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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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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州馮先生稱，前天中午其母親去銀行辦理開卡業務時，被以沒帶手機不能辦理業務為由拒絕，雙方發生爭執后銀行工作人員為其辦卡。馮先生稱，隨后家人在銀行業務回執單上看到“農民就是農民”字樣。銀行工作人員稱，查看監控無法確定是否為銀行工作人員所寫。（7月15日《京華時報》）
到底是不是銀行工作人員所寫，目前還沒有明確的定論，不好妄下結論，但明眼人都能看得出，寫在回執單背后的“農民就是農民”，是裹挾著對一個群體的歧視。無意于就此去放大這一事件的惡劣影響，也沒必要對這六個字做過度的解讀。畢竟，這并不能說明一個機構或者說一個行業對一個群體的歧視，而很有可能的情況是，這是在一場沖突中，一個銀行工作人員的任性表達。
當然，拋開其中的偶然性因素，我們仍然不無驚訝地發現，這種“農民就是農民”的話語邏輯，其實并非是一個人的任性，即便是在一場看似激烈的沖突中，一個無論如何都不應躺槍的群體，還是成了他們的集體偏見對象。一個可以用來佐證的事實是，在“農民就是農民”被發現后，首先是這位馮先生的母親“當晚氣得吃不下飯”，其次，在馮先生看來，這也是一件讓他非常氣憤的事情——“我母親是60多歲的人了，怎么能受這種侮辱”。換言之，無論是馮先生的母親還是他本人，當被貼上農民的標簽時，在他們看來，都是一個無法接受的侮辱。
當成為一種集體的偏見，甚至是一場沖突中的“一致”時，讓我們不得不正視的一個事實是，當現代文明中，農民何以還會成為一個被集體歧視的群體呢？不得不承認的是，由于生存環境的弱勢以及城鄉二元結構的長期存在，農民在自身稟賦的挖掘以及發展空間的拓展上，存在難以消除的短板，而在傳統文化的影響中，也確實存在對農民落后、無能的偏見和傲慢。但是，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特別是二元結構的消解，無論是從社會主流文化，還是從農民群體自身的發展，都逐漸建構了農民群體的新形象。
依然必須認清的是，社會分化中的階層存在，必然存在著對不同群體的特定認知，但是，當一個本應得到形象改觀的群體依然成為“低素質”、“沒素養”的特定標簽時，除了將其歸咎于刻板印象的改變之難時，更值得反思的是，我們的城市是否已然做好了對農民群體的無障礙迎接，讓他們真正成為城市的主人，與所有人平等地存在著？比如在城市公共服務中是否實現了不分城鄉的全范圍覆蓋，甚至以差異化的服務，彰顯出對這個群體的尊重？是否在勞動收益上體現尊重體力勞動者的社會角色和價值呢？
一個群體的形象重塑，尤其是與現代文明的集中地——城市的融入，既需要這個群體的自身努力，更多的還是需要全社會在寬容、理解、尊重中主動接納，如此，才能實現一個社會的真正和諧，而這正是這場沖突中的集體偏見所帶給我們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