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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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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正在發生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城市化過程，城市化的關鍵，是人的城市化，大量的農業人口要轉化為城市人口，住進社區享受醫保和社保，分享城市化的成果，與此同時，“農民被上樓”“食利階層”“鄉村消失”等種種問題暴露出來。作為世界第六大都市圈的長三角地區，為了拆除城鄉壁壘，千方百計出“新招”，做出了諸多探索。而中國城市化還會不斷出現新的難題，新型城鄉一體化帶來的新生活，也在不斷的嘗試、解答、修正中逐漸浮現出來。
農民進公寓享社保
大批農民搬離農村的宅基地，住進城里的公寓，得到物業管理服務，政府發給房產“三證”，享受社保和醫保。
杭州市江干區67歲的農民謝大伯告訴記者，他家里四口人，如今擁有300平方米房子。他一家住著100平方米，另外200平方米出租，不種地不養豬，一年的房租收入就有好幾萬元。據他說，在這里，農民土地被征用后，每戶可以分到兩三套房子。
63歲的丁橋村民傅大根說，政府為拆遷戶辦了社會保險，現在他每月可領到一筆“退休工資”，看病有保險。每年還可以獲得村里“留用地”開發經營收益的分紅。
大批農民搬離農村的宅基地，住進城里的公寓，得到物管服務，政府發給房產“三證”，享受社保和醫保。這些農民安置房一點不比商品房差。
記者在安置房項目杭州大塘社區看到，每戶配備停車庫(位)、儲物間，門窗采用中空玻璃，墻體采用墻內保溫技術，社區配備有線寬帶、小區電子巡更系統、背景廣播系統、可視對講系統等，實現智能化管理。
在長三角，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涌入城市，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但由于身份仍然是農民，他們享受不到城鎮居民的子女教育、職業培訓、就業服務、社會保障等待遇。現在，這些問題通過“置換”都得到了解決，居住環境得到較大改善，城鎮社保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他們生老病死的后顧之憂。
杭州前兩年就推行了市區八個城區實行“以宅基地換住房、以承包地換社保同步操作”的“兩合一”模式，一攬子解決農民的住房與社保問題，八城區周邊的五個縣市探索“以宅基地換住房、以承包地換社保任選其一”的“兩選一”模式，有條件地推進“兩合一”模式。
據悉，杭州在下屬五縣(市)也開始探索以土地承包經營權置換城鎮社會保障、以農村宅基地和農民住房置換城鎮產權住房、以集體資產所有權置換股份合作社股權“三個置換”。
新村怎樣建 農民說了算
舊村拆不拆，新村建不建，怎樣建設，都由農民說了算。自己的新村自己建，激發了農民群眾極大的熱情。
好事辦得不好就會變壞事，“置換”也引發了不少人的疑慮。一些地方在“撤村建區”中也出現了違背農民意愿強拆強建、侵害農民利益的負面情況，被輿論稱為“被上樓”、“被自愿”現象。那么，如何避免強制農民置換的“被上樓”現象？
杭州市在征地拆遷中“先建后拆”，先造新房，從征地拆遷到安置房建設的每個環節都交給農民“決策”。如何規劃，用什么材料，選誰來施工，都由農民自己決定。農民先看到新家園，覺得好，再簽訂拆遷安置協議，覺得不好再改進。
在寧波市鄞州區，舊村拆不拆，新村建不建，怎樣建設，都由農民說了算。將村莊化為幾個街區，每個街區的幾十戶人家自己拆、自己建，資金、利益分配等問題完全由農民自己決定，只要有一戶不同意拆遷，整個街區就都不建。
該區在過去的八年中，共投入資金超過104億元，推進“舊村改造新村建設”，至今新村建設規模達到一千多萬平方米，為農村居民提供了8萬多套新房源，入住農民達11萬多人，卻實現了“零強拆、零上訪、零事故”。
自己的新村自己建，激發了農民群眾極大的熱情。集士港鎮祝家橋村建成了1萬平方米的農民新居，沒占用一分耕地，鎮村未出一分錢，政府也未參與拆遷，全部由村民自己完成。“招標、施工隊都是由村民自己選的”，村民張阿娥說：“為定方案，我們都不知道開了幾次會。”
