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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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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號院的靈魂是杜潤生，九號院的色彩是生龍活虎的年輕人”，九號院的開放、包容、平等，在王岐山和他的朋友們身上留下印記，在特定歷史關頭，為中國發展作出重大貢獻。
1990年的一天，西黃城根南街九號的院子里，一個工作組走了進來。他們宣布，決定撤銷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一年來，清查組進進出出，另一塊牌子“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不久前剛被摘下，九號院的人已接受事實，也就沒什么可驚訝的。沒人說一句話，各自默默走出會議室。
23年后，我們來這里尋找往事，看見圍墻高聳，門口警衛荷槍挺立。我們被告知，這是某國家領導人的住處。門側依然掛著“清代禮王府”的石牌。
熟悉院子歷史的人說，李自成入京時在這里住過3天。三百多年后，當華國鋒在院落邊上獨自徘徊時，杜潤生帶著一群老中青正埋頭苦干，決心給農民新的命運。這是1982年，九號院立起了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的牌子，取代了兩年前剛成立的國家農委。往后7年，九號院就成了農研室的代稱。
農研室是中央直屬咨議機構，5個中央一號文件是它最為人知的成果。盡管“文件”早已無法“治國”，但在1980年代，他們卻引領了如火如荼的農村改革。改革漩渦的中心里，年輕人出現了。
“那時的青年有傷感的、哀嘆的、悲憤的、抗爭的，也有批判的，杜老引導著一幫批判的年輕人走向建設……他破格培養，委以重任。”多年沉浮后，曾轟動一時的“最年輕副部長” 翁永曦一語概括：“九號院的靈魂是杜潤生，九號院的色彩是生龍活虎的年輕人。”
年輕人如今已過天命之年，談及九號院，都流露出純真神態。財訊傳媒總裁戴小京曾是其中一員，他強調自己只是邊緣角色。我問他，“農研室畢竟是官辦組織，在1980年代理想主義氛圍里，你的身份認同是什么？”
“改革者。”他很肯定。
“改革者”后來散落各方。2002年，杜潤生90歲生日，在曾經起草一號文件的京西賓館，他們再次相聚。杜潤生說：“農村改革靠的是一個團隊，我只是這個團隊的一個符號。可喜的是，這個團隊出了不少人才，但沒有出一個腐敗分子。”他不會想到，若干年后，團隊成員王岐山，還將成為中共打擊貪腐的最高領導者。
“像三十多年前那樣，中國又到了新的十字路口。”一名受訪者樂觀地認為，反腐反特權預示變化的開始。
他們懷念九號院，以及1980年代的改革氛圍。
歷史性的遇合
“我們這一代人，自小受到以天下為己任的教育，”翁永曦回憶起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往事，試圖找到一代人的文化基因。
1979年，翁永曦31歲，從內蒙古農村調回北京，到農民報當記者。王岐山和翁永曦同齡，從陜西調到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任實習研究員。朱嘉明和黃江南是社科院工經所的研究生。解放全世界的夢想放到了一邊，四人經常在一起討論：中國往何處去？
北京像被拋入新的時間軸，到處都在宣揚“思想解放”。青年們從上山下鄉的歷練中歸來，將批判體制的聲音貼滿民主墻。人大代表的競選也即將往高校里蔓延。
翁永曦喜歡交友，回京不久就在辦公室辦了沙龍，三五十人擠著討論，以后幾乎每周都聚會。青年們達成共識：要改變產生“四人幫”的土壤，就必須進行一場徹底的政治、經濟、社會變革。
漩渦之外的農村，農民已經行動起來。就在前一個冬天，當北京的老干部們紛紛沉冤昭雪，一千多公里外，安徽鳳陽小崗村的村民冒死包干到戶。他們太窮了，20年人民公社，村里人數減半。三年大饑荒，村民十死其三，幸存者四下逃生。1978年，饑腸轆轆的農民仍在到處行乞，夏天又遭遇大旱，肥西縣山南區土地干裂，連烏龜都渴死了，鳥兒墜落到地上，小麥種不下去。生產隊把田分給農民自己種，沒想到一包產到戶，干旱的土地竟然獲得豐收。1979年夏天，安徽參事郭崇毅來京送山南區經驗的材料，可包產到戶仍是禁區，即便被稱為歷史轉折點的三中全會，對此也明文禁止。
他處處碰壁，直到遇見陳一諮。
陳一諮也是1979年從農村回京的青年，在社科院農業經濟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他和朋友去民主墻看大字報。在他看來，政治民主缺乏基礎，從經濟入手則是大方向，中共中央也正呼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呢。
改革從何入手？來自山南區的材料讓陳一諮似乎看到了線索。他很高興，把材料交給胡耀邦和朋友鄧英淘的父親鄧力群，幾個月后到安徽農村調查去了。
1980年，陳一諮跑了14個縣，調查了3個月。回來后他決定成立研究農村問題的組織，朋友何維凌、鄧英淘、王小強、楊勛、江北辰、白若冰、張木生等人很支持，加入籌備。早在1968年秋，20歲的張木生就寫萬言書提出“包產到戶可以增產”，招致牢獄之災。如今，年輕人重新探索改革路徑，從計劃經濟體系中最薄弱的農村入手。
