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4日
星期日
設為首頁
|
加入收藏
搜索
城市化網訊 “理解供給側宏觀管理應該分三個層次：一是短期政策，二是中長期的改革，三是創新和結構調整。”日前，城市化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在接受媒體專訪時表示。
強調供給側，不忘需求側
從2015年年底開始，“供給側”成為國家經濟政策表述中的關鍵詞。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要開始供給側改革，“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進一步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2008年開始，中國經濟開始下行。2009、2010年，在政策刺激下，又上去了一些，但政策刺激也帶來了產能過剩、房地產庫存增多、房價上漲、地價上漲等問題，”周天勇說，“大概在2012年初，一些學者向中央提出，要消化2009年以來國家經濟政策帶來的后遺癥，中國經濟要進入‘換擋期’；也有經濟學者向中央提出，中國經濟低增長將是一個常態，不要過于在意，要穩住陣腳，讓市場調節。從換擋期到新常態，我們采取了一些財政、貨幣政策，但經濟增速依然往下跌。”周天勇表示，過去凱恩斯主義里拉動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出口）著眼于短期需求側的管理，經濟過冷就多放貨幣、增加赤字、多上項目；經濟過熱就收縮信貸、減少赤字。但2015年以來，經濟調控遇到了難處。一方面，再來一輪刺激可能讓過剩更加嚴重；另一方面，國家也擔心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并不能讓貨幣到達實體經濟，而是流入股市或流到國外。需求側的管理工具作用有限甚至不起作用了，這樣就不得不轉向供給側的宏觀經濟管理。
從需求側管理到供給側管理，意味著政府的經濟管理工作需要做出相應的轉變。對此，周天勇指出，一是供給側的短期政策要和需求側的短期政策配合進行；二是供給側的宏觀管理更著眼于中期的改革和中長期的技術創新、結構調整。周天勇分析道，短期政策的目的是給企業降成本，企業有了盈利空間后，可以多投資、多雇人甚至提高工資，這樣一是增加消費，二是擴大生產——事實上，減下去的一定要轉化為消費和投資的需求，這是企業減成本的政策要義。我國非國有經濟的比例在降低，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在降低，工資占GDP的比例在世界范圍來看也比較低，金融部門和政府部門收入太高了，需求側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只有靠供給側改革里的減成本才能解決。具體到財政政策的改革，一是減稅，比如增值稅、所得稅；二是提高小微企業的稅收起征點，現在每月3萬，能不能提高到8萬？三是社保費率太高，占工資40%以上，可以降到30%；四是清理收費，從2014年的數據看，在土地出讓金之外，政府的各種行政收費在32000億元左右，企業負擔沉重。
但財政政策需要做的，不只是減稅。周天勇表示，一是供給側的減稅降成本要和需求側的發債相配合，否則基層政府就運轉不下去了，養老金就不夠了；二是稅收應該有增有減，比如財產性的稅收應該要增，既可以縮小財富差距，也可以補充減稅減掉的部分；三是需要變賣部分國有資產，補充養老金醫療金的缺口。另外，企業成本壓力還包括借貸成本過高，因此還需要考慮一些短期措施，如降低基準利率、允許企業續貸等。
供給側改革的第三個層次，即創新和結構調整。周天勇認為，這些主要跟技術進步、產業升級、創業創新有關，比如中央提出的“互聯網+”、“中國制造2025”，也就是通過技術創新、新產業的擴張、新產品與新服務創造新的需求，來帶動經濟，起碼說把流向國外的消費力收回來。周天勇說，創新和結構調整是長期的事，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創新和結構調整一定要由市場來調節，政府少干預。比如說壓產能，不是說政府去把產能關停壓下去，而是需要考慮一些市場的手段，通過并購、重組、優化的方式。
當務之急是增加勞動人口
“這一輪經濟下行，可能有60%的權重是由人口增速下降、老齡化、少子化帶來的。”周天勇分析認為。當年英美也靠實施供給側政策扭轉經濟下滑，但當時英美是滯脹，也就是經濟下行、高失業率的同時伴有高通貨膨脹率，但我們遇到的是“滯縮”，周天勇說。究其原因，當年美國人口變動是一個非常緩和的過程，而中國的生育政策導致人口下行非常快，經濟上則體現在總需求減少導致物價下降、勞動力減少使得經濟下行，階段性失業卻不嚴重，所以首要的是盡快調整人口政策。周天勇估算道，“十三五”期間，如果每年新增300萬人口，就能新增1500萬人口，增加國民生產總值6—7萬億，到了“十四五”期間，這一數字可能翻倍，增加3000萬人口。因此，“中央這次人口政策的變動，是最大的改革”。
之后，要圍繞人口流動進行體制改革，包括土地流轉以及和農民有關的教育、醫療、養老、戶籍制度的改革，周天勇表示。因為市民化的城市化，跟農民打工多年后告老還鄉、或者在城市漂泊這種狀態的城市化相比，產生的需求大得多，不會出現需求“塌陷”；土地制度不改革，不把房價降下來，農民買不起房子，居住方面的需求也上不來。周天勇說，美國20世紀前二三十年的經濟增長中，四分之一來自人口流動的貢獻。
金融改革是供給側改革的第三個方面。周天勇認為，除了發展直接金融，重點是打破目前大中銀行的壟斷格局。現在，國民經濟中的融資高利貸化之所以形成，最重要的一點原因是銀行的高度壟斷性。幾千萬買家對應為數不多的“中農建工交”銀行，再通過各種服務理財信托等表內到表外的環節流動，壟斷導致資金分布和最終的價格扭曲，所以中小企業貸到的總是高利貸資金；此外，大中銀行為了規避風險，愿意把款先貸給信托、租賃、國有企業財務公司、村鎮銀行、典當行、小貸公司等，這些都成了從大中銀行低進高出的非銀行倒錢金融機構。其次，整個社會都有一種投資短期化、高利化、賭博化的心態，由此一些融資機構和單位允諾高利率、借新債還舊債的龐氏騙局式集資，開地下錢莊，也對利率的不合理上漲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周天勇認為，消除國民經濟高利貸化，根本上要放寬中小銀行設立的數量限制。美國3億人口，有各自獨立的8000家銀行，按照這個比例，中國應當有3.5萬家各自獨立的銀行。考慮到中國人口眾多、地域遼闊、發展水平比美國低，未來也應發展到1—2萬家各自獨立的銀行。其中，特大和大銀行包括中型銀行的數量比例控制在1%—2%之間，絕大多數銀行應當是社區為創業、小企業和居民服務的小型銀行。為防止小銀行再度集中化和僅為大企業服務，還應限制大銀行和國有企業入股城市社區小銀行。在金融體制改革的戰略上，不能再采取變通和中間等有可能出現更惡劣后果的路線。
供給側改革的第四個方面是通過國有經濟的改革，以及公私合作模式（PPP）等，盤活巨大的低效率的資產，吸引社會資金進入一些領域，使之成為經濟增長的動力之一，周天勇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