為了集約利用土地，實現土地效益的最大化，在全國各地不少城市，新村建設都促進加快農村人口向中心城區、中心鎮、中心村集聚集中。政府希望農戶集中建設聯排住宅和多層、小高層甚至高層住宅，提高土地利用率，向空間要資源。
最好的方法是通過補助、獎勵等對農民進行引導而不是強制。比如寧波鄞州區規定，對農居小區建筑層高在5層以上的，給予每平方米100至140元的補助。目前該區已建在建的農民集中居住小區平均容積率達到1 .35，多層公寓式住宅占總量的77%，共節約土地2200多畝，節地率達到42.3%。
被征地農民暴富后的空虛
生活和生產方式改變了，但是人的“城市化”并沒有完全跟上。傳統的生活習慣和鄉村鄰里狀態不再存在，很多人的精神生活十分空虛。
從過去的不能上市交易的農民房，到每戶擁有多套全產權城鎮房產，農民變成市民，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耕作者變成了有財產性收入的房東、股東。在寸土寸金的長三角，很多農民一下子暴富，“食利者”現象滋生。
在長三角一些發達地區，不少征遷項目的農民按人均50平方米(獨生子女算雙份)的面積安置。每戶自己住一套，一般還有一兩套用于出租。農民們當起了房東，每年房租獲益豐厚，財產性收入迅速增加。
寧波鄞州區政府統計，通過新村建設，農民家庭資產迅速增加。據估算，原來農民的房產價值在2至10萬元之間，經過改造建設，增值至少達到了10倍以上。
生活和生產方式改變了，但是人的“城市化”并沒有完全跟上。傳統的生活習慣和鄉村鄰里狀態不再存在，很多人的精神生活十分空虛，一些人在公寓房里養起了雞鴨。一些房東不愁吃穿，也沒有就業壓力，開始過起“提籠遛鳥”的生活，每天聚眾打牌甚至賭博，連吃飯都沒時間，從外面叫了送進去。
正在建設杭州新C B D的江干區，有大量農民在征地拆遷后一夜暴富。該區勞動局在《關于進一步促進我區被征地農轉非人員就業工作的調研報告》上寫到：“他們生活富裕，住房充足，僅依靠拆遷補償款和房屋租金就能過上較好的生活，勞動性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比例極低，因此工作與否并不直接影響他們的生活品質，這一群體就業迫切度普遍不高。”
杭州丁橋鎮黨委委員平紀昌說，這股風愈演愈烈，“青壯年不干活，小孩子不讀書，長此以往，會害了幾代人”。
這些農民甚至被一些賭博集團所覬覦。據杭州市政法機關人士介紹，這些失地農民缺少城市生活的經驗，他們所擁有的只是幾套房子，很容易被犯罪分子設賭局欺騙，一旦欠下巨額賭債，往往只能用房子抵押，失去房子之后他們便一無所有。
“新市民”精神正在形成
為了解決失地農民在城市化大潮中“身份迷失”帶來的精神空虛等問題，很多地方嘗試豐富群眾文化生活，提供技能培訓，鼓勵創業等。
離開田野，住進小區，不再“雞犬之聲相聞”，到處是水泥森林。生活變化了，環境不同了，鄰里關系取代了“鄉里鄉親”，一些農民感到迷惘。
為了解決失地農民在城市化大潮中“身份迷失”帶來的精神空虛等問題，很多地方還嘗試打“文化”牌來調適、充實“新市民”們的精神世界，革除低級落后的習俗，試圖培養出積極向上、健康進取的新市民精神。
“現在站在舞臺上，我能做到鎮定自若地表演節目，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原居住在寧波農村的林賽芬，自打成了怡峰社區居民，成了一名文藝骨干。“文化活動天天有，廣場演出周周新，我們的日子越過越精彩。”
她所在的寧波北侖區在推進城市化、促進更多農民變市民的同時，從2006年開始，每年投入1000多萬元實施“農村文化陽光工程”，率先在全省實現村落文化宮全覆蓋，196個村的村民全部被納入到“15分鐘文化活動圈”。大批農村文藝骨干正在涌現。
據統計，目前該區已擁有250多支，由5000多名群眾自編自導自演的業余文藝團隊。還有一支由專業人員、文藝愛好者、大學生志愿者、中小學文藝教師等600余人組成的“海享文化服務志愿者隊伍”。出現了一批“一鎮一品”、“一村一品”特色文化鎮(鄉)和行政村。
