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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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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缺的是錢,最不缺的是人。這一觀點幾十年來在國人腦中可謂根深蒂固,人們很難相信,這個一直致力于拼命控制人口增長的世界人口第一大國,居然鬧起了民工荒。一些長期想方設法將農民工擋在城外的城市,如今卻恨不得跪求招工。
當“人口紅利”變成“人口負債”其實早在2004年,民工荒就已經露出了苗頭,除了春節前后,其他時段屢次出現招工難的現象。不過當時很多人都認為這只是暫時和局部性的現象,認為其主要原因是勞動力供求在地理上的分割,導致勞動力供求在短時間內脫節引起的。但隨后的幾年里,招工難越來越頻發,而且波及面越來越廣,人們才開始發現,民工荒已經不期而至。
中國社科院較早發出了預警,他們在《2007年人口與勞動綠皮書》中就已經明確指出,青壯年勞動力短缺現象正由沿海向內地蔓延,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正逐步向供不應求轉變。研究報告表明,中國勞動年齡人口(15-59歲)供給增長率在2004年首次出現下降,預測到2011年左右,勞動年齡人口開始不再上升,2021年開始絕對減少。該課題負責人、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呼吁決策者警惕:到2013年中國的“人口紅利”可能轉變成“人口負債”。
以往在一些錯誤教育的誤導之下,很多人一直把人口,特別是從事簡單勞動所謂低端勞動力當作是城市發展的一大負擔,甚至把這當作是中國貧窮的根源。事實上,中國經濟在過去的30年里突飛猛進,巨大的人口紅利在其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所謂“人口紅利”,就是指在一個時期內,勞動力人口多,但需要撫養的少兒和老人卻較少,這個時期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社會負擔較輕,這是一個對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統計數據顯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逐年上升,少年兒童人口比重下降,人口總撫養比從1982年的62.6％下降到2007年的38.0％。2005年后,人口總撫養比一直保持在40％以下。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的研究表明,中國總撫養比每降低1個百分點,導致經濟增長速度提高0.115個百分點。
據蔡昉、王德文等學者計算,中國20世紀最后20年人均收入增長的四分之一可歸因于人口紅利。美國也有學者估算,東亞地區經濟增長的三分之一是由于人口紅利所造成的。美國夏威夷大學和東西方中心經濟學家梅森的結論是,1982-2000年間,人口紅利對中國人均收入增長的貢獻約為15％。
得民工者得天下
在國際產業分工中,我們具有實在競爭力的還是只有產業鏈的最低端的那一環,完全靠廉價勞動力的肉搏。在產業鏈的上游,需要拼管理與技術的環節,我們沒有競爭力。當然,其中最主要的原因還不是因為個體的水平低,而在于產業鏈越往上走,越是依靠制度和文化的競爭,中國最差的就是這一環。
或許有人會說,我們正在產業升級,不吃人口紅利了,我們也會用提高質量和效益來促進經濟增長。但別忘了,產業升級一個最核心的要件就是宏觀制度和法治環境的完善,這點現在依舊還差得很遠。在產業升級還處在口號階段的時候,我們的增長只能靠粗放型的數量擴張,這樣的數量擴張依賴勞動力供給的持續增長。但現在,這種持續增長再也無法持續下去了。
從人口的年齡結構來看,中國年輕人口比例不斷下降,而老年人口比例不斷上升。例如,0-14歲的少兒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為33.6%,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降到27.86%,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降到22.8%,2008 年進一步降到19.0%,下降速度相當快。
另一組數據可能更為直觀:根據教育部的統計,1997年~2005年,小學一年級新生入學人數持續九年走低,已從2574萬人降低到1694萬人。1997年進入小學一年級的人口,到今年剛好是21歲左右的新增勞動力,但這一年齡段的勞動力將在今后的八年內減少34%。
這樣的局面下,民工荒不出現才怪。正如我們這幾年所看到的,民工荒從周期性的、政策性的“荒”,轉變為趨勢性的、總量的“荒” 。從珠江三角洲到長江三角洲,再到中西部地區,今年甚至在許多傳統的勞務輸出大省如四川、安徽和河南等地也出現了民工荒,而且不僅是技術工人短缺,普通勞工也嚴重短缺。
一個搶人的時代已經到來。