1979年，在西黃城根南街九號院，新上任的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杜潤生也在尋找新的歷史機遇。這是他自1955年被打為“右傾分子”后的首次復出，有人勸他緊跟黨中央，吸取鄧子恢的教訓。
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國家農委主任王任重還在談集體經濟的好處，但敏感的人從語氣中揣摩出形勢的微妙變化：一年前三中全會規定的“不許包產到戶”，已在這年9月改為“不要包產到戶”。
杜潤生找到胡耀邦，讓其將“不要”改為“準許”，胡耀邦要他等待時機。5個月后，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支持包產到戶的萬里接替王任重主管農業。不久華國鋒辭職，鄧小平開始贊揚包產到戶及大包干。
杜潤生沒想到，各省市區座談會上，多數與會者并不贊同。在爭論、妥協之中，75號文件誕生了：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干到戶。
表面看來，包干到戶是包產到戶程序的簡化，“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然而一旦實施，不僅農民將逐步擁有私產，分配及核算也不必通過生產隊了，這意味著生產隊及人民公社將名存實亡，以此為根基的計劃經濟也將動搖。老同志們痛心疾首，拉著杜潤生：“包產到戶，關系晚節！”另一些人更為憤怒：“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在改革的關口，杜潤生和支持他的新領導人，需要繞過守舊勢力的高墻，尋找更多支持者。就這樣，開放的高層和民間的改革青年注定相逢。
他甚至不是黨員
1980年翁永曦到農委不久，杜潤生就跟他講中央考慮未來十年向農村投入1500億的計劃，讓他拿出方案。“1500億！”他很驚訝，隨后就和工作組出發前往內蒙古調研。火車臨開前，黃江南和朱嘉明跑進了車廂。
在當地，他們拉翁和幾位朋友聊天，當晚海闊天空，翁永曦暢談中國社會問題、外交和國際形勢。沒想到，回北京兩三天后的中午，有人喊他：“小翁小翁，總理辦公室來電話了。總理看了你的文章，約你去中南海談談。”
原來當晚聊天的有新華社內蒙分社社長和記者，把內容寫進了內參。翁永曦感到吃驚，“一個白丁，最底層的干部，中南海要聽取你意見？”
第一次和時任總理談話后，又約了第二次，“我說我們還有3個人，是個‘康拜因’，一塊參加行嗎？”翁永曦回憶說，在80年代的聚會中，自己和王岐山、朱嘉明、黃江南志趣相投，都十分關心國民經濟問題，因此四人總在一塊討論，像個小組合，就自稱康拜因聯合收割機。
“第二次見面，幾位副總理都來了，國家計委的幾個主任、幾位經濟學家，也參加了。總理說，這個會議室還沒有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進來過，我們來聽聽幾個年輕人對于國家經濟建設的一些看法。”
此后，翁永曦、王岐山、朱嘉明、黃江南就常一塊兒寫文章向中央建言，人稱“四君子”。杜潤生很賞識王岐山，將他調到農委來。翁永曦說，王岐山“精明能干，不搞心血來潮、曇花一現的花架子。研討會上，聽得多，說得少，總能探驪得珠；喜歡看書，涉獵甚廣，總不離思考和解決中國現實和長遠問題的大框架。同事、朋友們找他幫忙或議事，總很熱心，騎個小摩托，挺忙乎，累得跟驢狗子似的。上下印象都好，很快入了黨”。
1981年2月，陳一諮們的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走上歷史舞臺，還是學生的周其仁、陳錫文、杜鷹等人都加入進來。成立前一晚，張木生借到了經費，寒夜里，他從口袋里拿出一摞，是一千元，另一個口袋里又拿出一摞，往桌上一拍說：辦好了！
成立會上，鄧力群和杜潤生都去講話支持。鄧力群幫他們向國家計委主任溝通，最后計委給他們下達了編制。編制放在社科院農經所，農委則常給他們調查經費。
1981年夏天，他們就用農委撥的經費，到安徽滁縣調查去了，回來后又參與討論、起草杜潤生主持的第一個中央一號文件。1982年1月1日，文件宣布：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結束了30年之大爭論。隨之而來，是農委取消，代之以新成立的農研室（“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是它的另一塊牌子）。農村改革由此通向大道，更多年輕人走了進來。
二十多年后，周其仁仍記得一個細節：有一年文件通過程序后，杜潤生派他去國務院印刷廠做最后的校訂。他自知責任重大，工作很仔細。文件付印時，他突然意識到，這份黨內文件印出后，自己是不可以過目的――文件只傳達到縣團級，而他甚至不是黨員。
九號院重塑了他們
“起草反對包產到戶文件的人，為什么又成了起草推動包產到戶的人？”趙樹凱反問。這是多年后才想到的問題，當時只沉浸于“總參謀部”的氛圍中。
趙樹凱年輕時是個山東農民。他喂牛、趕馬車，也聽村人說，農民不是人當的。他時常惶恐，為什么生在農村的人將來只能是農民？1978年的高考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4年后，他來到九號院，成了一名秘書。
那年夏天，整個九號院都在忙著第二個一號文件。九號院人來人往，會議不斷，幾臺老舊印刷機成天響個不停。他時常收到辦公室主任高文斌電話：通知XX部長明天來開會。他很驚訝，一臺保密紅色電話一通知，“第二天呼啦來了十幾個部長。”
