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經濟的核心問題實際是債務率持續快速上升,也就是投入-產出效率惡化。根本原因在于,長期以來,市場作為配置資源的基本方式并未實現,對市場經濟的規律不夠尊重。
看中國的效率、增長和債務問題,需要有空間思維。不管政府負債率,還是企業負債率,問題主要都出在中西部。這些地區的增長更依賴投資,投資回報卻不高。城市化中土地擴張快于城市人口增長的問題也更為嚴重。大量已經建成或在建的工業園零散分布,甚至位于偏遠地區,交通不便,缺乏規模經濟,缺乏足夠的投資項目。大量新城出現住房空置,成為“鬼城”,房地產去庫存壓力巨大。很顯然,工業園和新城投資回報都不高。
實際上,過去十多年,人口流出地,特別是中小城市,被鼓勵發展當地零散分布的工業園和新城的同時,有活力的人口流入地區,特別是大城市的發展,被抑制。
供給側改革要讓供給適應需求,其中,尤其重要的就是要讓供給和需求在空間上實現匹配。出現上述需求與供給在空間上不匹配,是因為不理解也不尊重地理因素對于經濟發展的影響,認為用政策可以影響經濟和人口的空間分布。
因此,下階段改革必須尊重區域經濟和城市發展的客觀規律,對不同地區的債務率采取不同的方式來解決。對于東部,特別是大城市,要充分發揮規模經濟,釋放其增長潛力,通過提高經濟增長速度的方式降低債務率,而對內地(中小城市),則主要采取破產、核銷、債務重組、債務置換等方式來降低債務率。對于事實上證明投資回報低下,無力償還債務的地區,未來應嚴格限制發債。
要尊重區域經濟和城市發展的內在規律,要使中國經濟回到健康發展的軌道上,就必須要促進人口流動,讓人們更自由地去追求更好的就業和收入。土地資源,主要是建設用地使用權的配置與人的流動方向要一致起來,而不能像過去那樣,將建設用地指標作為鼓勵人口流出地發展的傾斜性政策手段,與人口流動方向來個反向操作。
區域間的平衡發展,不等于均勻發展。區域經濟的平衡發展應著眼于人均GDP的均等化,而不是經濟和人口的均勻分布。發達國家的實踐證明,經濟和人口集中在少數都市圈既有利于效率,又有利于平衡。
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產業,應通過不同的方式來提高人均GDP。大多數制造業和服務業規模經濟強,集聚有利于提高人均GDP。有些產業的產量受到核心投入品數量的局限,比如農業、旅游、資源產業的產出分別受到土地、風景、資源的數量制約,要提高人均GDP,必須減少人。在國家內部應統一市場,相互分工,各地形成基于本地優勢的產業結構,共同富裕。在此重塑經濟地理的過程中,少數都市圈將持續成為人口流入地,而其他地方成為人口流出地,恰恰是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過程。
與此長期趨勢相適應,供給側改革要有空間思維,不同的地方應實施差別化的公共政策。在人口流入地,應通過投資、技術、管理來增加供給,而不應該通過控制人口來限制需求。在現階段,中央政府應對其增加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投入。而在人口流出地,應放棄對于經濟總量增長的考核,加強對于當地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的轉移支付,減少對于偏離當地比較優勢的無效產業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