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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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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人：秦佑國（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原院長、教授）
記錄人：譚少容
地 點：清華大學建筑學院
出生后，我當了9年的城市兒童
1943年12月29日（臘月初三），我出生在上海，小時候住在新樂路亨利坊（現44號弄）。為什么我會有一段在上海生活的經歷呢？因為我的哥哥姐姐留守在農村，染上急性傳染病白喉，雙雙病死了。我父母的悲痛和悔恨可想而知！所以當我出生時，他們就把我留在了身邊。
我是1949年春上小學（春季班），在陜西南路的一個弄堂里，是一個“打工子弟”學校，一間房，屋里很暗，一個教師，教十幾、二十個孩子。1949年5月上海解放，在陜西南路、新樂路路口的阜春小學公開招生，我父親給我報了名，我們弄堂有6個小孩報名。要考試，有看圖寫字，我記得有個圖是一座拱橋，我把“橋”字寫出來了。發榜那天，我四叔一早去看，回來大聲說：“毛頭（我小名）考上了。”
我們弄堂6個小孩就我一個考上了。阜春小學早先是一個富家子弟的學校，“都是汽車接送”（我父親說）。
解放初期，經常有臺灣的國民黨飛機來上海轟炸。有一天，同學們正在聚精會神地聽老師講課，突然響起了空襲警報，老師立即停止了講課，讓同學們不要慌亂，聽從指揮。這期間，夜間也經常有國民黨的飛機來轟炸，當空襲警報響起之后，往天空上望，能看到探照燈的光束在天空中跟著飛機來回晃動，看到高射炮向天空炮擊的火光。后來，我美術課畫的一張畫是高射炮打飛機，炮口噴出的火，除了紅色，我還畫了藍光，這是晚上實際看到的，得到了美工老師的表揚。
1950年我的弟弟出世，加上我爸媽、妹妹，總共5個人，家里僅有的一張床實在睡不下了，盡管這樣還是湊活過了2年。到1952年，我三年級沒讀完，就被送回蘇北農村老家。
10歲，我成了“留守兒童”
記得我虛歲10歲是在農村過的。回到鄉下，我和祖父母一起生活，自然也成了“留守兒童”。
因為我哥哥姐姐的夭折，祖父母對我十分地愛護，以致村里有一家人為他們的獨子請和尚道士做法事祈福時，我祖母還出點錢去“隨份子”，讓和尚道士順便也給我“”。但我還是得了瘧疾（打擺子），幾天高燒不退，祖父母嚇壞了，三叔說上縣里醫院吧。二姑父用獨輪車把我推到江都縣人民醫院，開了奎寧藥片回來吃，那藥好苦。病是好了，但落下了耳鳴，周圍安靜時，聽到耳中蟬鳴似的尖聲，伴隨了我一生。
我回到老家，先在村里私塾讀，小學四年級到鄰村王家橋小學。校舍原來是一地主的家院，土改沒收，成了小學。一個大房間，一個教師，四個年級二、三十個學生在一起，復式教學。初小畢業，隨我當小學教師的三叔到邗江縣杭集鎮小學讀五年級。三嬸生了孩子，我只能回老家，在離村三里地的曹王小學上六年級。我先后上了5個小學，1955年小學畢業。
1954年夏長江發大水，秋糧減產。第二年春天，青黃不接，政府發救濟糧：米糠榨完油后的糠粕。我已在曹王（寺）小學讀六年級。一天，鎮上郵局把一個包裹送到學校，交給我。打開一看，是一包大餅，我父母親從上海寄來的。寄到村里，怕我收不到。
1955年春，小學六年級時我加入少先隊。7月小學畢業后，我考取了縣城的“江都師范附設初中班”，讀了一年，被統一轉到新辦的“大橋中學”。
1958年初中畢業，我被保送到“江蘇省揚州中學”讀高中。從初中到高中，我一直都住校。
1961年我高中畢業填志愿，語文老師吳和先生（同學背后叫他吳老頭，蘇南人，吳方言口音很重，他很喜歡我）動員我考文科，但我沒有答應。我是想，文史我喜歡，成績也不錯，但不能作為我終身從事的工作，只能是業余愛好。最后是班主任張世觀先生把我第一志愿從北大無線電系改為清華建筑系，定了我終身的專業領域。
