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是在國內主要城市房市漸入高潮之時,酒杯被撤走了,留下一地詫異。最近滬深等地政府給熾熱的房市來了一個“急剎車”,上海和深圳分別出臺樓市調控,其中上海對非戶籍居民家庭購房資格要求社保繳納年限由3年改為5年,深圳則由1年調整為3年,同時對“中國式離婚”也做出了限定。
如同年初股市的熔斷機制,今年以來的樓市新政確實玩了一回過山車,來去過于匆匆。針對樓市調控,輿論普遍認為不太“優雅”。不過,說樓市調控政策嚴過市場邊界也好,要避免權利誤傷也罷,沉靜下來想想,這十幾年來的樓市調控,斷然難找到心儀的“優雅”。
其實,某些地方政府十多年來的樓市調控,盡管給人以越調越漲的集體記憶,但客觀來說,確實是個成功的杰作,這不,最新的限購政策似乎強化了許多人一線城市房產稀缺的預期。
這輪房市的急就章就是杠桿市,需求的投機討巧性昭然若揭,為剛賣了房準備換大房子,卻突然發現自己沒有賣房資格者叫屈,基于個體情感值得同情。但這些看上去有些急就章式的樓市政策,沒準真的對滿腦子購房保值增值者,是一種救贖。現在為限購政策而叫屈者,普遍的認知是錯過了這次機會,下次就要支付更多的代價;但這次由杠桿撬動起來的房市,炒作的就是這種心理預期,一旦這種以做短期、炒預期的杠桿市,最敏感的預期和杠桿遭到了破壞,房市不免如去年的股市,出現踩踏事件的發生可能。真若如此,這次的調控盡管不優雅,但對投機討巧者也就算是一個救贖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去年深圳房貸高達2151億元的增量(比2009年高出一倍有余),讓決策層看到杠桿市的粗暴,其中首付貸的出現,大戶在跑,房市流動性存在不小的漏斗,更是凸顯出杠桿市的脆弱和風險的急速聚集。因為越來越多的跡象顯示,基于杠桿炒作起來的房市,很多大戶在出貨,且獲利的資金實際并沒再次進入房市,房市的信用實際已呈邊際遞減態勢。事實上,筆者認為,房市流動性的斷裂已注定,只是沒有人能給出準確的時點,很多被捂熱的中產換房需求,尚不知自己所接的棒可能就是最后一棒。
當然,這種樓市調控政策及迷失的杠桿現象,本質上源自經濟的加杠桿,這又有主動與被動兩個因素。主動因素是,我們繼續追求著經濟的某種合意增速,主動地繼續加杠桿,刺激經濟增長。被動因素是,債務緊縮,使整個社會的債務呈復利式指數增長,在無法承受大面積剛性兌付風險下,要維系剛兌不破,需要被動地加杠桿。這在堵住不發生局部性風險的目標下,去杠桿就只能是針對特定的部門,從而轉向探索轉杠桿,即地方政府和國企去杠桿,引到家庭部門加杠桿。當然,在市場不出清和非完全市場定價等背景下,家庭部門的加杠桿,就如同空中加油,杠桿由政府和國企部門向家庭部門轉移的同時,整體的市場杠桿率是在增加的,如2015年新增貸款11.72萬億,全國房貸新增2.66萬億,占比達23%,比2014年的占比16%,提高了約7個百分點,映射杠桿在向家庭部門轉移。
總之,當前一些一線城市的房產新政,盡管有些簡單粗暴,但提前限制了房市杠桿的膨脹,部分地緩解了房市風險。可以預見,抽調杠桿后的房市,房價回落也會隨之出現,房市會逐漸進入痛苦的調整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