“放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趙樹凱感嘆。在受訪者的描述中，九號院風云際會，全國各地的人物進進出出，縱橫交匯。
某個春節過后，剛回農研室上班的干部就被叫去聽一場匯報。到會議室一看，是習近平、劉源、萬季飛等人。都是從中央到基層任職的高干子弟――熟悉中共干部文化的人，一下理解了其中的抱負和深意。
“他們無所顧忌，敢講真話，不像地方干部，報喜不報憂。”聯絡室的蔣中一說。后來，習近平在一次會議中提及這段特約研究員的經歷，“每年一號文件起草前，都要把我們幾個（習近平、劉源、陸學藝、翁永曦）請過去，先讓我們講，農村政策研究室處級以上干部參加。”
翁永曦是1982年去鳳陽兼任縣委書記的。他說無論習近平、劉源或是他自己，每天直面三農現實問題，都盼望得到杜潤生指點。這其中，安排送文件資料、組織會議座談，“保持基層任職年輕人與中央農研室密切聯系”的，是王岐山。
在80年代的相會中，王岐山展現了“廣泛交往“及“很強的組織能力”。趙樹凱注意到，“風風火火，愛講笑話，直率犀利很有鼓動性”的王岐山，很快就從樓下的平房搬到二樓，又從聯絡室成果處處長提為該室副主任。
“他比較特殊，常是杜老直接找他辦事。”和王岐山同一辦公室的魏唯說，聯絡室的功能是組織社會力量研究農村問題，將題目委托出去，不斷發現新人才。魏唯主持的農村問題論壇是其中的重要內容，那是一份不定期出版的內部刊物，時常充滿激烈的爭論。
《走向未來叢書》也是與聯絡室合作的成果，王岐山擔任叢書編委。它構成了1980年代的思想運動之一，正如序言所引用的：“思想的閃電，一旦照進人們荒蕪的心田，必將迸發出無窮的力量。”
1982年畢業進入九號院的研究員袁崇法對叢書印象頗深：“這套圖書不停地介紹國外先進理念，我們因為封閉了多年，又搞文化大革命，不了解整個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因而這些信息整天刺激著我們。”
那些年里，王岐山的辦公室成了年輕人的聚集地，每天中午，老人們休息了，年輕人就到那兒交流信息和思想。他們對新資料、新情況、新觀點、新思維、新理念特別的敏感，“就怕自己跟不上”。
他們閱讀、思考、到農村去，收集最真實的細節，杜潤生則總是重復毛澤東那句著名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后來他們發現，九號院的風格幾乎重塑了他們。
其中一個故事，蔣中一記了幾十年。1982年，他隨翁永曦到鳳陽掛職，聽說一個農民運大米到東北賣，被書記抓去批斗。他們想，這有什么，就把農民救出來，卻意外聽到他的懺悔：“土改”時他是民兵隊長，地分完了，就把老地主捆起來了，要他交出財產，老地主哭訴家里這點東西，都是爺爺輩辛辛苦苦掙下來的。農民說當年無動于衷，等到自己被批斗了，才知其中滋味。
蔣中一很震撼，他去檔案館閱讀原始記錄，才知道大躍進的饑民死亡狀況，“反霸”時十惡不赦的地主，不過是普通雇主。
回到北京，他和王岐山交流情況，王又匯報給杜老，最終派了一個小組，把檔案都抄回來。
“上接天，下接地”
“上接天，下接地”，翁永曦將之總結為九號院得人心的根本。這里信息無礙，機要室也可以進去查閱文件，絲毫沒有神秘感。在去除了等級的農研室，年輕人往往突然發現，自己被重用了。
1982年的一天，翁永曦被杜潤生叫去談話。他忽然被告知，自己是農研室的副主任了。
“杜主任，這個事可不能開玩笑。”翁很震驚，一名普通科員一夜升格為“副部級官員”，聽起來像天方夜譚。
“我爹我媽1936年參加革命，到現在才是個局長，把我提到這一級，別說別人不服氣，我爹我媽都會覺得很奇怪。杜主任說中央定了，你要服從組織安排。我說到此時此刻為止，估計上下領導對我印象還不錯，但這個任命一公布，我就立刻成為王八蛋壞小子了，污水全朝我潑過來。”
一語成讖。他的任職消息在《人民日報頭》版刊出，立刻引發轟動。隨后，他被高層派去改革發源地鳳陽縣兼任縣委書記。翁永曦大刀闊斧，倍受關注，很快成了改革新星。
畢業不久的袁崇法、魏唯、戴小京和何道峰等人也擔任起組長或副組長的職務（農研室一百多人，分為若干組和室），組員不少是局級甚至部級老干部。他們說這是杜潤生的智慧：職務和級別待遇并不掛鉤。沒有相應的級別和待遇，卻委以重任。
“和當了官感覺不是一回事。”袁崇法每天沉浸在興奮中，無論吃飯還是坐公車，開口就和業務有關。魏唯將動力歸為成就感，“農村改革大步推進，明顯感到農民的生活變好。我1968年下鄉插隊，對當年農村的情況太熟悉了。”加班干活，到農村去調研，和老鄉聊到半夜，他感到充實。后來到了其他單位也加班，但“那股勁看不到了，沒有那個心思了”。
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中心副主任魏唯懷念當時的氛圍，“踢門就進太夸張，但杜老的辦公室推門就進是沒問題的。”
昆百大董事長何道峰更抒情，“平等和自由氛圍，像種子植入了我的身體。”1987天夏，北戴河國務院常務會議要討論糧食問題，重點是糧食價格倒掛（從農民收糧的價格高于供給城里人的價格）導致財政補貼節節攀升情況下如何確定糧食政策走向。農研室要拿一個上會討論的文件。杜潤生讓小伙子們先拿個方案，指定由袁崇法、何道峰、戴小京負責找十幾個年輕人在十八所討論。
何道峰還記得匯報時，他們穿著短褲趿著拖鞋就進門了。會議室里坐著主任杜潤生、副主任劉堪和幾位聲名赫赫的老部長。老部長們疑惑地上下打量，杜潤生則從容地讓他們匯報。最終，表情復雜的老部長們肯定了他們的方案。
