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全民健康，就沒有全面小康。”這是2014年12月1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江蘇省鎮江市世業鎮衛生院時提出的觀點，如今已成為表述我國國家戰略的一句流行語。“小病在社區、大病進醫院、康復回社區、健康進家庭”則成為一種公眾的期待。
健康事業關系千家萬戶的幸福，是重大民生問題。雖然我國改革開放后進行了多次醫療體制改革，但“看病難、看病貴”等問題還沒有很好地得到解決，無論是從全國層面看還是從區域層面看，醫療衛生資源配置不合理主要是由醫療衛生資源配置城鄉失調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除了制度設計與費用投入原因之外，城鄉醫療衛生資源配置不合理是關鍵因素，快速城鎮化形成的人口遷徙則加劇了這一不合理因素。
伴隨著我國快速的城鎮化進程，一系列社會、環境問題逐漸顯現，尤其是以北上廣為代表的特大城市、省會城市深受城市病的困擾，所表現出的特征有：交通擁堵、環境污染、貧困失業、住房緊張、健康危害、城市災害、老齡化等。近年來以霧霾為代表的空氣污染給我國快速城鎮化背景下的城市管理和居民健康提出了新的挑戰。
發達國家經歷了城鎮化發展的全過程，雖然在各自城鎮化發展歷程中面臨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縱觀發展的整個過程，都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即工業化與城鎮化相互促進、城市群的形成、城市與鄉村公共服務水平差距縮小、政府調控與市場引導相結合等，這些特征有利于衛生服務均等化，有利于醫療衛生資源配置合理化。
當然也有另一種觀點認為城鎮化進程加劇了環境污染，改變了健康的生活與工作方式，擴大了疾病傳播范圍，由此降低了居民健康狀況、增加了衛生成本。WTO也指出，城鎮化建設以及大量外來人口的進入，會擴大因為空氣、水污染等導致的醫療衛生服務支出，增加財政支出后這一問題仍無法解決。
城鎮化對衛生服務均等化的影響一直是國外學者研究的熱點，其中最著名的是“庫茲涅茨假說”。該假說認為在一個國家的工業化與城鎮化初期，人均收入差距會迅速加大，經過較短時間穩定后，到后期會逐步縮小差距，呈現出“先惡化，后改進”的“倒Ｕ型”曲線。國外學者Henderson在研究城鎮化建設中的制度設計與選擇時發現，財政政策往往僅對一線城市具有較大傾向性，一線城市可以依據更大的財政自主權提供更優質的公共產品，但是對于二三線城市來說，會因為財力不足導致區域醫療衛生事業發展較慢，其衛生服務均等化水平亟待提高，這也是我國需要注意的地方。
英國城鎮化是以鄉村工業的高度發展為前提，鄉村工業促進了農業與工業的分工，反過來提高了農業的規模經營，這樣的工業村莊不斷演變為小城鎮，從而推動城鎮化進程。這樣的發展過程，使得城鄉經濟發展差距縮小，衛生服務支付能力差別減小，衛生資源隨著城鎮化發展同步擴大并均衡配置。
我國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促進了農村人口不斷向城鎮流動，從而使城鎮人口急聚增加，直接加大了城鎮的醫療需求，推動城鎮醫療衛生資源的供給增加。楊希忠認為，受生活水平、倫理觀念、健康意識等的影響，加上農村地區醫療水平不高、患者對基層醫療水平不信任等因素，使得患者的就醫行為發生改變，小病大治、舍近求遠，造成城市醫院“車水馬龍”，基層醫院“門可羅雀”。 以北京為例，獨特的醫療資源優勢使得每天全國約有70萬的患者進京看病，給這個原本就有2000多萬常住人口的城市增加了巨大的負擔。
嚴酷的現實是，城市醫院為了解決門診與住院量激增問題，不斷加大建設、擴張床位、引進人才，與此同時農村基層醫院床位使用率不斷下降、人才持續流失。隨著近年我國醫療人事制度的改革，醫學畢業生和醫院實行雙向選擇，許多醫學畢業生不愿意到基層就業，這些原因導致城鄉醫療衛生資源失衡加劇。隨著農業轉移人口的加速市民化，未來城市將面臨更為突出的醫療支出性風險。通過醫改釋放改革紅利提高人民福祉，無疑是適應新型城鎮化發展的務本選擇。
目前政府公共醫療支出不足和分配不合理，導致推進中的醫改面臨著復雜的利益糾葛。以基本藥物制度為例，盡管發改委等通過嚴控基本藥物價格，以減輕居民負擔，但由于大量對腫瘤等慢性病有效的藥物不在基本藥物目錄內，導致了基本藥物制度不僅未有效改善居民看病貴問題，反而增加了居民的自付水平。如2013年的醫療衛生改革提出在所有醫療機構提高基本藥物用藥量，但二三級醫院的基本藥物用藥最高也僅50%，很難有效降低居民看病貴問題。盡管加大了對新農保參與者的大病報銷比重，但因大量對慢性病有效的藥物不在醫保范圍，導致患者實際需自付90%左右的真實醫療支出，因此額外的50%自費報銷實際僅占患者真正自付費用的一小部分；退一步說即便患者所有自付費用都可通過大病醫保報銷一半，很多農民患者也支付不起另外一半費用，因為目前惡性腫瘤的平均治療費用在15萬元以上，這對農民家庭來說是天文數字。
