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北京通州區潞城鎮棚戶區改造A片區6個村8600多名村民們來說,8月21日,是他們期盼已久的一個好日子。根據棚改政策,今年67歲的郝家府村村民郝玉珍共選了4個兩居室、1個一居室共5套房,同時手里還能落個百余萬元的現金,“今后的日子是徹底不用愁了”。(8月25日 財經網)
城市規劃的重大調整,難免會帶來利益格局的變化;通州作為北京“副中心”的功能定位,不可避免會影響房地產市場。作為利益群體的代表,“拆發戶”立竿見影地改變了生存生態,迅速地實現了人生突破,成功地“向上爬”。然而, “拆發戶”的生活圖景并沒有想象的那么美好,依然隱伏著風險與危機。
在一個習慣用財富來衡量一段生活好壞的時代里,“拆發戶”憑借“天上掉下來的餡餅”,在社會評價體系中后來居上。只不過,“拆遷致富”能夠帶來社會資本的改變,卻難以帶來文化資本的提升。物質的豐盈與精神的貧乏一旦聯手,就容易滑向欲望的深淵——“拆發戶”炫富、賭博、吸毒等失范現象屢見不鮮,折射出他們精神家園的荒蕪和雜草叢生。
長期以來,拆遷補償政策只注重對失地農民進行物質損失補償,卻忽視了拆遷給他們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帶來的顛覆性改變。在巨額的財富面前,不少“拆發戶”失去了篤定的價值判斷和人生追求,游走在道德和法律的邊緣地帶,很容易走上劍走偏鋒的道路。
此前,筆者曾到武漢市最大的農民還建小區江欣苑社區調研。據社區工作人員介紹,“城中村”改造之后,每家每戶都分到了2到4套住房。剛開始居民閑錢多,打牌賭博,無事可做。有的居民因“失地、失業、失收”而牢騷滿腹,鄰里糾紛頻發。在此背景下,社區一方面開展創業就業培訓,著力培育房地產、物流行業,讓失地農民“有事做”;另一方面打造社區文化,幫助他們塑造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讓失地農民“有樂趣”。
與 “荷包鼓鼓”相比,一些“拆發戶”腦袋空空,將“物質豐富,精神蒼白”演繹得淋漓盡致。與物質財富的突飛猛進相比,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變遷滯后導致的文化失調,使得“拆發戶”處于傳統與現代、鄉村與城市的混合、雜糅狀態。如果不注重“拆發戶”精神家園的建設而是任其“野蠻生長”,不可避免會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拆遷致富”帶來的只是物質財富上的保障,而并非精神家園的豐盈。關注“拆發戶”,不能停留在“嫉妒羨慕恨”的淺閱讀,而是要“為之計深遠”。只有加快“拆發戶”的城市融入,讓他們物質財富和精神文明“比翼齊飛”,才會減少一夜暴富帶來的荒誕與滑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