流通組組長段應碧是中年一代，回想起年輕人就笑起來：“他們去農村調查，穿個褲衩在人家炕上蹦，鞋也不穿。開大會時，穿個短褲就去講話了，農民就想，中央來的干部怎么這個樣子？”
他們從未問過杜潤生為何信任自己。翁永曦偶爾會旁敲側擊：杜主任，這個大活讓我們白丁來干合適嗎？
“混賬話！糧食怎么會過剩？”
九號院是個神奇的院子，當歷史更迭到1980年代，北區院落里住進了3位國家領導人。一棟3層灰色辦公樓坐落在南區，農研室大多人員就在那兒辦公。充滿干勁的年輕人無數次走進小樓，研究或是爭辯。
偶爾也會看到院子里獨自散步的華國鋒，趙樹凱有時向他問好，他只是點頭示意并不說話。有一次，趙的兒子在院里玩耍，華國峰和小朋友說話：你讀哪個幼兒園啊，家住哪兒？
蔣中一過去和他握手，叫他華主席。華國鋒說，我已經不是華主席了。蔣中一有點尷尬。
“我們還是叫你主席，黨內不都是這樣叫么？”
“不要叫我華主席了，我不愿你這么叫，就叫華老吧。”
“你在家里都干什么啊？”
“看書唄。”
1976年，華國鋒出示了毛澤東一張“你辦事，我放心”的紙條，成了接班人。他粉碎“四人幫”，決心追隨毛主席的道路，繼續捍衛人民公社。但實踐論最終取代“兩個凡是”，被宣布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隨后“包產到戶”突破人民公社的邊界，成了順應農民實踐的偉大成果。1980年代初，華國鋒辭職，一撥老干部也被轉移崗位，其中一部分來到農研室。
年輕人再一次驚訝，和自己共事的部級老干部就有二十多位，還有前副總理紀登奎等等。按照某些時期黨的標準，他們中的一些人犯過某些時期的“錯誤”，到幾號院也就帶著貶黜的意味。但翁永曦說老人們樂于在九號院工作，因為杜潤生“包容雜音”，他們總能“暢所欲言，心情舒暢”。
每年秋季，爭論就開始了。各組調研歸來，拿著自己的成果，提出新的改革方向。聯絡室也邀請各級官員、研究者參與座談。老的，少的，保守的，開放的，坐在一起吵上七八天。最激烈的爭吵經常發生在農研室老干部和農村發展組的年輕人之間。
在段應碧印象中，發展組年輕人自信，觀點新鮮，常毫不客氣地打斷老人們的表達。
有一次他們和杜潤生到中南海匯報糧食問題，拿出數字模型證明一個方案時，中央主要領導人提出反駁，年輕人鄧英淘脫口而出：“你們中央想什么呢？我們提的數據是經過大量的調查研究與反復測算出來的，不是拍腦袋。”領導人馬上向年輕人走過來，拍拍他的肩膀，“你們慢慢說，我仔細聽。”
走出中南海，張木生以為杜潤生會批評他們張狂，卻聽到他嘿嘿樂：我就是要讓你們這些小家伙為我們這些老家伙投石問路。
“小家伙”和老人的那些最激烈的爭論如今看來顯得可笑――能不能雇工？雇多少算是資本主義？――這些爭論往往被拔到生死存亡的高度。另一些爭論夾雜著饑荒記憶帶來的對糧食的感情。因而，當年輕人論證糧食相對過剩時，老人們強烈抵觸：
“混賬話！糧食怎么會過剩？”
戴小京描述這些場景時，坐在五星級酒店的餐廳，氣氛有些不搭，但他沉浸在往事中。他試著理解老人們的歷史。有一次他和聯絡室主任盧文出差，“老盧講起戰爭年代帶著隊伍在十萬大山里行軍躲避敵人追擊時抓過一個人，審問覺得八成是老鄉，但也不排除奸細的可能。可萬一是奸細全隊就麻煩大了。怎么辦？只能殺。隊伍繼續往前走時就聽到后面大喊冤枉，之后幾十年都為此而糾結。”這是戴小京第一次認真聽老人們的故事，慢慢“腦細胞開始復雜起來”，“看上去很不合理的事也許有其深刻的原因。”
到了美國農業部，他發現自己變成了保守派。看到美國人刷刷兩筆畫出了供求曲線、理性講著如何發揮“比較優勢”，倏地想起饑餓的童年時代，曾一遍遍數著糧票，到了近乎強迫癥的地步。他對他們說，“如果不只餓過一兩頓而是持續地餓過一段時間，那記憶是刻骨銘心的。在你們看來糧食供求就是一個曲線，但對挨過幾年餓的人可完全不同，在中國討論糧食政策的時候，那可是直接聯系到情感神經的。”
他開始接受――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一個合理的東西必須腳踏實地才能往前走。那些年里，讓戴小京觸動最大的一個詞是“實感”，腳踏實地的感覺。“每次坐到桌上來，先不要說我認為，而應該說我去哪兒了，看到了什么，之后才是看法。”
“這種鬼詞只有杜老才能發明出來”
在沖突中找到融合，正是杜潤生所要尋求的。段應碧說，杜潤生喜歡激烈的爭吵，對只有單面意見的座談會，他會宣布取消。他時常咨詢年輕人的看法。如果贊成，他會提反對意見，如果反對，他又說贊成。很多人并不知道他真正態度。
翁永曦很快領悟了杜潤生的方法，稱之為“反方向推敲”：傾向性極強的一件事情，要做反方向推敲，看看能不能駁倒反對意見。反對意見中有合理成分的，也要提煉出來。這樣就能得到各方面最大的接受度。
經過如此反復的調查、交鋒、論證、磨合、折中，所有的政策被謹慎規范的語言包裝成文件模樣，最高層領導幾乎不做修改就可拍板。
“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這種鬼詞只有杜老才能發明出來。”何道峰笑著說。這些語言顯示了在體制縫隙開拓空間的努力。盡管將土地所有權和支配權分離，不徹底的改革給往后留下了亂局，但改革似乎總伴隨著妥協。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也有一個保存了幾十年的細節：
“大包干就大包干，包產到戶就包產到戶，何必說得那么復雜，又是又統又分，雙層經營，又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電梯里，剛出校門的陳錫文問杜潤生。杜回答說：“小伙子，你從學校剛出來，可不懂得，在中國有時候一個提法不當，是要掉腦袋的。”