考上清華，我從蘇北農村到北京
高考后回家等通知。那天，我正在自留地里拔草，郵遞員騎著自行車過來，問道：“誰是秦佑國，有你的信。”我一看，是清華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拿給我父親看，他只是淡淡地說，什么時候動身。我考上清華，村里也沒有多少人知道，村里人只知道，我在外面上學。
離家那天，父親和我一早起來，到磚橋公路邊招手站攔長途客車，十點鐘時遇到了一輛有空位的過路車，把行李卷扔到車頂上，我自己一個人上了車。車到鎮江對岸的長江邊停了，我搭輪渡過江，到鎮江火車站托運了行李，再搭乘去南京的火車。在南京下車，我又乘輪渡去浦口，在車站過了夜。第二天再坐上慢車，夜里三點到濟南，德國人造的濟南火車站給我的印象很深刻。第三天中午12點，我上了一輛“學生列車”，是專門為在北京上大學的上海、江蘇學生放暑假增開的慢車。我上車后，找到一節車廂，都是清華學生。凌晨2點，列車到了北京站。
車站外有清華的車在接新生，我跟著大家上了車，感覺開了好久，車子開進了一座被昏黃的路燈照亮的校門。夜色朦朧，車在行道樹的燈影下穿行，兩旁是低矮的平房（當時的新林院和照瀾院），周圍的景象讓我訝異：“這就是清華大學？”車停穩，下了車，進入了一個高大的建筑，是大禮堂，坐在座位上，等候天亮，看著頭頂上的穹頂和墻上“人文日新”的匾額，終于有了一種大學的感覺。
那個時代，上大學不交學費，也沒有住宿費，只有伙食費（每月十二塊五）是要交的，家境困難的可以申請助學金，全額助學金是每月十五塊五，交了伙食費還有三塊錢零用。我入學后，因為母親在上海工廠當工人，每月可以寄一點錢給我，所以我沒有拿全額助學金。大一下學期，1962年5月的一天下午，校長辦公室讓我去一趟，我很訝異：校長辦公室找我干什么？原來上海我母親工廠來函，說要動員我母親“下放”回鄉下農村，讓清華通知我，學校決定把我的助學金提高到全額。于是，我失去了家庭經濟來源，此后的大學期間，家里沒有給過我一分錢，就靠每月十五塊五的助學金，（1964年毛澤東“春節講話”后，伙食費提高到十五塊五，全額助學金也提高到十八塊五。）一個月助學金，交了伙食費，只剩三塊錢，讀建筑學，除了書本費，還要買紙、筆、顏料，要花的錢很多。
大三時，我想買一本英漢字典（我高中學的英語，大學外語還是英語，我們班學英語的不到三分之一），沒有錢，就晚飯不吃菜，舀一碗大桶里不收費的菜湯，啃窩頭（當時糧食定量中白面只占30%）。這樣可以省下一毛錢。這事讓（趙）大壯發現了，他找到幾個同學，湊了錢，買了一本《英華大字典》（5.20元），在1964年春節送給我。他在扉頁上寫下：“秦佑國同學：窮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 建七一全體同學 64. 春節”。這本字典現在還在我書櫥里。
那時大學里對家境貧困的同學沒有什么看不起，家境好的同學也不炫耀，整個風氣是強調“艱苦樸素”。我自己也沒有自卑感，盡管“窮”，但不“土”，聰明、知識面廣，人又瘦，得了個“教授”的外號。
大學的前幾年我們經歷了“困難時期”，隨后是“批判蘇聯修正主義”（九評），“階級斗爭為綱”，個人“斗私批修”。1965年10月，在“大學生要參加四清”的指示下，我到延慶縣下板泉村當四清工作隊員，直到1966年6月“文革”開始，回到清華。
1968年9月，我們在推遲一年后畢業離校，在清華共7年時間。我們班都被分配到基層：縣建筑公司、工廠基建處，還有同學到部隊農場勞動鍛煉，也有同學下農村插隊。我和我們班另外4人到上海崇明島部隊農場。
大學畢業后，我在山溝呆了八年
1970年5月我離開農場，被分配到湖北陽新縣郵電部的三線工廠——536廠。我到廠里時，還是荒山一片，住在蘆席棚里。“先生產，后生活”，我們測量地形，規劃總圖、道路，平整場地（臺地），先建廠房，后建宿舍。因為廠里的干部是郵電部調來的，招的工人中還有干部子弟（進三線廠可以不上山下鄉），我們設計人員也是廠里的人，所以，雖在表面上要應對湖北省三線工程指揮部的“干打壘精神”，但還是給郵電部打報告，要求考慮大家的生活。例如，供水到每家廚房，而不是集中使用的水龍頭；每層樓設水沖公用廁所，而不是旱廁；底層做水泥地面，頂層瓦屋頂下做吊頂等。后來住宅也裝了紗窗。
