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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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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下午3時許，洛陽K69路公交車行至定鼎立交橋西公交站，上來一位手拿鐵锨、農民工模樣的中年男乘客，他走到車廂前后部交接處，坐在了臺階上，而這位男士的右臂處就空著一個座位。記者詢問他有座位不坐的原因時，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農民工兄弟稱，他也沒想那么多，只是覺得自己身上臟，不想打擾人家。（2月29日《大河報》）
這僅僅是記者的一則日常見聞，但就是這樣一條“不顯眼”的新聞，卻依然無意外地引發輿論的聚焦，個中輿論情緒更是耐人尋味。有人不吝對這位男乘客寧可自己坐地上也不影響他人的公共意識點贊，還有人下意識地聯想到這是城鄉二元體制所制造的身份隔閡的必然。而這一切都因為，這位男乘客是一位農民工。從出發點而言，我相信這些“情不自禁”的情緒流露，匯聚到一點，都可以說表達的是對農民工境遇的一種同情式關注。但這樣的關注真的足夠恰當嗎？
必須看到，如果說因身上臟怕影響他人而選擇不坐座位，是一種值得倡導的道德行為，那么，這位男士的表現或許不過是盡了自己的本分，本無需過度解讀。鑒于此，先入為主的將農民工的道德水平設置在洼地，然后再來一個“意外”的仰視稱贊，看似是贊譽，其實不過也是一種隱性的歧視與話題消費——要知道，如果是一個城市白領這樣做，還會引發如此多的褒贊嗎？而若說這位男乘客作出此舉動，是源自長期的城鄉差距所塑造的身份隔膜，那么光有道德性的稱贊，恐怕也只會讓人覺得矯情，并可能遮蔽這一行為背后的本質問題——如何讓每一位農民工能夠“毫不違和”地坐上那個本不應該具有任何身份等差的公交車座位？
類似的報道幾乎成為套路化，但很顯然，這樣的同情式關注可能看似善意滿滿，在實質作用上除了強化原本的城鄉心理差距和身份隔閡，讓旁觀者多了一次道德化的抒情機會，其實對于改善農民工的實際處境可能毫無正面作用。而這樣的關注視角，包括“農民工”稱謂本身其實已經不自覺的植入了某種歧視色彩。在多數人看來，農民工或許永遠是身上臟，道德水平低下，與城市格格不入的那群“農村人”，所以，他們的任何一舉一動都會在農民工標簽的強烈暗示下被放大。
農民工首先也應是權利無差別的公民。從這個角度出發，對于這個群體的關注，就應該剔除城鄉割裂所制造的道德俯視和優越感，將之還原到個人權利的角度。他們在公共視線中所呈現出的“弱勢之境”，無論是討薪難，還是社會保障的欠缺，最不缺乏的其實就是道德抒情式的圍觀，相反，正是對于他們應有平等公民權利的關注與維護等“嚴肅”議題的參與和介入不足，才導致了在今天，人們在看待農民工時，始終難以超越道德的范疇。
其實，對于任何“弱勢群體”的關注，最好的視角恰恰是平視——無論是權利還是道德。只有從一個平等公民的角度去打量他們，我們亦才能真正理解他們的“崇高”與“卑下”，體認他們到底缺乏怎樣的“關心”，又最需要得到怎樣的外界關注。所以，不妨克制那些貌似“自然流露”的對農民工“有座不坐”的高蹈抒情，這或是一種公共尊重的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