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相關工作人員13日表示,我國企業目前減員人數雖然有所上升,但因企業經營不善所造成的經濟性裁員占比很小,僅有2.6%,這一輪國企改革所引發的減員也和上一輪不同,不會引發下崗潮。
最近有媒體報道稱,有研究者認為,由于國企重組等因素影響,要準備迎接第二輪下崗潮。人社部勞動科學研究所所長鄭東亮表示:“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國企處于集中調整階段,下崗規模很大,涉及千萬人,但這次國企改革肯定不會有那么大規模地下崗。”
鄭東亮說:“從總體上看,我國目前市場就業的吸納能力很強,就業形態很多,從2013年產業結構來看,第三產業所提供的就業渠道更多,各種新業態的發展也拉動了就業。”他認為,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出現國企下崗潮,是因為當時整個就業市場沒有那么大的容量。但現在,再就業的市場吸納能力比以前強,國家提出的就業優先戰略也比較成熟,比如對不同群體給予了相應的就業支持,提供了比較好的政策環境,能夠支持盡快再就業。
此外,從去年以來,政府連續出臺一系列“雙創”政策,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新的增長動力,為就業提供了支持。
“現在提出的‘共享經濟’實際上也容納了很多就業,還有很多‘隱性就業’沒有被統計,因為有些人是兼職。”鄭東亮告訴記者。
人社部國際勞動保障研究所所長、研究員莫榮認為,判斷“潮”的出現,要以數據為基礎,要看是不是“量大、集中、影響很大”。在他看來,能夠稱之為“潮”的包括1989年百萬民工下廣東引發的“民工潮”、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國企改革引發的幾千萬人“下崗潮”和金融危機時1200萬民工“返鄉潮”,而現在的失業人數增加還遠夠不上“潮”。
人社部對今年1到9月我國3.3萬家企業崗位流失量進行監測,結果顯示,今年1到9月我國3.3萬家企業減員同比增加1.7個百分點。“企業減員主要來源于員工退休、合同到期、企業結構調整或企業搬遷,以及經濟性裁員等幾方面。”莫榮指出,最為敏感和值得關注的是經濟性裁員,但僅占崗位流失總人數的2.6%,81.5%的減員都是因為正常解除勞動關系。
莫榮認為,這次減員的區域、行業相對集中,結構性特點比較明顯,總體局勢平穩可控。“不可否認,企業減員的確較往年有所增加,但完全沒有達到‘潮’的地步”。
按照鄭東亮的說法,這次減員主要集中在制造、煤炭、化工、鋼鐵、紡織、服裝和零售等領域,很多是化解產能過剩和環境治理的行業。
莫榮表示,東北地區的能源行業減員量較大;采礦和設備制造業的減員量較大,占減員總數的51.5%,但減員100人以上的占比很少,僅有5.5%,減員1000人以上的僅占0.3%。“另一方面,企業每年還有增員,以及新創造的就業崗位”。
根據人社部發布的數據,今年1到9月,我國城鎮新增就業1066萬人,在經濟下行的情況下,就業形勢比較穩定。
在莫榮看來,保持高就業的原因有4點:第一,我國經濟發展維持了中高速增長,對保障就業起到重要作用;第二,新型產業發展比較好,今年電子商務、金融、計算機行業用人大幅度增加,激發市場活躍度;第三,創業帶就業的效應在持續釋放,一個企業就可以帶動1到3個人就業;第四,政府的一系列措施尤其是積極的就業政策保障了就業的增長。
莫榮告訴記者,他們研究所研究失業預警紅線,參考國際一般情況,認為調查失業率7%是一個合理的指標,而9月我國調查失業率為5.2%。
莫榮表示,要注意到失業風險在上升,勞動關系矛盾在上升,東北地區等區域不穩定的風險也在積聚。但莫榮也指出,在應對失業問題上,我國有成熟的做法。“金融危機期間,我們開創了由社會保障解決就業的‘5432’政策——5項社會保險可以緩交,除了養老保險以外,醫療、工傷、生育和失業保險可以降低費率,可以從失業保險給企業崗位補貼,讓企業生存下去,盡量少裁員,這個政策比較成熟,新加坡也在實施類似的政策。”莫榮認為,我國對解決規模性的失業也有辦法,如規模性的裁員要通過職工代表大會、要有相關的安置辦法,還有很多經驗可以借鑒。
鄭東亮認為,國企改革重組會有部分員工分流,所以還需要做好分流安置。“企業和員工的協商很重要,如通過減少工時、減薪、短期放假等措施來共度難關,職工的分流安置要事先溝通商量,避免出現去年的‘沃爾瑪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