我做總圖規劃，道路與場地設計，建筑設計，也做結構設計（多層廠房，單層廠房20噸行車，18m鋼屋架）。電鍍車間通風系統（畫到鈑金展開圖），冬天畫圖要戴口罩，否則呼氣會弄濕硫酸紙；夏天，手臂上汗流，只好懸臂畫圖。還要測量放線，算土方，驗基槽，盯現場，帶領民工施工，經歷了建筑的全過程。
民工施工隊第一次做平屋頂防水貼油氈，第一次做水磨石地面，第一次做水刷石墻面……都出問題，都是我去解決，雖然對我來說也是“第一次”，但我現場觀察能分析出問題的原因。廠里的汽車吊司機不愿意來工地吊樓板，因為司機在廠區出車沒有補貼，我就讓他把車開到工地，你走人，我來吊。三個操縱器，推桿操縱吊桿斜度，轉盤操縱吊桿旋轉，開關操縱吊鉤升降。一臺混凝土攪拌機用了六年，攪拌桶外的齒輪條磨損了，要更換。我在厚圖紙上畫足尺的圖樣（內徑是120°圓弧，外側查機械手冊，畫漸開線輪齒），畫好后，剪下來，拿到木工車間，告訴厚度，做成一個木模齒條，送到鑄工車間澆注3個，拿回來，裝上攪拌機，轉起來了。
我就這樣在山溝里干了8年，文革也結束了。
35歲，我重回清華
1978年恢復研究生招生，給了我重新回到清華的機會。
我還記得，1977年初冬，我到北京出差，順便回清華，來到建筑物理教研組，問車世光先生招不招研究生。他說：“招啊！你來考啊！”
回到廠里，我到廠圖書室去找書開始備考。當時，我白天要應對廠里的工作，主要是在建的單元住宅樓和金屬材料倉庫，晚上就自學普通物理，還要把丟了十來年的英語和高等數學撿起來，而且要“往前進”，英語要從1960年代中國式泛政治化的英語轉向學術性英語；高等數學也需從建筑學專業的教學內容“前進”到一般理工科專業的教學要求。時間很緊，第二年5月就要考試，只有半年時間。
這么短的時間要學那么多東西，只能強記硬背。我在通讀了普通物理教材和理解了基本原理后，把教材上從力學、運動學、熱力學到電學、電磁學的好幾十個公式背了下來。
1978年5月中，我到工廠所在的湖北陽新縣的縣城去考試。我們廠離縣城30多公里，頭天傍晚進城，在一個小旅社住下。五月中的湖北，天氣已很熱，躺在旅館的床上，輾轉反側，不能入睡，心里倒也不怎么緊張，就是睡不著，直到天已蒙蒙亮才迷糊了一會兒，這還是我生平第一回這樣。
考完回廠，就是等待考試結果。一個多月后，接到了招生辦公室寄來的考試成績通知函。拆開一看，專業課是85分，外語80分，政治60多分，數學59分。通知讓我來清華參加復試，懸著的心總算放下了一半。
幾天后，來到清華，見到車世光先生。沒想到他說：“你數學考得不錯啊！”原來全清華考這門數學的考生的平均分不到50分，我考了59分。第二天上午閉卷考試，考建筑物理。我考了84分，應該可以錄取了。臨走時，車先生把我叫到辦公桌前忽然問我：“你來北京讀研究生，你愛人的戶口在湖北，怎么辦？”坐在對面的詹慶旋老師說：“你招研究生，管人家愛人戶口干嗎？”車先生說：“怎么能不管呢？我招他來當研究生，將來就是要留下他，如果他愛人戶口在湖北，調不進北京，兩地分居，最終他還不是要走掉。”我一下愣住了，只好說：“我們廠是郵電部的廠，不屬于湖北縣里頭，將來也許可以想辦法把她調進北京。”
我回到廠里，終于等到了清華大學錄取通知書。1978年10月，我撇下老婆孩子在湖北山里，回清華讀研究生去了，那年我35歲。
1980年春節過后，我愛人被調進北京郵局設計室工作，我們拿到三個進京戶口指標（還有兩個兒子）很是幸運。1981年4月，我研究生畢業留在清華大學。
回憶往昔，許多事都歷歷在目，甚至連細節都記得起來；而我35歲回清華后的日子總感覺過得很快，“找不到坐標點”，沒有太多“記憶”，只是一些“記錄”，沒有太多“生活”，只有太多“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