舟山市定海區近年大力推行“大島建、小島遷”，通過漁農民集中居住加速城鎮化進程，大量漁農民的傳統生產、生活方式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改變。該區同時全面開展了“唱響定海”活動，在曬谷場上、織網漁場中，上演“達人秀”。男女老幼人人上臺，書法、剪紙、獨角戲、舞蹈、吉他彈唱等各項才藝輪番登場。一些敲碗奏曲、木梳演奏、高蹺越劇等難得一見的“獨門絕活”也從鄉間重現。小沙鎮兩名農村婦女，鄰里隔閡長達二十年，平時見面一句話都沒有，自從代表同一社區演出后，在同一個舞臺上握手言歡。一種和諧向上的新市民社區文化正在形成。
如何避免“食利階層”形成，為新市民創造全新的精神生活和社區文化，長三角各地政府也想了不少新招。
杭州寧波等不少地區都采取了給農民提供技能培訓，開設“新市民”教育課程等措施，提供各種資金予以扶助、獎勵。一些城區政府與職業技術學院合作建立了專業高技能人才培訓和實習基地，采取政府下單、學校接單、失土失業人員菜單式定向免費培訓的方式，重點培訓緊缺工種技能。杭州濱江區在半年時間就培訓了失土失業人員3726人，有1876名失土人員走上新的工作崗位。
杭州市江干區最近出臺文件，征地拆遷、撤村建居后的農民，如果就業、創業或讀書，都將獲得政府的現金獎勵和各種“補貼”。
江干區勞動局副局長陳英平說，不管打毛線、搞編織，還是繡花等來料加工，只要婦女有份工作干，政府都會予以支持和獎勵。失地農民只要再去讀書，不管大專，本科還是其他學歷，政府都積極給予鼓勵資助。
不能將“城市標準”強加給農村
保護鄉村傳統文化，避免城市化“折騰完城市又折騰農村”的現象出現，逐步成為長三角學術界和政府部門的共識。
記者在湖州市德清縣東舍墩村的“和美鄉風館”看到，墻上掛著村里的勞動能手、好婆媳的照片，各行各業優秀人物的照片，還有村里出的大學生名單。旁邊的村民告訴記者，現在大家都希望婆媳關系處得好，家庭和睦，自家的子女能有出息，“名字就能進這個館了”。
在新市鎮白彪村，記者看到“和美鄉風館”掛滿了該村歷史上曾經出過的進士等古代先賢以及現代名人資料。本村出去在外當領導干部的也掛在墻上。村干部告訴記者，這些人要是犯了錯誤，就要拿下來，全家人在村里都抬不起頭，來自鄉里鄉親的監督最符合國情，最有制約力。
湖州市德清縣在城市化進程中，沒有按照“城里人”的標準向農村“輸出文明”，而是充分尊重農村古已有之的建鄉賢祠傳統，在各村全面推行既有時代精神、又契合鄉村認知的“和美鄉風館”建設，成為新時代的“鄉賢祠”。
德清縣委宣傳部潘建明說，鄉村最在乎的就是“進祠堂”，這是和城里人很不一樣的，只有順應并傳承鄉村傳統脈絡，城鄉一體化形成的新文明才能在農民變市民的過程中做到入耳入腦入心。
他告訴記者，隨著農村大規模拆遷改造，很多寶貴的村落歷史文化消失了，如今德清歷史悠久的桑蠶文化、絲綢文化、稻米文化等通過“和美鄉風館”得到了保護和展示，發揮了比外來文化更有效的教育功能。如鐘管鎮青墩村為剪紙老人楊大娘在“和美鄉風館”專設工作室，整理搶救了即將失傳的我國桑蠶文化活標本———蠶花謠。
一些專家指出，保護鄉村文化，絕不能搞“假古董”，也不能將“城市標準”強加給農村，農村有自己不同于城市的特點和內在規律，一定要尊重、遵循鄉村特有的文脈，并不斷推陳出新，實現傳統和現代文明的結合，才能擁有長久的生命力。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通過保護鄉村傳統文化，避免城市化“折騰完城市又折騰農村”的現象出現，逐步成為長三角學術界和政府部門的共識。
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員楊建華指出，城鄉一體化不是一律化，城鄉一體化既需要將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延伸到村，讓農民像城市居民一樣享受公共產品 與 服 務 ， 又 需 要 注 重 保 護 村 落 優 秀 傳 統 文 明 元素。他認為中國是一個“村落大國”，大大小小的村落形成了支撐中國發展的基礎，鄉村文化在維護社會秩序、增進成員團結、傳承人文傳統方面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世博會唯一鄉村案例館的設計者、在今年威尼斯雙年展上為中國贏得“特別榮譽獎”的中國美院王澍教授認為，鄉村發展應有不同于城市的評價體系，“城市化”不能理解成就是“消滅鄉村變城市”，中國鄉村應走出一條具有獨特生產、生活形態的科學發展之路。市民和村民共享優質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資源，但鄉村獨有的文明形態和傳統“D N A”依然能和城市文化并存。
