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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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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是移民城市，但這座移民城市的母體文化——嶺南文化不同于中國北方文化，這是一種跨越國界廣泛蔓延在中國華南、東南亞、北美等地的文化。這樣的母體使得深圳與那些中國北方因工礦而興的移民城市有著根本不同。
頑強的自主精神
歷史上從中原南下嶺南的漢民系，無論廣府、潮汕還是客家都保存了唐宋以前的漢文化傳統，并以自主的認同制衡來自蒙元帝國自上而下的“編碼”，從而留下“崖山之后”的中國，并廣播于海外的東南亞、北美各地；嶺南文化的自主精神就是近代以來廣東開風氣之先的秘密。人民公社時代全國曾出現“退社潮”，在那些向大鍋飯說“不”的中國農民中廣東農民占了大多數；寶安農民數次的“大逃港”，直接導致了此后中央決定在深圳設立經濟特區；改革開放之初廣東農民創造出“三來一補”的模式，合法引進港商臺商，深圳的經濟由此起步；城市化大潮中深圳農民建新村蓋新房形成“城中村”，成為大量外來人口進入深圳的低成本生活區。“你們的改革是用筆寫的，我們的改革是用生命寫的。”寶安農民用生命贏得了特區，他們被冠以“改革”的自主精神，是“來深建設者”的第一部教材。
有效的地方自治
頑強的自主精神表現在“城中村”：與華北華中不同，寶安農民以宗祠、族譜為紐帶維系著村落共同體，這種共同體中蘊含著巨大的社會資本。全國取消人民公社、包產到戶之后，寶安農民創造出集體股份公司，將村落的土地集中起來，建新村、蓋廠房、招港商，并且讓這些港商享受“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待遇從事來料加工業務，為廣大內地農村轉移的勞動力提供了可觀的就業崗位。新村（城中村）里既有公共空間、每家又都有均等的建房出租機會，深圳沒有中國北方普遍存在的“失地農民”問題。在政府基本建設投資非常有限的時代，農民建起了總量達２億平方米的城中村，成為這個大都市內布局合理、生活便利的低成本生活區，可容納千萬來深建設者。30多年里應有數千萬人住過深圳的城中村，從他們中間走出了深圳眾多的創業者。
從容的經濟理性
廣東人做生意只算自己的帳，從來不在意別人掙得比自己多。這種迥異于“東方式嫉妒”的經濟理性給所有南下的移民上了市場經濟第一課。歷史上，廣東人自中原南下，并未止步于嶺南，而是在上千年的歷史中以商業貿易將自己的生存圈覆蓋了整個東南亞。16世紀以來，隨著歐洲文明的西風東漸，東南亞又成為先于中國向西方開放的地帶，因此，嶺南文化又成為中華文明中最先“洋化”的板塊，與“胡化”的北方拉開更大距離。20世紀中期，美國廢除了排華法案，北美華僑從“葉落歸根”改為“落地生根”，講粵方言的華人可以成為美國駐華大使，嶺南文化務實、從容的本色經過了富蘭克林式經濟理性主義的烘焙，成為跨越太平洋的經濟語言。
開明的地方政府
對民間自治的寬容是深圳政府的開明表現。廣東是孫中山領導民主革命的起源地，地方政府通過對愛國華僑的尊重實現了對私有產權的保護；70年代末重新復出的鄧小平聽說廣東農民“大逃港”，認定是“我們的政策出了問題”，不主張出動軍隊去解決；在比鄰香港的深圳設立經濟特區，讓深圳得以承接香港的產業轉移；允許農民分田到戶之后重新組織集體經濟，允許集體分股不分田，允許農民引進外商搞“三來一補”、征地返地給農民留出發展空間。同一個土地管理法，華中華北失地農民最多“戶均三套房”，廣東農民可以“人均一棟樓”。可以說，深圳精神源于嶺南精神。歷史上從嶺南北望，蒙元帝國的許多法規制度有悖于生產力發展，完全不合理；時至當代，深圳人從實際出發的做法許多依然是“合理不合法”。深圳政府因此千方百計爭取特區立法權，以便將許許多多“合理不合法”的做法合法化。最近20年里，深圳由政府主導的改革乏善可陳，但政府對于經濟發展依然有貢獻，最大的貢獻就是管得少，干預少，給民間留出了更多的空間。政府對于社會建設的態度也坦率得可愛：并不預期社會生態有多大改善，直言社會建設是“風景林工程”，具體的項目不過是“盆景”。這樣的政府比起堅信“有為才有位”的強勢政府，不啻是民間的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