現罷工、集會事件，這時遭受損傷的首先是中國政府在當地的形象。對此，我們其實應試圖理解對方，因為他們的想法、理念和我們不同。國內征地拆遷通常只考慮安置補償，且大多是物質利益的補償，但對方卻認為，征地拆遷帶來的損失除經濟資本外，還應考慮生態、人力、社會資本等方面的代價，但我們并沒有類似的補償理念。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如何敬畏社會責任、按國際規則盡到社會責任，是我們必須補上的一課。
研究海外投資，大體上都會從三個層面入手。一是理論的創新。我們通常所強調的“走出去”的理由，如產能過剩，其實無法得到投資所在國的認可，為此我們的“走出去”往往被認為是“新殖民主義”，我們的企業也被視為傳統的跨國公司。從理論角度來說，我們確實面臨著如何創新的問題。
二是觀念創新。雖然我們已經由投資輸入國變為投資輸出國，但我們的思維、觀念卻還停留在投資輸入國上。投資輸入國要盡量保護本國產業，限制外國公司進入；投資輸出國則希望其他國家持開放態度，保護我們的投資。這是截然不同的角度和思維。因此，要想走出去、走得好，觀念創新必不可少。
三是實踐創新。怎樣總結以往的實踐經驗實事求是地看待今天的挑戰？我認為，可以從世界銀行黑名單入手。2009年1月12日—2015年9月1日，世界銀行共處罰了654家企業及個人，涉及中國企業和個人38家，中國企業的問題大都是違反了世界銀行的采購指南，這從側面說明重視社會責任的重要性。不僅如此，企業還要注重合規責任，因為中國企業正面臨非傳統的非商業風險，其中防范合規反腐風險是目前全球發展的新動向。什么是合規？一是要遵守本國和投資所在國的法律法規，二是要遵守本公司制定的各種規章制度，三是要遵守公認的、良好的社會職業操守、道德規范。我們的企業若對這一現代工商文明新的競爭環境、競爭規則理解得不多、不夠，就容易在“走出去”過程中陷入困境。
目前，中國政府已對此給予高度重視，2012年，商務部等七部委曾發布《中國境外企業文化建設若干意見》，重點闡明了中國境外企業文化建設的九大內容，并強調要“堅持合法合規”。國資委也在今年年初出臺了《關于全面推進法治央企建設的意見》，強調要加快提升企業的合規管理能力，要求企業建立合規管理工作體系。合規管理體系也已上升為國際標準。2014年底，ISO出臺的ISO19600《合規管理體系導則》明確，致力于長遠發展的組織需維護誠信和合規文化。
中國企業大規模“走出去”到底面臨哪些挑戰，我認為，以下幾方面十分突出：
第一，美國等發達國家出于自身利益對我國的對外投資施加眾多干擾，加大了我國對外投資的風險。第二，相當一部分東道國的整體投資環境惡劣，對項目投資收益造成巨大影響。第三，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在融資困難。一是因為投資對象國本身缺少資金，而我們自己的企業又很難在國際市場融資。二是我國的金融機構還處在國際化經營起步階段，很難為企業海外融資提供幫助。此外，人民幣國際化水平偏低也制約了企業融資。第四，政策性資金支持難以形成合力。雖然很多項目都有一定的政府戰略指導性，政策性銀行也會捆綁援外資金給予項目支持，但這些資金間不相同屬，致使支持效果大打折扣。第五，企業自身國際化經營能力較弱。我國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在重大項目上往往采取上層路線模式，但很多發展中國家國情復雜，僅與高層人士合作，不足以支持項目開展。
如何應對這些問題，我認為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入手：一是建立健全投資風險防范機制，加強風險預判，采取各級仲裁等通行手段維護權益，并充分和善于利用多邊和雙邊的法律法規、貿易體制規則解決問題。二是積極推動合作模式創新。在宏觀層面上針對不同類型企業提供不同的政府支持策略，鼓勵企業采取新興的投資模式。其中，企業抱團“走出去”,建設園區形成產業鏈條不失為一個好方法。但中國企業要想提升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構建“以我為主”的區域性產業鏈和價值鏈，就要更多地與當地企業合作，將他們納入到我們的產業鏈之中。三是充分發揮對外援助的支持作用，更好地進行頂層設計，將海外援助與“走出去”相結合。四是完善融資機制建設。從監管規則、操作層面上落實金融支持企業“走出去”的導向性目標，抓緊制定能落地、可操作的實施細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