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紀委近日對6月10日央視《焦點訪談》欄目所報道的胡女士為將戶口從昆明遷至成都,花了8個月時間辦理婚育證明的問題處理情況進行了通報。通報稱,相關單位在事件處理過程中存在嚴重不作為、人為設置條件、服務意識不強、敷衍漠視群眾、推諉扯皮問題。目前,多名涉事工作人員、相關責任領導已被處理、問責。(7月11日《華商報》)
為了一紙未婚證明,胡女士在昆明與成都之間來回四趟,耗時八個月,還是無果,相關部門的辦事效率,的確令人嘆為觀止。可以說,如此難的“未婚證明”,與之前證明我媽是我媽、我爸是我爸、我兒子是我兒子等奇葩證明,從本質上來說,是沒有任何區別的。所不同的,只是體現出來的表現形式罷了。類似的事件不斷上演,拷問的不僅僅是相關人員的失職瀆職,更有相關規定的落實與執行情況。
可以說,這一起“未婚證明”事件,所映襯的現實,依然是“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的尷尬。而媒體調查也發現,中國人一生要辦103個證明和證件,而證明與證件又有這樣一些特點:證件數量多,辦證地點分散,辦證材料重復。這就是說,很多證明從很客觀的角度來說,是毫無必要或多余的。對此,李克強總理也進行了痛批,相關部門也表示,將著手進行調查并出臺意見,盡量做到讓證明的公章“少旅行”,讓辦事的群眾“不受傷”。
可以說,奇葩證明之所以屢禁不止,誠如全國政協委員馬邦河所言,“每一個證件上的功能單一,有時一個證件只有一個功能。他認為,這是由于行政管理部門之間的壁壘,造成了‘信息孤島’。”這是一方面的原因。而另一方面,則源于一些政府部門仍然存在衙門作風,“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理念與意識,依然為一些人所尊崇與信仰。這樣的境況下,人為設置條件、服務意識不強、敷衍漠視群眾等便會成為一種現實可能。
如今,針對胡女士“8個月開不了未婚證明”的事件,已經有18人得到了相應的處分,但很顯然,這并不是此事的終點。一則,被處分的18人,大多職位不高,且不是書面檢查就是通報批評,處分不算嚴厲,難以形成必要的震懾力;二則,此事倘若沒有媒體的關注,恐怕也不會有如今這樣的結果,這就是說,此事仍然只能算輿論的勝利,并不值得慶賀;三則,和胡女士一樣境況的人,今后他們的問題能妥善解決呢?
所以說,對于“未婚證明事件”而言,其終點應是“天下無奇葩證明”。而這,顯然需要科學的統籌。這就是說,“未婚證明事件”是一種警示,各地政府都應積極打破行政管理壁壘,改革公民信息服務管理方式,建立公民信息數據庫聯網。類似身份證聯網系統一樣,逐步實現“一證行天下,一網查所有”。可以說,只有“一網查所有”了,“奇葩證明”才會失去其現實的土壤。
而除此之外,權力的傲慢與驕橫,也是必須根治的毒瘤,那就需要建立權力清單制度。可以說,唯有打破信息壁壘與權力的傲慢與驕橫,并保持信息的充分公開,方可防止奇葩證明像割韭菜一樣,割了一茬還有一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