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以往30多年高速經濟發展,最具代表性的標志,當屬城市化規模顯著提升。不過,當大量百萬級、千萬級人口的城市建設規模完成之際,事故頻發、秩序混亂、車輛擁堵,也成為橫亙在城市交通管理面前的現實焦點問題——在部分城市,每年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議案提案中,此類問題的議案提案占據總量的約50%。
盡管城市交通惡化的問題得到了高度重視,但在以房地產和小汽車發展為導向的城市迅速擴張過程中,對城市交通發展的考量長期缺失。相較人口、房地產、小汽車的超前增長而言,交通組織規劃和設計的重要性被忽略,小毛病累積成大難題,在不少地方,人們面對當下的城市交通問題,束手無策,一籌莫展。
在過去的經濟快速增長狀況下,應對這類問題的慣用手段包括:一方面,依賴道路基礎設施的增量建設,緩解城市人口、汽車和房地產增長的壓力;另一方面,通過追求道路的通行速度目標,提升城市交通的運行效率。但是,當城市人口和汽車總量達到峰值水平,粗放式的道路基礎設施增量建設、速度目標,不僅沒有緩解壓力和提升效率,反而導致交通安全隱患重生、交通秩序混亂不堪、通行效率擁堵低下。這已嚴重降低城市生活的環境品質,甚至影響社會經濟正常運行。
以新的思維和方法,對既有的城市存量空間進行調控,破解城市交通難題,維護生活生產秩序,改善城市交通環境品質,是新常態下城市發展的主要任務。
宏觀方面,應當確立以安全為核心原則、以效率為中心任務的城市交通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
現代化城市中,地面、軌道、隧道、橋梁共同組成了錯綜復雜的道路路網,非機動車輛、機動車輛、軌道交通車輛,共同組成了形式多樣的交通工具,道路狀況、交通設施、地物地貌、氣象條件等共同組成了交通環境。以上三者,共同服務于不同的交通參與者—“人”。這也就是交通學者常說的構成交通系統的四大要素。
通過對交通系統的拆分,不難發現,是人的活動需求,催生了路、車、環境。交通系統建設對人的安全考慮不周,在任何一個交通發展戰略中,都是不可饒恕的責任缺失。當前,中國城市萬車死亡率是發達國家的十幾倍,險象環生的車況、路況、環境狀況,昭示著過去追求建設速度、行駛速度的城市交通時代留下了太多安全債。對此,城市交通決策者和建設者們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未來需要以交通安全為核心,制定相應交通法規。
城市與交通是一個整體,不可分割,城市空間與交通能否和諧、協同發展,體現著城市管理水平之高低。交通是城市的起源之一——在古代,驛站、車站、碼頭是人群集聚的場所,集聚范圍逐步擴大,城市雛形就此形成。縱觀中國古絲綢之路上的城市,以及今天的上海、香港、新加坡、吉隆坡等國際化城市,不難發現,交通越是便捷通達的地方,城市的規模就越大,繁榮程度就越高。
由此,交通的發展先于城市發展,高效率的交通是帶動城市發展的火車頭。在城市建設中,也應把交通效率當成首要戰略去規劃和設計,而非建造大量樓房、引進了大量居民之后,才回頭解決已成為瓶頸問題的交通。
但現實中恰恰相反,如前所述,中國在過去的城市建設年代,受限于經濟快速增長的需要,一味地用增量建設的方式追求速度,而不是最有效地使用交通資源滿足交通參與者的需求。這最終結下了擁堵、效率低下的惡果,又留下一筆太大的效率債。還城市一個高效率的交通系統,應是新常態下城市交通發展的中心任務。
微觀方面,應制定以秩序為管理規則、以便捷為規劃綱領、以品質為設計理念的方案,通過行之有效的交通管理創新、交通組織優化、交通設計標準化等措施,確保戰略目標的實現和持續。
一是交通秩序的規則建立,要敢于打破傳統的管理思維,結合自身實際,學習同等發達國家城市的經驗,做到以人為本。
事故頻發、秩序混亂、車輛擁堵,這三大交通難題之所以產生,與交通參與者(人)對交通規則的理解和執行緊密關聯。諸如近年來呼聲增高的路權分配問題:斑馬線僅限行人通過、行人必須從斑馬線過街;非機動車應在路段和路口有連續的通道;機動車輛通過路口時,應在應減速行駛并確保安全的情況之下;等等。這些都是最基本的交通秩序規則,只有這些簡單、基本的規則能得到遵守和執行,城市交通才會秩序井然。
問題是,偏偏是這些以人為本、使人受益的規則,沒有得到人們遵守。一些專家和交通管理者給出“中國人交通素質低下”的論斷,以體現交通管理的無能為力。但素質低下論者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邏輯:交通參與者的素質源于交通行為習慣,習慣來自規則的長期約束,而規則則需要軟件和硬件同步才能落地。在各類交通參與者混行的城市大小路段路口,管理很多時候只是給出了教育和處罰的手段,殊不知還需硬件技術完善,以起到約束作用,使行人、司機等得以養成習慣。