某種程度上，杜潤生1955年就體會過這種兇險。那一年，作為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他和部長鄧子恢不配合毛澤東過于急切的農村合作化，被斥為“小腳女人”。中央委員會議上，毛宣布鄧子恢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所有人包括鄧本人都義正詞嚴地譴責鄧。這是1949年后以意識形態批判打擊不同意見者的最早案例之一。此后，鄧子恢飽經折磨死去，杜潤生跌入政治生涯谷底，人民公社則浩浩蕩蕩展開了。
往后，凡對農村經濟有不同意見者，都被劃入意識形態大牢，施之以專政壓迫。在打倒“四人幫”的最初年月里，他們宣稱，不滿人民公社的，都是“四人幫”罪孽！直到1978年，萬里挑戰人民公社，華國鋒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嚴責萬里約束百姓不得有超越中央指令的舉動。就連杜潤生本人，也不得不公開表示反對包產到戶。
“作為部門領導，表態總要和中央一致，不僅要講不可以，還要講出不準的道理。但心里怎么想是另外一回事，我們幾個知道他推進方案有多積極，設法撕開口子。”段應碧說。
改革不夠徹底，諸多妥協，但年輕人后來認為，80年代以最低成本突破意識形態，波瀾不驚地瓦解了人民公社，是了不起的智慧。他們都記住了杜潤生的一句話：“中國的事，不在于你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
“為什么王岐山轉到金融界？”
“如同金子般閃亮”――回憶起這段時光，81歲的姚監復用了這樣的詞匯。在他看來，農研室之所以能真正去做事，和它擺脫了利益關系密切相關。“管人財物，必然產生部門利益。農研室不管人財物，沒有部門利益，是站在全國的角度考慮問題。”
“總理曾批10萬部卡車，讓農研室轉給農村。我跟杜潤生說，差價很大的，一輛就是多少萬。能不能留1000輛指標作機動？他說不留；我說留100輛呢？他說不留，一輛也不許留，全部分下去了。”
當九號院突破了意識形態和部門利益的束縛，它催生出的一號文件迅速結出改革成果，1983年，農民有了“創世紀的大豐收”。它的成功促使更為困難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啟動了。
一年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釋放了信號：“明確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一年的莫干山會議貢獻了“價格雙軌”的改革方案。這是年輕人和高層改革者繞過官僚體制高墻的又一次遇合。農研室的王岐山和發展組的周其仁、鄧英淘等人都加入其中。不久，他們就正式成為同事。
1985年，改革不斷深入擴張，發展組也隨之解體。張木生等人去辦《百業信息報》。陳一諮帶了一批人籌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為經濟、政治體制改革出謀劃策。陳錫文、周其仁、鄧英淘、杜鷹等人則留守農村研究，編制轉入農研中心。1986年，杜潤生為他們成立了農村發展所，王岐山出任所長，陳錫文是副所長。兩年后，陳錫文和杜鷹、林毅夫成了正副所長，王則去中國農村信托投資公司任總經理了。
“為什么王岐山后來轉到金融界？”1986年進入發展所的王振耀分析，“因為在發展所時，他去和世界銀行談幾億美元的貸款，啟動了中國農村改革試驗區。剛開始，世行準備把那筆錢貸給別的國家，岐山領著五六個人的團隊，一筆一筆、一個一個跟人家談判，談完之后世行代表知道中國改革有希望，決定貸款應該給中國。”
80年代中后期，王還擔任全國農村改革試驗區辦公室主任。他很少署名發表文章，說自己就是提供平臺的。在這個平臺上，周其仁更像是學術權威，“周其仁評價高就意味著獲得大家肯定。”1986年進入發展所的王振耀回憶，當他的一篇文章受到周“很高評價”后，王岐山也肯定了他，一年內將他提為非經濟分析室副主任。
發展所成立之初，戴小京也被借調過去。戴還是學生時，就曾參加過發展組一些調研活動，成了外圍組員，他暗想畢業后一定參加他們的事業。現在，終于可以和陳錫文、周其仁、杜鷹一塊學習憲法、讀書討論、做調研。
王岐山“歷史感很強，喜歡從歷史的角度看問題，并不輕易發表看法”，更愛推薦書目。王振耀記得王岐山推薦大家讀吉田茂的《激蕩的百年史》，經常在一起反復讀。戴小京則記得，發展所建立之初，全體人員都在讀《日本和俄國的現代化》，分開章節分頭閱讀，之后每個人都要講解和討論。
讀書會一結束，大家就下去調研，為下一年的一號文件做準備。但1987年1月1日這天并沒有發布農村文件。
這年的農村文件是1月22日下發的，編號為五號文件。學者陸學藝注意到，這個文件和前面的寫法有所不同，對改革開放以來農村一系列指導文件做了簡要總結，像是告別演說，亮明心跡，祈望未來。
五號文件成了終結
問題從1984年開始變得復雜。農村改革開始與城市利益息息相關。這一年，農研室提出改革糧食統銷統購制度――1953年建立這一體制，是為了低價收購糧食，以支撐工業建設。
當杜潤生和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談起這一設想時，姚依林對他說：“老杜啊，讓農民做點額外貢獻，這種體制恐怕得維持下去。”杜潤生說，“做貢獻我不反對，但應貢獻到明處。5%的土地稅可提一兩個百分點，其他都平等交換，以有利于激勵生產。”姚依林說，“時機成熟可以這樣搞。”
