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庫存”,這種更多用于工業領域的詞語,首次出現在了25日落幕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會議強調,當前任務是要高度重視“去庫存、降成本、補短板”,要著力加強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形成結構合理的農產品有效供給。而在12月26日全國種植業結構調整工作會上,農業部副部長余欣榮表示,2016年將實現1000萬畝玉米種植面積調減,同時探索耕地輪作休耕制度試點。(每日經濟新聞12月28)
據媒體報道,今年入秋以來,我國糧食主產區的玉米、小麥價值均出現不同程度下跌。玉米價格下跌明顯,農戶價格平均下跌20%以上,最高跌幅相比去年達30%,而小麥在國慶前也經歷了一輪斷崖式下跌。目前,水稻收購價總體穩定,但部分地區較往年也有小的跌幅。艾格農業分析師馬文峰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今年要格外重視糧價大跌對數億農民收入的影響,預計會影響1%的GDP增長。
我國今年為什么會“糧豐價跌”傷農,進而會影響到國家整體1% GDP的增長?原因固然很多,但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多年來,尤其是隨著我國糧食“十二連增”的實現,國內糧食很大程度上出現了“階段性過剩”局面。就此而言,國家農業等部門審時度勢,從農業生產的供給側進行改革,首次提出農產品(糧食)“去庫存”,并明確明年全國要減少1000萬畝玉米的種植面積,可謂號準了“糧賤傷農”的一個主要病根,也瞄對了“治病”的方向。問題是,如何才能實現這1000萬畝玉米種植面積的減少,或者說如何才能讓減少農作物種植面積進而真正實現持續健康糧食的“去庫存”呢?
深入研究不難發現,近幾年國內糧食之所以“階段性過剩”,與很多農民進城務工、農地不能精耕細作,轉而只有(大面積)粗糙種植一些小麥玉米等糧食作物有著很大關系。而這部分人之所以還要全國各地城市農村兩頭跑,但又不愿放棄與打工收入相比,農地種植這一事實上已經很雞肋的方式或要求,很重要的問題就在于很多農民工進城務工還不能有效的融入城市,比如子女上學、就業、生產生活、養老醫療保障等不能達到有效需求有很大直接關系。而農地種植,即可保障有糧吃,又可增加一些微薄收入,此外也可為退一萬步的日后不能融入城市再回農村留一個根和退路。
這種情況下,短時間內讓相關農民工放棄簡單的糧食種植,或把土地流轉給他人,進而實現我國農業種植結構深度改革和優化,以及在此基礎上的農產品(主要指糧食)減少種植面積、“去庫存”并不能容易實現。
當然,也許有人會說,政府等有關方面可通過直接的糧食大幅價格降低或相關直接強制政策,就能夠起到有效的減少相關糧食如玉米的種植面積,進而達到糧食“去庫存”的效果。但要注意的是,糧食大幅降價通道一旦打開,會對所有農戶種植的積極性形成誤傷和傷害,對確保我國起碼的糧食種植生產,以及糧食的長治久安會帶來深遠的不可估量的影響。此外,一些強制性的農業生產轉型措施,也涉嫌干涉農民自由種植權,不符合現在民主政府建設的要義。
但反過來,如果我們通過進一步加快農民工市民化、城鎮化步伐,有效去除農民工進城后的后顧之憂,農民不種地、進而土地流轉也就相對容易的多,農作物種植結構的優化轉型也就容易的多,對農產品“去庫存”無疑具有無限的正能量。甚至說,如果我們的農民工市民化、城鎮化有效推進了,屆時不需要政府等大力提倡減種糧食,糧食種植面積減少,進而有效“去庫存”也會很好實現。而且,這既符合國家的既定城鎮化政策,也不會形成對民主施政,以及農業糧食生產的大面積誤傷。
也就是說,就這些意義上而言,農產品“去庫存”,直接在“農”“地”“種”等上做文章,也許有短時的直接效應,但持久健康的“去庫存”,根本還要靠改變農民的居住生活環境,進一步加速推進農民市民化、城鎮化來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