而大量財政公共醫療支出用于公務員的公費醫療和醫療衛生基建等，不僅導致醫療資源的浪費性使用，即享受公費醫療的公務員和老干部，大量占用醫院的床位等，而且增加了醫院走出以藥養醫經營模式的難度，即由于政府公共醫療支出比重下降和分配不合理，衛生管理部門以允許醫院以藥養醫，而換取醫院對減少財政補貼的支持。而這種以藥養醫一方面扭曲了醫療市場價格，導致醫生的醫療服務價格和醫生收入低，而藥價奇高，及醫院不愿售賣基本藥物，另一方面以藥養醫實際上蛻變成一種體制外補體制內的價格剪刀差，增加了居民的看病貴和看病難。
有學者表示，要有效推進醫療體制改革，其前提是政府持續提高公共醫療衛生支出，并取消公務員和老干部的公費醫療待遇，把公務員和老干部納入現行的醫保體系，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改革，以適應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要求。
值得欣慰的是，2016年12月27日，國務院發布了《“十三五”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規劃》（以下簡稱“《規劃》”）。《規劃》提出了到2020年需要完成的包括基本醫保全國聯網、異地就醫直接結算、分級診療模式逐步形成等19項目標，標志著“十三五”時期中國醫改路線圖正式出爐。
2015年馬云說：“下一個能超過我的人，一定出現在健康產業里。”
有人會以為，健康產業是這么一下子火起來的。但冷靜思考，這也是時勢使然。在中國，與快速城鎮化相伴的城市病及生態環境惡化給健康生活造成極大壓力的現實，以及民眾對健康重要性的認知度提升，正為蓬勃發展的健康管理和服務產業帶來機遇。
大健康產業未來的藍海在哪里？企業應該在哪里落子布局呢？傳統產業和健康產業如何結合起來形成新模式？有業內人士認為，未來十年，我國健康產業的消費額將在目前的基礎上以幾何級增長，形成一個全球引人矚目的市場。
狹義的健康產業范圍僅僅涵蓋醫藥產銷及醫療服務直接相關的產業。
據國家食藥監總局統計數據，截止2015年底，我國有藥品生產企業5065家，是全球最大的原料藥生產國和出口國，同時也是全球最大的制劑生產國，產品的97%為仿制藥，藥品同質化嚴重，低水平重復問題突出。
我國醫療領域的大部分資源都集中在醫院，這其中又以公立醫院為主。最好的醫生又集中在最好的三甲醫院。目前，一些醫療領域的民營企業熱衷于收購醫院。哈爾濱譽衡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朱吉滿認為，未來最大的機遇是能否掌握優秀的醫生資源，同時幫助公眾找到適合的醫生。
中醫藥產業已成為國家新經濟增長點。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的中醫藥工業總產值已達7866億元，占醫藥產業規模近1/3，中藥大健康產業規模突破萬億，市場發展潛力巨大。隨著人們的生活物質越來越好，人們對飲食更加講究健康與科學，藥膳有很大的創新空間。目前，中醫藥標準體系初步形成，標準數量達649項，中醫藥發展平均年增長率約為29%，中醫藥有西藥無法替代的特點與功效。屠呦呦獲得諾貝爾醫學獎讓世界再次肯定中醫藥價值，中醫藥正在不斷走向世界，遍及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海外中醫藥事業推動了中國與世界各國開展醫藥交流，為人類健康事業做出更大貢獻。
而廣義的健康產業范圍可以按照起始鏈條和流程去囊括，包括產業上游的生態農業、水凈化、空氣凈化和清潔能源，中游的綠色食品加工生產及其交易平臺（生鮮電商）、綠色餐飲，下游的移動醫療、養老地產、臨終關懷及殯葬服務等等，而輔助互聯網健康產業整個鏈條的還有人壽保險、與健康相關的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等。
廣義的健康產業里生態農業是最燒錢的，前期投入很大。比如柳傳志的聯想控股在佳沃農業投下了巨資，仍遠遠沒有達到盈虧平衡點。但在互聯網+的攪動下，綠色食品的加工及交易平臺特別是生鮮電商和綠色餐飲，又更進一步與大眾生活發生連接。
健康、完善的公共醫療配置體系，公平、有效、人性化的公共醫療服務，對整個社會而言，是實現質量導向型的“人的城鎮化”的關鍵；對個體而言，無論出生在哪里，出生在什么樣的家庭，它都是實現個體的“中國夢”的核心。在新型城鎮化發展過程中，醫療資源配置需要以人為主體，尊重個性需求，更加全面地滿足人的醫療需求，讓醫療真正地為人而服務，促進人的健康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