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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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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的《關于全面實施城鄉居民大病保險的意見》提出，2015年，大病保險支付比例應達到50%以上；年底前，大病保險覆蓋所有城鄉居民基本醫保參保人群；到2017年，建立起比較完善的大病保險制度。《意見》還明確要求以發生高額醫療費用作為“大病”的界定標準。當個人自付部分超過一定額度，就可能導致家庭災難性醫療支出，“這個病就是大病”。（8月3日《長沙晚報》）
大病保險新政可謂亮點頗多，比如對大病保險支付比例、覆蓋面以定量形式設定了明確的目標。當然，其最大的亮點當屬大病標準的界定，明確要求以發生高額醫療費用作為“大病”界定標準，一改此前以病種為界定標準的做法。這對防止發生家庭災難性醫療支出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意味著我國醫療保障水平邁上了一個新臺階。
此前，大病保險報銷都要以政府部門規定的病種為限，如兒童白血病、先天性心臟病等，目錄之外的病種，即使花費再多，甚至患者家庭已無力承受，通常也不能按大病報銷。然而，現實生活中，許多排除在大病報銷目錄之外的病種，未必花費不多，比如一些普通的慢性疾病一次性治療費用或許并不高，但由于需長年累月診療服藥，所花總費用可能比目錄之中的病種高。而且，患目錄之內病種的人或許只是少數，患慢性疾病的人才占大多數。因此，以某些特殊病種為認定標準的大病保險，極易將許多真正需要救助的患者拒之門外，導致一些家庭因災難性醫療支出而致貧或返貧，甚至出現令人唏噓的“在家等死”“有病無錢治，男子自鋸腿”等悲劇。顯然，以病種作為大病認定標準的做法，很難充分發揮醫療保障兜底的作用。
如今，《意見》明確規定，“當個人就醫自付部分超過一定額度，就可能導致家庭災難性醫療支出，這個病就是大病”。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一個家庭強制性醫療支出超過家庭一般消費的40%，就意味著這個家庭發生了災難性的醫療支出。因此，這種不以病種為限的大病保險新政的親民性、科學性和合理性不言而喻。事實上，以高額醫療費用作為大病的界定標準，也是國際的通行做法。
不過，善政尚需善施，尤其是要嚴防某些醫療機構“好經念歪”，如醫院和醫生借機濫開大檢查、大處方等。正如一位骨科專家所透露，一些原本用石膏固定就可治愈的骨折患者，因醫生受利益驅動而用“鋼板”固定。這種“虛胖”的治療，乍看大病報銷能減輕負擔，但實質上患者自付部分的絕對數額卻依然偏高，并不能躲過“大病”帶來的災難。
可見，要使以醫療費用界定“大病”這一善政真正結出善果，就有賴于相關部門提升醫療費用的監管能力與水平，跟進和完善相應的配套措施，確保提高報銷比例和杜絕過度治療雙管齊下，方能讓善政不折不扣地施惠于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