據了解，世界很多國家，也曾提出過類似理念。比如英國有過保護鄉村運動，韓國、日本都有過類似運動。1926年成立的英國鄉村保護環保組織C PR E在世界范圍內都發揮了巨大的影響。該組織認為城市的過度發展將會侵吞整個鄉村的自然與傳統人文景觀，提倡保護英國鄉村的傳統風景，遏制城市的無限制擴張。當時的首相鮑德溫說：“對我來說，英格蘭就是鄉村，鄉村才是英格蘭。”
專家：農村土地收益應更多進農民口袋
有專家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當下各地正在開展的將農村土地整治和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的農村土地“置換”確實有必要，但是要讓農民共享并逐步擴大“土地剪刀差”帶來的利益，共建共享城市化的好處，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土地引發的諸多社會矛盾。
據 浙 江 大 學 房 地 產 研 究 中 心2005年的一項統計，東部地區有5%至10%的農民在城市里購房，大約有1500萬戶宅基地處于閑置、空巢狀態，浪費嚴重。
據了解，一些地方“置換”全部完成后，據測算可節約大量的土地，與周邊農田經過整理，將形成有規模的連片農田，由政府成立農業發展公司實行統一經營，發展現代農業。
浙江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賈生華教授認為，90年代以來，我國在城市發展中實行“土地剪刀差”，農村土地雖然是“集體所有”，但實際上村集體并不能買賣，只能由政府買，而且由政府定價。政府征用、征購土地之后，再將使用權出讓給企業 ， 政 府 從 中 獲 得 了 巨 額 “ 剪 刀差”，投入到城市建設等方面，使城市分享了農村土地的商業價值。在城市化、工業化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今天，土地價值日益凸顯，農民的利益卻沒能隨著城市化的進展同步增長，反而受到損害，應該通過制度創新和改革，予以解決。
賈生華建議我國在制度設計方面，可以探索開展我國繼聯產承包制、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制度之后的又一次土地制度革新，制定“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轉讓條例”，和土地承包法、國有土地使用權轉讓條例共同構成我國土地市場的完整法律體系。
他認為，在此法律調整的基礎上，村集體成為土地市場的供地主體，讓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和宅基地直接進入市場，土地的市場價值完全進入農民的口袋。由目前的國有土地壟斷供應，變成國有土地和集體土地多頭供應，這對城鄉統籌發展可以起到四兩撥千斤的效果。
土地非農化的升值收益更多地留給農村，將會從根本上填平城鄉發展的鴻溝。使農民“有恒產”、“有恒心”，大大促進人的城市化，這么大的農民群體一旦成為地產擁有者將極大推進我國的內需拉動，對宏觀經濟結構優化會產生根本性的推進。
也有一些人士不完全認同這一觀點，一位研究人士對記者說，他認為土地的增值，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巨額投入完善基礎設施配套“做地”的成果，其價值說成完全是農民的，要全部留給農民，不夠客觀，政府獲得的“土地剪刀差”，其中很大一部分還是用在農村的基礎建設和農民生產、生活保障上了。在政府的主導下，農村變成社區，政府配套建設學校、醫院等，才使得這一地塊越來越“城市化”，日益增值。
杭州正在開展的城鄉統籌工作中，不少地方給村集體有10%的留用地，規定不能用于住宅開發，專門用于發展“樓宇經濟”，所獲收益由村集體給村民分紅，有的鄉鎮給每戶征地拆遷農民贈送商鋪產權，使失地后變成新市民的農民群眾有穩定、長久的財產性收入。基層干部也普遍認同，在政府主導規劃下，土地收益應越來越多地讓農民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