這一年大豐收帶來糧食賣難、存難、運難，剛好是個契機。他們著手改革統購統銷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合同收購和市場收購。這形成了1985年的一號文件主要內容。可1985年糧食出現大減產，隨之而來的是糧價上漲、搶購恐慌，以及激烈的干群沖突。
事后看來，杜潤生認為“大減產”另有原因，簡要歸納有三：一是連年豐收的農民發展多種經營，轉移了投入方向；二是政府對大豐收準備不足，采取了購糧“打白條”和拒購行為；三是改革統銷統購制度時，合同制的細節不夠科學，不能鼓勵農民繼續生產――在當時，這成了一些人否定農研室的證據。
這些人竊竊私語，說包產到戶走到了盡頭。趙樹凱觀察到，從上層到外界對于九號院有了質疑，甚至是激烈批評；農村改革研究陷入了某種僵局，九號院似乎有找不到北的感覺。“在餐廳吃飯，或者在班車上，聊起下一步的改革，明顯感到改革著力點不甚清晰。”
五號文件果然成了終結，之后兩年就沒有像前幾年那樣的指導文件頒發。在戴小京看來，這已不是發一個文件就能解決農村問題的年代了，利益矛盾日趨復雜。
1989年初，戴小京去海里參加國務院副秘書長主持的糧食協調會，聽到有關部委和有關省區在討價還價，終于體會到“管柴鹽油米的是怎么過日子的”。他們自然和作為改革咨議機構的農研室有所分歧，“執行部門覺得你們老影響我過日子，老想著改革，我日子都過不了，改個屁，是吧？他說我剛要把日子過好，你又改。我們則說過日子的人太保守，要你們這么過，就過到黑去了。但終歸還是過日子的人多，一旦出點什么問題，大家都說是我們把這簍子捅大的。”
這一年，“物價闖關”已經失敗，當戴小京去參加物價改革會議時，能感到艱難的關口已經來臨。會上，物價局幾位局長：一個管今年的價格改革，另一個管明后年的價格，還有一個管長遠價格的，都說自己這個階段動不了。“改革”像是燙手芋頭，成了擊鼓傳花。
九號院伴隨著這時代，結束了。
體制內的博弈
多年后，趙樹凱再次經過九號院。當年向往做研究的秘書，如今已是著名三農學者。2006年給胡錦濤等政治局委員講課時，他想起19年前陪同紀登奎去貴州調研，紀登奎和胡錦濤晤談的那些場景。從中南海到九號院，他時常感慨，“我是毛主席的遺少，已經落在了時代后面。”
走在時代前面的年輕人意氣風發，不曾想九號院也物是人非了。
農研室撤銷后，人員分往5個部門，人最多的是農業部農研中心，段應碧任主任，“他是九號院的承上啟下者。”魏唯說。但段應碧并不認同，“全會把階段目標、大的路子都定了，我就是貫徹，只能按照那個做。不是我想做什么。”
1992年剛剛入夏，江澤民在中央黨校發表講話，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個混合了左右的復雜詞匯，借助它，改革之船又被拉回了航道。不久，中共中央決定成立農村工作領導小組，以填補九號院撤銷留下的空白。段應碧主管辦公室工作，手下只有七八個人，辦起事來常常捉襟見肘，后來干脆把陳錫文調了進去。
魏唯1990年代初去參加一次座談會，滿眼都是舊同事，大家紛紛議論，“農業軟科學的研究經費很有限，研究能力強的業務人員，更多地參與了基金會資助的國際研究，只拿有限的時間應對政府任務”。
農村改革形勢卻絲毫沒有變得輕松。財政“分灶吃飯”已實施5年多，財權過度集中到中央，全國兩千多個縣級政府一半入不敷出……段應碧不斷聽到這些消息。
1993年人代會上，他們提出增加農村財政撥款，改善教育和醫療條件。“那就加點吧，實在看不下去了，幾乎每個領導都是這個看法。正說呢，不行了！”說到這兒，段應碧停下了手中的香煙，“美國向伊拉克發射巡航導彈，從煙囪鉆進去，在一樓爆炸，百米外新華社記者所在的酒店卻毫發無損。這個太厲害，咱們沒有點東西不行，要搞殺手锏，就要錢。當時只有3500億元的財政，怎么辦？”
預備給農村增加的撥款只能作罷。那些年里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陰影還在飄蕩。電視里的中國將軍再也不夸耀戰士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是興奮地介紹更換了多少新式武器。
撂荒了耕地的農民投身城市“盲流大軍”，出現在所有可能的街角和天橋。而國企改革正造就著史無前例的失業人口，1995年城市中有564萬人衣食無著，250萬人領取救濟金――就業機會首先屬于城市失業者，對于驅趕和收容，農民工只能選擇忍受。
“80年代的改革是意識形態之爭，觀念變了就行。但是90年代的改革是城鄉利益的博弈，城里人自己都解決不了，哪個市長能提出‘善待農民工’的口號，就算不錯了。”段應碧似乎覺得有些片面，掐滅了煙頭補充說，“道理都知道，你當個家試試？”
“1996年就醞釀取消農業稅，但不能對外講，講出去就通不過了。只發了個九號文件，說了一句，稅費改革，分兩步走。第一步先取消農業稅以外的其他東西，全國都搞了，中央文件還是叫試點，因為地方都不同意。”
“擋著大家發財的路了”
段應碧和陳錫文還想把農民工問題寫進中央文件，一番激烈爭論后，往往只留下聊勝于無的一句話。而改革收容遣送制度的設想，從一開始就遭到公安系統反對，他們說城市中一半刑事犯罪都是農民工干的。“我們當時給領導送材料都說，憲法沒授予這個權力，說到這個程度了，司法部門協調不下來，因為涉及法律修改。”
趙樹凱體驗過小菜販的艱難，知道收容所里的毒打和強制勞動，“為什么農民總被犧牲？那么多中央文件，國務院一次一次會議，卻沒有農民的聲音，農民為什么成了局外人？”
