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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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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北上廣這樣的一線大城市，還是選擇南京、重慶、武漢這樣的中心二線城市，甚至回到老家三四線城市，一直是很多年輕人需要反復考慮的問題。影響這種選擇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戶籍，大城市的戶籍很難拿到，雖然現在有居住證等制度，但總體上仍然是“二等公民”。
目前戶籍改革的整體思路是：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以北京為例，改革開放后的第一次城市總體規劃，就定下了嚴格的人口控制規模。雖然其后城市人口規模數度突破規劃而被迫對總規進行修編，但控制城市人口規模的初衷始終不變。
對于這種政策的解讀，多從緩解特大城市的城市病，促進區域經濟均衡發展角度進行，不過換個視角，從政治角度去看，對大城市的警惕與恐懼，是那樣的根深蒂固，仿佛與生俱來。某種程度上，這是舊有賦權意識，對大城市的一種恐懼。
根據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尹稚的回憶，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國并不認為城市化是人類文明的一個必然形態，而是從賦權意識角度，認為城市是資本主義的結果，是各種罪惡的根源，是“城市病”的發源地。這樣的認識導致其后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的方針都是嚴格控制大城市的發展，適度發展中小城市，積極發展小城市。
對大城市的恐懼首先源于一種純賦權意識的印象，即覺得城市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在改革開放之初，修建高速公路的時候，就是把高速公路視為資本主義的象征。后來經過一系列爭論，才以“機動車專用道”的名義上馬。
其次，大城市的高度集中，是一個人類社會自組織的過程，本質上是各種市場均衡的綜合結果，但它在形式上，卻偏偏是高度偏離均勻的。比如，城市的人口、資金、物質的密度都是偏離平均的。這種偏離平均是市場的需要，因為只有依靠規模效應，才能更廉價地供應商品，不管是外賣、自來水、電話基站，都是如此。
但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講究的是生產鏈上的均勻分配，必然在邏輯上導致地區經濟的均勻性。換句話說，平均才是賦權意識上的好。大城市這種高度的偏離均衡與計劃經濟的平均觀是尖銳矛盾的。這必然使中國人更容易強調大城市經濟局面的負面因素。即使在今天，我們也能聽到很多所謂各個地區要均衡發展的論調，實際上這種論調要的不是均衡，而是平均。
這種對城市的仇視，曾經很明顯地出現在社會主義實驗中。波爾布特，把人口從城市驅散到農村。紅色高棉執政期間，波爾布特認為城市是資本主義的丑惡象征，它會腐化干部和群眾。要建設理想社會，就必須消滅城市。紅色高棉宣布要在10到15年內使國家實現現代化，把柬埔寨變成一個農業社會后，它著手推廣原在解放區實行的合作社制度。取消貨幣和市場，實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給制。最后，戰爭準備、分散人口的需要、三線建設，都分散了大城市的功能。
雖然當下中國，賦權意識對經濟層面的影響已經淡化，但這對城市的賦權意識恐懼仍然在思想深處傳承下來，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
不過，反過來說，這種賦權意識的恐懼并非無中生有，是有其道理的。即使從今天的情況來看，大城市賦權意識的作用仍然非常強烈，那就是大城市可以為人們帶來權利。大城市更多的更自由的輿論、更密集的人口規模、城市中人口素質更高，都產生了1+1>2的效果，帶來權利增量。
前段時間有一陣逃離北上廣的說法，緊接著，又是逃回北上廣。雖然在一線大城市，面臨高昂的房價、無處不在的戶口歧視、缺乏歸屬感等問題，但是選擇了逃回二、三線城市的人，會發現在小地方生活、事業都離不開關系。而在一線大城市這種陌生人社會中，人情、關系的重要性相對降低了。人情、關系性的降低，本質上說，是大城市的公民權利更高從而抑制裙帶與尋租。當一個人從農村、小城市遷徙到大城市之后，他的公民權利實際上增加了，這正是所謂大城市的“賦權”機制。
比如計劃生育，在中國農村，計劃生育的執行過程中，廣泛存在強制引產，而在一線大城市，即便罰款仍然存在，但是，危及母嬰生命安全的強制引產早已絕跡。
實際上，中國大城市市民的政治權利更高，從來不是理論，而是事實。
根據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之子的回憶：三年自然災害時，京、津、滬糧庫告急，為避免“幾個大城市出了問題，影響是很不好的”，經過權衡，中央決定要四川做出局部犧牲。在“三年自然災害”中，四川外調糧食147億斤，確保了京、津、滬的糧食供應，但四川人民卻為此付出極其慘烈的代價。
這并非特例，林毅夫和楊濤運用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阿瑪蒂亞的理論，研究了“三年自然災害”后發現：在中國中央計劃體系中，食物獲取權偏向城市居民，城市居民可通過定量配給系統獲得食物，而農民卻需強制性上繳。這種糧食獲取權的差異的后果就是：一個省的城市人口越多，該省的饑荒犧牲者就越少。這不但和當年農民政治權利低于城市居民相吻合，也能很好地闡釋今天的諸多公共現象：校車、教育等準公共品的供給，在國庫充盈的今天，不是“供給不足”，而是“權利不足”造成的資源在階層間、地區間、戶籍間的分配不均。
更重要的是，這種權利增量的機制并非僅僅停留在經濟層面，最終會影響到政治層面。超大型城市的文化、政治活躍度與小城市，并不是線性的。大城市的廣場與小城市的廣場有著天壤之別，不可同日而語。從這個角度，如果沒有解決賦權意識上的問題，中國特大城市的人口數量，還將受到長期抑制，但是，如果唯物史觀正確，經濟規律必將會不斷頑強地突破這個抑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