地方政府,從招商到招人
中國的雇主們經歷了30年的幸福時光,在過去的30年里,他們從未遇到過對手。人口紅利期給他們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勞動力,并且,他們幾乎從未感受到工會的“麻煩”。求職者這個詞真是好,一個“求”字,道盡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弱勢和卑微。
在過去勞動力充裕的時代,要發展經濟,缺的是生產要素的其他環節,因此在過去的若干年中,各個城市的競爭,都是去招商,只聽說過政府招商引資,沒聽說過要去到處招人的。但這一切正在或者已經成為了歷史。今年春節一過,報紙上滿是全國各地缺工和搶人的新聞。地方政府,正在經歷從招商到招人的巨變。
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在寬松的貨幣政策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的刺激之下,中國經濟火得發燙,全國各地都迎來了一波投資高潮,到處都在擴張產能,上世紀90年代末在各個地方虛火過一陣子的開發區熱又卷土重來了。但新建了那么多工廠,立了那么多大項目,卻缺少了生產要素中最重要的一環:勞動力。各地方勞動力的增長遠遠跟不上投資的增長,一場搶人大戰已經不可避免。
招人與招商不太一樣,人是社會性的動物,不僅僅要求高薪,還有子女教育、醫療、養老等福利要求。進一步,他們還有公正、法治的要求。各個地方招人的競爭,將是一場全方位的文明的競爭,這種文明,自然包括政治和法治的文明。這種城市之間招人的競爭,很可能會形成一種倒逼機制,引發一場中國社會的深刻變革。
事實也已經露出了這樣的苗頭。據媒體報道,前天在廣州舉辦的一場招聘會上,就有企業詳細列出各項福利以吸引求職者,節日費、降溫費、免費體檢、年假什么的都列出來了,還有企業曬出了只需2元掛號費即可享受免費醫療,免費消夜、住房補貼等福利。
重慶的一個招聘宣傳是這樣寫的:“重慶西永新機會,十萬電子好崗位。這里不僅有充裕的工作崗位,有收入的保障,有公租房、子女入學等政策環境,而且能近距離地照顧老人和子女,免去親情的牽掛和旅途的奔波,獲得家的歸屬感”。
種種跡象表明,2011年,在持續了兩年多的刺激性經濟政策退出、房地產的狂飆勢頭又不得不有所收斂之后,各個地區都面臨著很大的經濟下滑壓力。為了保增長,各個地區之間勞動力爭奪戰將更加激烈,這或許會有助于打破一些領域多年來的改革僵局。
戶籍歧視是對形勢的誤判
在這樣的形勢下,如果還有什么地方政府認不清形勢,繼續在已有的戶籍歧視上加碼,那就是愚蠢至極了。
近日,有14個城市先后出臺了房地產限購令,全部與戶籍掛鉤,限制外地人購房,此舉等于戶籍變成了房票,已有的戶籍歧視又增添了新的內容。
其中,又以北京的外地人在京納稅五年才能買房最為嚴厲。而在北京市兩會剛剛通過的北京“十二五”規劃綱要中,我們可以看到北京將打響一場人口調控戰:“加強對人口總量的調控”,“遏制人口過快增長”;同時,改變人口結構,“提高人口素質,優化人口布局”。看來,北京將多管齊下,通過“以房管人”“以業控人”“以證管人”、縮減進京指標等措施,阻擋“低端人口”進京。
在很多城市的決策者心中,都有一個理想化的誤區,總想這個城市都是高端的人才,而同時把低端人才排斥在外,這樣這個城市就高端了。這種烏托邦設計實在太荒謬,因為一個城市人口結構是由它的綜合水平所決定的。實行城市發展管理體制改革,應通過市場機制配置城市發展資源,反映真實的城市發展和承載成本,通過市場反映的效益和成本水平,指導企業和人口根據自身能力和條件有選擇地集聚。
如果強行通過行政的手段,用其他地方的資源和財富去堆一個權貴城市,這完全是一種違背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律的行為,其結果必然是抬高經濟運行的成本。這好比在一個經濟體內部,從事管理和服務業的很多人是高端的,生產線上的工人是低端的,但這兩者是有機結合在一起的,如果硬是把管理層和被管理層分開,將大大增加管理成本,降低這個經濟體的競爭力。
實際上,在國際產業分工鏈條中,中國從事簡單勞動,即所謂低端勞動力,是最具國際競爭力的一環。相比起中國的白領在世界范圍的競爭力,中國的民工的國際競爭力要強得多。
摩根-士丹利亞洲部的主席斯蒂芬?洛奇曾經給出了一組數據,稱2006年中國制造業工人的平均工薪是美國的2.7％,是日本的3.4％,是歐洲的2.2％。在此之后,中國工人工薪大幅度上漲,具體數字不清。如果以每年上漲25％這一大到完全不可能的幅度來推算,2010年也才達到1.98美元/天,是美國工人的4％。而2009年中國的人均GDP已經接近了美國的8％,日本的9％以上。
很顯然,中國的低端勞動力的國際競爭力遠超其他環節,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中國的所謂高端人群,是占了這些農民工的便宜。如果一個城市把這個最具競爭力的低端環節剔除掉,而它又不像香港那樣,具備制度和管理方面的優勢來做高端服務業,這個城市要生存下去,就只能靠別的地方供養,而一旦供養資源耗盡,此種城市就難以為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