中農辦盡管是農口重要機構，卻也是“大局”的一部分。90年代改革重點已經轉向城市，市場經濟制度、金融改革、國企改革，重要性都排在農村之前。九號院創造輝煌的背后，是歷史垂青，是高層重視，而在后一個十年，利益博弈的格局中，農村與農民處處落敗，“沒往后退已經算不錯了。”段應碧說。
2002年以后，城市下崗潮消退，社保體系初具雛形，借著“孫志剛事件”的輿論環境，“我們順勢做文章”，多方合力，終于廢除收容遣送制度。此時，中央財政逼近兩萬億，“以工補農，以城帶鄉”，之后是取消農業稅，政策轉變之下，鄉村開始恢復生氣。
“小產權房不合法，不是對農民集體所有權的歧視，是因為土地規劃不能建房。”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階梯教室里，我們見到了陳錫文，教室旁走道里擠滿了學生和記者，有人未經許可就站起來喊出問題，陳錫文一一作答，聲音不大，似乎所有問題都不足以挑戰他。
講座結束，二三十人朝講臺涌去，將陳錫文團團圍住，3名助手不斷提示“對不起，讓一讓”。第二天，他說過的話就占據了報紙的顯著位置。
接任中農辦主任以來，他的聲音屢屢出現在媒體報道中：痛批農地增加掛鉤，聲討“農民上樓”，反對突破耕地紅線改變農地用途。在他背后，城鎮化的機器轟然作響，每年有2100萬人涌進城市定居，房地產瘋狂生長，土地供應日益緊張。隨著城鎮化成為當下中國的焦點，他被推到了風口浪尖。
市長們絞盡腦汁想出各種經營土地的主意，都被陳錫文識破和抨擊。一次調研中，一位地級市領導告訴陳錫文，準備用3到5年時間把所轄村莊全部拆遷，省出100萬畝建設用地。
――“哪來這么多錢？”陳錫文很驚訝。
――“100萬戶農民讓他住樓，至少省出70萬畝地，50萬一畝就是3500億，100萬畝就是7000億，什么事干不了？！”
――“你真是了不起，將來出了問題哭都來不及！”
陳錫文阻力重重，“市長們反對他。擋住一些人的財路了。”一名受訪者說。
自由市場派學者批評：沒有人比農民更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把土地分給農民，賭了、賣了，那是他自己的事，他不是你孩子，你管什么？沒有糧食，可以從國外買。
陳錫文則認為，農民工并沒有真正成為城里人，教育、就業、社保都沒有完善，所以不得不留一條退路，一旦城市經濟滑坡，至少可以退回去，2009年的返鄉潮就是例子。
在農民無法自發組織的時候，70年代末的農委、80年代的九號院、90年代至今的中農辦，其人格化形象是“家長式”的：它知曉利害關系，掌握著進退機宜，必要時顧全大局。
“應不應該把農民當作最重要的政策決定力量？”趙樹凱問。7月接受我們電話采訪時，他正在美國一所大學訪問，在檔案館見到了80年代改革的歷史文獻。為什么贊成和反對包產到戶的都是同一撥人？他的答案是：“九號院其實是高層政治的工具，它之上還有一種力量，那種力量告訴九號院該怎么做、不該怎么做。”
可他又產生了疑問：“那種力量的依據又在哪里？”
體制外的空間
1980年代末的一天，戴小京走在北京街頭。
“我當時羨慕開大卡車的，全國到處跑，就想將來開大卡車去。”在等待的日子里，戴小京計劃未來，還開車到天津幫同學拉魚，“有錢就給我點錢，沒錢就給我點魚。”
就在準備遠離體制去過率性生活時，一位領導打來電話說，“你也晃悠夠了吧？總還得為國家繼續做點事吧。”于是就被介紹去見了王波明。當時叫北京證券交易所研究設計聯合辦公室，簡稱“聯辦”，戴小京的新角色就在這里。
這基本是一家民間機構，市場化運作。戴在這里除了參與中國資本市場創立，創辦《證券市場周刊》，還一度被派到廣西北海籌建證券業培訓中心，結果就在那里蓋了個酒店，連經營歌廳和夜總會什么的都干了。離開體制，自嘲說變成迎來送往的“地陪”，戴小京感到些許失落，時常想起九號院的時光，想起二十七八歲時帶著工作小組去實驗區指導工作、給地方幾套班子領導講話的情景。“那時很自以為是啊。”說完又換了表情，“當然，從政肯定沒我現在過得自由。”
與戴小京同時，何道峰離開了體制。“我覺得這樣下去找不到生命的樂趣，那個時代讓你覺得，政治上你對這個國家有什么用呢？我看不出來。”下海后，何道峰成為中國最早涉足房地產的商人，不斷收購瀕臨倒閉的國有企業，如今已是成功企業家。
見到何道峰的那天晚上，他約了同一個小區的3名業主，商量怎么應對業委會的違規選舉。幾天后，他聯合一百多名業主要求暫停選舉，重新修訂業委會規章，候選人要進行書面演說。
“九號院出來后我落下了病根，有改革情結，所以我走到哪就想改革到哪。”1999年，何道峰以志愿者身份成為中國扶貧基金會秘書長，取消基金會的事業編制和行政級別，首次將官辦組織改成民間社會組織。
“日本、韓國、臺灣地區，他們先是專制或威權政府，搞市場經濟化后搞社會市場，最后水到渠成，中國只能走這個路。”小到社區維權，大到扶貧基金會改革，何道峰習慣了用宏大的歷史視野去審視。他逐漸否定了時髦的“頂層設計”，即便是九號院時代的改革模式，他也認為已經結束了，“不會再回到那個路線了，我也已經翻過那一頁。”
伴隨著80年代的落幕，政治權威也開始消散，中央與地方、城市與農村、部門與部門，各自計算、各自追逐，中國政治的邏輯悄然改變，“文件治國”再無可能，改革的圖景等待著重新書寫。
“現在，上級精神對于我們不再重要，除非這是個直接給錢的精神。如果不能增加鄉鎮收入，上級無論什么新精神，對于我來說都是白費精神。”去基層調研時，有鄉鎮黨委書記直截了當地告訴趙樹凱。他發現，“許多政策文件，上級怎么寫，下級怎么寫，如法炮制，層層轉發，轉發完了往往一了百了。”
