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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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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國務院一項關于12個省會城市和144個地級市的調查顯示，省會城市平均一個城市規劃4.6個新城（新區），地級城市平均每個規劃建設約1.5個新城（新區），全國新城新區規劃人口達34億。
與當前的13億人口相比，34億無疑是一個讓人瞠目結舌的數字。有意思的是，據聯合國近日的一項報告顯示，到2017年，中國可能步入人口拐點，達到巔峰后開始萎縮。巨大的反差背后，一方面是政府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城市大躍進，另一方面卻是冰冷的現實，中國人口的自然增長速度遠遠跟不上城市的擴張速度。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化進程一直保持高速。從1949年初的10.6%，到1978年的18.9%，及至2011年的51.27%、2014年的54.7%，城市化率幾乎以每年一個百分點的速度增長，而城市總數增加至657個，我們用30年時間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上百年的城市化歷程。
事實上，城市化這個概念從來就沒有定論。但就中國的發展現實看，幾乎就是一場以攫取農村土地為目的的土地城市化。據中國城市建設經濟研究所統計，從1996年到2003年，7年間中國耕地減少了1億畝，這些土地，絕大部分被城市占用。從1990年到2007年，我國城市建成區面積從1.29萬平方公里擴張到了3.55萬平方公里，2013年擴張為4.78萬平方公里，十余年間擴張了270%，城鎮人口只增加了27.29%。顯而易見，土地的城市化已遠遠超過了人口的城市化。
這樣的情況既發生在沿海地區，也發生在西部內陸地區，既發生在溫暖的南方城市，也發生在寒冷的鐵銹地帶，既發生在北上廣這樣的一線城市，也發生在無錫泉州這樣的三四線城市。即便是人口每年流失量達180萬的東北地區，也罔顧人口減少的現實，對建城造城樂此不疲。
以沈陽為例，根據遼寧省對沈陽經濟區的規劃，在未來3-5年，在沈陽經濟區的城際連接帶上，將建起33個新城、新市鎮，使整個沈陽經濟區通過城市、新城、新市鎮連成一個大的城市片區。根據《關于在沈陽經濟區城際連接帶規劃建設新城新市鎮的通知》，擬規劃建設25座規模在10萬人口以上的新城、8座規模在5萬人口以上的新市鎮。那么，沈陽的人口現狀如何呢？我們選擇更為準確的在校小學生數據來看，根據沈陽市統計局的數據，2008年的在校小學生是36.4萬，2013年減少到 34.5萬，已經呈負增長態勢。很難想象，沈陽從哪里找300萬人口來填充這些新城？
規劃人口的激進擴張，背后是地方政府對土地指標的狂熱追求。每多一個人進入城鎮化序列，就需要配備約100平方米左右的建設用地指標，做多城市人口，意味著可能向上級獲取更多的土地指標。近三十年的城市化進程中，許多地方政府，已經走上了一條土地擴張的不歸路：招商引資需要讓渡土地收益，土地出讓金獲取需要國有建設用地指標，投資拉動需要靠建房修路修廣場.....多方利益交織，以至于中國的新城越來越多，紙上規劃的人口成倍增長，也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人口大躍進映射出的城市大躍進，對中國城市化而言，未必是好事。
從系統論的角度看，一個地方的城市化速度越快，越可能陷入社會系統混亂，致使城市生活質量下降、犯罪率上升，以及道德潰敗。從中國城市發展種種問題和矛盾看，由政府主導、以拆遷改造為標志的快速城市化完全攪亂了市場發展的節奏，使得城市處于一個無序的發展狀態中。城市化是一個社會經濟演進的過程，是一個自然而然地由市場推進的過程，而不是像大多數經濟學家想象的那樣，是一個可以追求、可以被塑造的結果。當前通過拆字當頭、強制實現城市化，無論如何都是違背經濟規律。我們在這里批判并不是要全盤否定城市化，我們要否定的是大躍進式的城市化、帶血的城市化。
城市化的發展從來都不是一個政府乃至個人就能主觀決定的，它是一個漸進的歷史過程，而從其演進過程來看，一定有人口、產業、資源，知識的集中和變遷，這是一個系統的工程，缺一不可。這意味著，傳統的低成本、由政府強制推進的“土地城市化”戰略必須得到調整和糾正，而由于上一個階段城市化矛盾的累積，未來中國將進入一個高成本城市化時代。如果政府在城市化道路上的激進情緒得不到有效控制，很可能會給城市帶來災難性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