二是要全面實施城市交通組織優化,通過提綱挈領的全局路網規劃,營造便利、快捷、高效的交通環境。在城市交通快速建設期,基本是街巷道路、主次干道、快速路、立交橋、高架橋、隧道、新區、地鐵、輕軌、車站、機場……,一段段、一條條、一片片地,修了建又建了修。若干年下來,各種性質的道路路網共同組成了較穩定的城市規模格局。
然而,大部分城市在建設過程中缺少系統和長遠的規劃——也不乏在人口紅利帶動下,規劃跟不上變化的。其結果是,城市整體規模上去了,但各板塊之間的交通系統銜接不上。不同的道路,多頭規劃、多頭建設、多頭設計、多頭管養,導致道路路網之間設施資源不匹配、通行效率不協調。路與街不分,路與場不分,路與路缺乏統一連續的指引,最終是道路資源使用品質和效率的低下。
于是,為適應不斷變化的需求,這些城市在交通管理方面,只好運用粗放手段。比如:采取貨車限行措施,卻不給出物流方案;倡議自行車出行,卻不給予基本路權;倡導公交都市,對舊的、不合適的公交路線和換乘方案,卻無法推倒重來;限制小汽車進城,卻疏忽了交通樞紐的換乘,結果是壓下了這邊的葫蘆浮起了那邊的瓢。實際上,對上述一系列問題,應針對安全的水平、通行的規律、運行的負荷、人居與路網的密度、路與場的比重、客流與物流、公交換乘節奏等等,進行數據化分析,實行一次全方位的政策研究和系統調整優化,在現有的規模狀態下,螺螄殼里做道場,力爭實現一個新的效率常態化。
三是要大力提升城市交通環境品質,建立以品質理念為統領的城市交通設計標準化體系,使得交通設施與城市環境文化相得益彰。在以道路路網為血管的現代城市中,道路上普遍存在的各類繁多的交通管理設施已成為不可替代的家具物件。從管理和環境的角度,設計和設置整潔美觀、標準整齊、呼應文化、品質耐久的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設施,結合城市空間、結構、資源等多方面,進行優化實施,無疑將為城市人展現一種和諧美好的常態化品質。
上述僅是從技術角度,對破解交通難題進行探討。借鑒安全生產管理的預防機制和經驗,找出城市交通的“問題源”,如事故隱患源、秩序混亂源、車輛擁堵源,從源頭上尋找對策,進行預防和控制,才能得到全方位破解之道。
然而,城市交通“問題源”,既有技術治理層面的缺陷,也有體制管理層面的缺失,前者的任何創新進步往往取決于后者的拍板決策。
近幾年來,智能交通、智慧城市、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的新型技術,風靡交通研究領域,針對城市交通難題的各種高大上一攬子智能智慧解決方案,被提交到各個主政交通建設、規劃、管理的政府部門。于是乎,數以億級的智能交通投資之風,足以讓豬隨便飛起來。對城市交通的平安、有序、暢通,智能交通提出了美好豐滿的愿景。孰料想,現實很骨感,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兼帶流動監控、衛星遙感的智能智慧設備遍布城市大街小巷之后,事故依然頻發,秩序依然混亂,車輛依然擁堵,老百姓因沒有感受到實際的舒適度,而依舊不平。
很多體制管理層面的決策者,無奈之下再拍腦袋,向城市更深更廣的地下挖掘,向城市更高更大的空間架橋,再度表現出當權者非凡任性的投資能力。被綁架了的超前智能智慧投資思維,被慣用的超級增量大量建設手段,狂熱的一幕幕持續上演。
但鮮有決策者愿意下一番功夫,系統研究城市交通基礎設施的面貌、弱勢交通參與群體的環境、廉價機動車輛運行的狀況,并對之進行改善,相反地,卻常以資金短缺為由,采用低成本策略維持現狀。更有甚者,明知城市交通難題對社會民生和經濟的惡劣影響,卻仍對群死群傷交通事故的潛在發生可能,抱以心存僥幸的態度;喋喋不休于秩序混亂是人素質低下;振振有詞于道路擁堵是車多路少;百般狡辯于交通設施落后是標準缺失。殊不知,應把錢用在刀刃上,首要工作是把城市交通的基礎底子建設好,把交通問題的舊債還清,這樣才能讓智能智慧發揮應有作用。
盡管中國經濟發展進入了新常態,但中國城市化歷程并不長,目前處于可持續發展的戰略轉型期。研究和創新城市交通管理,破解城市交通難題,把城市交通建設、規劃、設計、管理放在更重要的位置,這將在中國城市轉型中發揮巨大作用,亦是對國民經濟發展的重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