復雜和堅硬的利益格局下，沒有人具有統攬一切的權威與智慧。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變革的契機并不在廟堂，它只能從社會的肌理中緩慢生長――社會組織、市場化媒體，也許正是這肌理的一脈。
“哥幾個別把藕給忘了”
戴小京如今是聯辦常務干事，財訊傳媒集團總裁。1992年以來聯辦陸續創辦了《證券市場周刊》、《財經》等二十多本雜志。 2012年12月6日，《財經》雜志副主編羅昌平決心實名舉報國家能源局局長劉鐵男。他發出微博后，很快收到戴小京短信，“昌平啊：務必克制啊！”平時被認為鎮定、氣場強大的戴小京，少見地使用了兩個“啊”。羅昌平意識到：這一次他真的有些急了。
第二天，兩人約在公司附近吃午飯，戴小京問了舉報的來龍去脈。“很難想象，換一家機構我會遭遇什么樣的下場。這種寬容既看到了杜老魅力的影子，也更多源于他們大風大雨的經歷。”羅昌平在回憶文章《打鐵記》中說。
《財經》雜志曾經遭遇的風浪，也許讓羅昌平對戴小京的反應早有判斷。
“你沒有壓過稿子嗎？”我問戴小京。
“怎么可能沒有過，我再怎么跟你保證我們不干涉，你也不能全信。但是反過來說，我們如果真是天天干涉，能有這個雜志嗎？一年到頭，不會超過一兩次。今年以來肯定是零。不定期的，我們會開個會說，大家得悠著點，注意建設性。如果我要說什么，會在事后。通常不是政治原因，而是新聞操作的規范問題。”
接受現實，誠懇地面對存在的合理性，戴小京的回答暗暗地吻合著九號院時代的行事風格。自認為是“改革者”的他，對于隱蔽的風險很敏感，運用著“界限的藝術”，既保全自己又能有所作為。當然，他會傾向于表達“雜志只是一個生意”，有時又難掩驕傲，“《財經》雜志還是挺有影響吧，在改革問題上這本雜志是有使命感的。”
關于“界限”，他每天都與之共處。每天早晨醒來，九號院的那個自己就跟著蘇醒，很自然地“關心起13億人的事”，很快又告訴自己――“還是先關心關心公司1300名員工的事吧！”
“我不想要特別硬，我想的是橡膠那樣子，不軟不硬，所以才能在金屬和石頭之間起個緩沖作用。越是多元化的社會，越是高速變遷的社會，越需要這種緩沖。首先你得存在，你自己都不生存了，你有什么意義？”戴小京說，“雜志是個平臺，也是個船，大家還得待在上頭，理想主義最后也得扎根于現實。都說蓮花出淤泥而不染，那是因為有個藕在底下，哥幾個別把藕給忘了。”
看似遠離了政治的場域，細究之下，是在培養公民社會空間，仍與政治互動。不過，中國扶貧基金會的轉型路徑少有復制者，《財經》的存在也被稱作一個奇跡――這既證明了開拓價值，也顯示了變革之難。
這樣的路徑，似乎也是杜潤生所期盼的，95歲時他曾說，他最希望看到兩件事，一件是土地確權，一件是成立農會。
早在80年代，杜潤生就曾向鄧小平建議成立農會。鄧小平說，共產黨代表農民利益；杜潤生又解釋，黨代表農民利益，也代表政府利益，農民利益和政府利益有時矛盾；“好，那就看一看，3年后再說。”鄧小平回答。
一等已過30年。
王岐山的九號院風格
7月18日，北京紫竹橋附近的酒店里，九號院的老同事聚在一起，慶祝杜潤生101歲生日。投影中的杜老像個孩子，擺弄拐杖，拿反了手機，攏著耳朵做出聽不清的姿勢。
溫家寶、王岐山、陳錫文、發改委副主任杜鷹等人到醫院去看望，俯下身聽老人家講話，屏幕上出現哪位老同事的身影，現場就輕喚一聲他的名字，“毅夫”、“錫文”、“岐山”……去年，王岐山自己開著車來參加杜老的生日會，“我是中午逃出來了，因為實在想見見你們，1點鐘必須得走。”
他們都說，王岐山始終保持著九號院的風格。
“他從不聽套話，有事說事。5句話能說清楚的就用5句話。你要說50句，還沒到正事，你就不要說了，他不聽。就是這種風格。”王岐山任北京市長時，蔣中一去辦公室看他。王岐山說，有些人不適應，對他有意見。“我不改，我沒有那么多時間來給他們扯這些事，留下時間我還不如多看幾本書。”
“語言系統、辦事風格，跟已經形成的官僚系統不一樣，”蔣中一說，“但他尊重這個規則，他知道多年形成，破不了。”
九號院的開放、包容、平等，無可避免地在走出的人的身上留下印記，既是個性的、思維的，也是感情的。一位受訪者見證過這樣一場景：90年代末一次會議中，周其仁發表了觀點，領導不悅，說他們無非是杜潤生的徒子徒孫。周回應，怎么著？我就愿意當徒子徒孫。
杜潤生的“徒子徒孫”已然散落四處，九號院的故事也顯得遙遠，人們回憶它、總結它，總是帶著期望，似乎其中蘊含著某種可能。
在北京東三環附近的一間辦公室里，翁永曦決定對我們說些什么。當年成了最年輕副部長，羨慕與仇恨夾雜著污名不斷襲來，他被迫離開體制，下海經商，如今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長。
他仍然保持著熱情，像三十多年前那樣，時常下去調查研究。他遞給我們名片，正面是名字，背面是電話和郵箱，沒有企業名稱，沒有職務和頭銜，只印著握手圖案。他說，結識新朋友，不忘老朋友，永遠是朋友。我是良民翁永曦。
采訪到最后，翁永曦找來一段文字，要讀給我們聽。那是有記者提到“農民不能恢復成立農會，很難抵制權力侵害”時，杜潤生回應的話。
翁永曦站起來，右手拿著文章，背后的燈光隨著他身體晃動，有點兒刺眼。他大聲地、一字一句地讀了起來：
“林肯在簽署《解放黑奴宣言》以后，有人問他，你怎么敢將成千上萬的黑奴從奴圈里面解放出來，你怎么敢，你不怕天下大亂？林肯很平靜地回答說，政治家做很多事情，需要的僅僅是勇氣而已，可怕的是對不確定性的恐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