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經濟參考報》報道,人社部有關負責人透露,國家將建立覆蓋機關、企事業單位退休人員和城鄉居民的基本養老金正常調整機制,根據物價變動、職工工資增長、收入水平提高等情況,并兼顧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承受能力、財政負擔能力等因素,統籌考慮各類人員的基本養老金調整。
截至今年1月,全國已連續11次以10%的幅度上調養老金。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已由2004年的月均647元提高到目前的2000多元,增長了2倍多。養老待遇不斷提升,對個人而言當然是好事,但若看得更長遠更深入一些,現有的養老金調整機制卻面臨兩方面難題。
一方面,在現實層面上,養老金連續多年普漲帶來了一些負面效應,比如對養老保險基金和財政造成壓力,還產生了后退休比先退休待遇更高的怪現象;另一方面,在理論層面上,縱觀多年來的養老金調整,多是采取國務院批準、人社部發文、省市根據自身情況執行這一慣例模式,而該不該調整、調整比例多大等關鍵細節,至少在公共視野內缺乏充分的測算和博弈,存在較大的主觀性。
建立起一套科學合理的養老金正常調整機制,兼顧物價、工資增長、養老基金承受能力等多方變量,實現制度化、定量化的“全自動調整”,長遠來看既能促使養老待遇跟上社會發展,也能保證財政和基金壓力維持在可承擔的水平上。這一理念在一些國家已成為現實。例如在美國,只有當CPI增長超過3%才會啟動調整程序,德國則主要參考工資增長率來確定基本養老金的調整幅度。
養老金調整只是眾多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一大難題,而解決這一難題的數據化思維方式,還可應用在更多的社會治理領域。目前,我國相當一部分公共政策的制定,通常是基于各個部門分別上報的零散數據,綜合考慮專家學者的建言獻策、民意調查等,科學實證的支持相對較少。為了進一步提升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學性,完全可以效仿養老金調整的做法,引入“大數據”理念,將理性的數據分析與感性的經驗判斷結合起來作為決策依據。
比如在交通方面,可以根據車流方向、密度來適時調整交通信號燈,讓出租車在打車需求缺口最大的時間和地點出現;在健康醫療方面,通過研究氣溫、病種、門診量的變化,可以預測未來傳染病的發展趨勢。今年初全國手足口病高發期間,有互聯網公司就收集了相當寶貴的數據,向國家疾控中心提交了疫情預測和分析報告……大數據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應用空間,只會越來越廣闊。
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用好“大數據”,當然還面臨許多挑戰。首先,政府數據開放共享是第一要務。只有讓數據充分流動共享,讓社會力量參與數據分析工作,才能從海量數據中挖掘出有價值的信息。其次,則是要革新現行的公共決策程序,增加數據測算和實證研究環節,尤其是要在公共視野中向公眾進行充分的解釋演算,更有利于增強民眾參與的科學性,讓外部監督也更加有的放矢。在利益愈發復雜、觀點日趨多元的現代社會中,“用數據說話”的理念仍有很強的現實意義。為了保證各項決策更加趨近科學合理,未來在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還應多讓數據“說話”,并讓數據說的話更有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