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中國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中期花大力氣發展鄉鎮企業,現在大部分鄉鎮企業大都垮掉了?原因就在于鄉鎮分散的工業化,使得基礎設施的集約利用程度不高。
1月21日,在湖北日報舉辦的《區域經濟增長與對外經濟合作》高峰論壇上,《產經周刊》記者采訪了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教授樊綱。
過去30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第一階段,其典型特征是工業化帶動城市化。由于社會制度的不健全,大量農民工工作到了一定階段之后,提前從城市撤了回來,導致城市化嚴重滯后于工業化。這些經驗豐富、從城市勞動大軍撤出來的中年勞動力,開始選擇在附近城市就業。
下一階段,必將是城市化推動工業化。而其中的關鍵是農民市民化,即給農民和農民工創造在城市留下來的機會和條件。這已經不是給不給農民城市身份的問題,而是中國城市化的當務之急,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決定著中國第一階段工業化能否順利完成。
工業化的本質是勞動力就業的非農化
農業勞動力占全部勞動力的10%左右,說明一個經濟體基本完成工業化進程。這個時候,農民數量基本穩定。
《產經周刊》:當前中國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現狀是什么呢?
樊綱:去年,中國城市化率接近48%,如果算上短期流動人口,大約是50%。城市化數據爭議不大。但工業化程度,專家們爭議頗多。據官方統計,大約有45%的勞動力留在農村。如果把留在農村但主要收入不靠農業的勞動力都算作非農勞動力的話,現在真正從事農業的勞動力大概占全部勞動力的30%-35%。
工業化率怎么算?我認為最終只能按人算,即按照勞動力的就業結構來算。按照人的就業性質來看,中國現在的工業化率大概在70%左右,比城市化高20多個百分點。
《產經周刊》:一個經濟體,什么時候算基本完成工業化進程呢?
樊綱:農業勞動力占全部勞動力的10%左右。《產經周刊》:為什么10%是個拐點或者說是終點呢?
樊綱:因為到了這個時候,單位農民耕種的土地規模增加了,勞動生產率提高了,農民的年收入和打工者的年收入基本持平,農民的行為方式就會發生改變,農民可能不會再流動到城市就業,農民群體數量基本穩定。《產經周刊》:第一階段工業化進程完成以后呢?
樊綱:現在,美國的農業勞動力只占全部勞動力的1.7%;英國是2%;法國葡萄酒多,占2.6%;日本不到1%。中國第一階段工業化完成之后,可能會達到10%左右,之后可能還會減少。但這是第二階段的事情。
中國悖論:勞動力富余和短缺共存
中國的特殊性在于,農民工在城市里打工,不能享受城市的社保、醫療和基本的養老保險,他們打工打到一定年齡之后,就撤回到農村了。
《產經周刊》:現在有些學者認為中國的“人口紅利”快用光了,勞動力已經出現了短缺,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樊綱:按道理說,中國還有30%-35%的農民要轉移出來,不應該出現勞動力短缺的問題。但中國一些沿海地區,甚至包括內陸地區,的確出現了勞動力短缺和勞動力工資上漲的問題。這就出現了一個悖論:一方面大量的勞動力滯留在農村,每年掙5000元左右,只有打工者的一半;另一方面,勞動力出現了短缺,勞動工資持續上漲,企業生產成本提高。
中國的特殊性在于,農民工在城市里打工,不能享受城市的社保、醫療和基本的養老保險,子女不能普遍和城里人接受一樣的教育,在城市失業了也沒人管。這就出現了一個重要現象:他們打工打到一定年齡之后,就撤回到農村了。
回去之后,歲數已經很大了,農村現在生活也不錯,政府也很關心農村,提供各種扶持和補貼,種地不用交稅,他們就在農村待下來了。用經濟學的術語講,就是無限供給的勞動力現在從城市撤回來了,因此農村勞動力比例仍然很高。
讓農民在城市留下來,是中國第一階段工業化成功的關鍵
城市化最終是人的城市化。農民無法轉化為市民,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化,只能算是個“半拉子城市化”。
《產經周刊》:中國城市化的特點是什么?
樊綱:過去30年,中國主要集中在工業化上,工業化進程很快,也吸引了大批勞動力轉移。但中國一直沒有認真地對待城市化。20世紀90年代以后,工業越來越向城市集中,但農民一直沒有轉化為市民。
城市化水平滯后帶來的并不都是問題,一個巨大的好處是城市周圍沒有出現大量的貧民窟。究其原因,在于中國的進城農民不是失地農民,他們在農村還有土地,歲數大了、失業了還可以回去。這是我們特色,也是其他許多國家所不能復制的。
不過,城市化最終是人的城市化。農民無法轉化為市民,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化,只能算是個“半拉子城市化”。現在,中國城市化落后于工業化20多個百分點,這是中國當前城市化的一個重要特點。
《產經周刊》:中國城市化面臨著什么任務?
樊綱:拉美國家城市化的主要問題是城市貧困和貧民窟。因為他們的農民多是失地農民,在城市里找不到工作,回去也沒有土地可供耕種,只好滯留在城市的周圍,形成貧民窟。中國沒有這些問題。
但是,中國也有自己的缺陷,即大批中年勞動力提前撤出城市勞動大軍,至少撤出了沿海地區的勞動隊伍,使得城市化落后于工業化。勞動力本來是富余的,現在卻發現短缺了。特別是距離沿海較遠的地區的農民工,出遠門打工的愿望不再像以前那么強烈了。
在這個大背景下,中國城市化面臨的任務是:一方面,要解決農民市民化的問題,即給農民和農民工創造在城市留下來的機會和條件;另一方面,中部地區應該創造各種條件,通過打造軟、硬環境信息溝通、交流、商業服務等屬于軟環境,高鐵、地鐵、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建設屬于硬環境培育并承接更多的產業,為那些經驗豐富、從沿海地區撤回來的中年人就近提供就業崗位。
在思考城市化時,湖北應適當考慮“集中”
城市化的優勢在于產業和人口的集中,使得企業能夠更加有效地利用有限的基礎設施。
《產經周刊》:湖北在思考城市化時,應適當考慮什么因素?
樊綱:基礎設施建設是城市化的一個重要內容。在城市化進程中,如何提高基礎設施的利用率,是政府制定經濟規劃時應該思考的問題。
對于中部地區來說,還需要建設更多的基礎設施,使得中部地區的運輸成本能夠相對有所下降,即相對于沿海地區有所下降。沿海地區之所以能夠率先發展,就得益于水路這個世界最便宜的交通運輸方式。湖北屬于沿江地區,也有這方面的優勢。
城市化的優勢在于產業和人口的集中,使得企業能夠更加有效地利用有限的基礎設施。為什么中國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中期花大力氣發展鄉鎮企業,現在大部分鄉鎮企業大都垮掉了?原因就在于鄉鎮分散的工業化,使得基礎設施的集約利用程度不高。
我們現在搞城市化,應該有大的規劃,研究人口流動、就業和經濟增長的趨勢。搞城市化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開花,不是所有地區的所有小城市都要發展。比如西部地區一些人口流出的地方,計劃當中就不應該有大的基礎設施投入。
在一個區域范圍內,我們發展城市化也要考慮通過集約、集中來樹立優勢,而不是處處、將所有的農村都城市化。通過城鎮的適當地集中,產業的適當集中,人口的適當集聚,建設并有效地利用基礎設施,才能為企業發展提供更好的基礎設施條件,才能為產業發展、產業承接創造一個良性循環機制。 (本文來源:荊楚網-湖北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