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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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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驗表明，城市化與經濟增長之間有一種非常顯著的正相關。而當前，中國的城市化浪潮洶涌澎湃。上周舉行的 “中國的城市化：目標、路徑和政策”國際研討會上，專家們紛紛為中國城市化大膽預測：有人說到2025年將有三分之二人生活在城市，有人預測2030年城市人口占總人口八成，有人預計到2050年城市人口有望達9億。
然而，擋在中國城市化進程路上的，還有許多瓶頸和障礙，例如城市不斷 “成長”，地從哪兒來？農民進城后待遇要縮短與市民之間的待遇差距，錢從哪兒來？會上專家也直陳各種問題與挑戰。
破解農民工“市民化”背后的難題癥結，讓城市化快起來，或許是支撐中國未來內需釋放、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
20年后，八成中國人生活在城市？
中國正在并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經歷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斯蒂克里茨把中國的城鎮化與美國的信息化革命，看作是21世紀初影響世界的兩件大事。
在不久的將來，中國的城市化將達到怎樣的規模？各位專家的預測數字雖有不同，但相同的一點是，規模驚人！
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商學院終身教授孫滌預計，到2025年，將有三分之二的中國人口居住在城市里。未來20年，中國將新增超過3.5億的城鎮人口，相當于現在美國全國的人口；將有超過200個人口超過百萬的城市，而現在歐洲僅有35個人口超過百萬的城市。
亞洲開發銀行主任經濟學家萬廣華則預測，我國城市化率在2030年之前將達到80%。而根據2009年的數據，當前我國的城市化率大約為46%。他預計，從現在到2030年，將有6億左右農村人口進入到城市。
持續的城市化，在學者們看來，是未來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驅動力。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給全球經濟格局帶來深刻的轉變，中國經濟也在逐步從依賴外貿向內需拉動轉型，而浩浩蕩蕩的城市化浪潮，被視作是內需持續釋放的重要支撐。
萬廣華認為，中國現在面對的很多問題，只能靠城市化才能解決。他指出，從增長的角度看，分析我國三次產業的比重構成圖，制造業難以保持很快增長，農業占比已經并將繼續下降，中國將來的經濟增長主要靠第三產業。而沒有充足的人力資源，無法發展第三產業，第三產業對勞動力的吸納程度遠遠超過第二產業。所以，中國經濟轉型、第三產業發展，主要依賴城市化。
壯闊的城市化進程，將帶來什么？哥倫比亞全球研究中心東亞區主任肖耿指出，在接下來的數十年中，伴隨著中國的城市化，將發生三個根本變化，首先是工資和非貿易品價格將快速上漲，從而使國內出現結構型的通貨膨脹，與發達國家的通貨緊縮形成鮮明對照；其次，由于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資本回報率將變得更高，資本價格上漲。對基礎設施和城市化所需的基礎工程的需求不斷增多，將導致實際資本越來越緊缺，這與發達國家如今的金融資本過剩形成鮮明的對比；第三，不斷上升的自然資源需求，將使自然資源使用和碳排放成本上升。
什么障礙拖慢了城市化速度？
盡管改革開放至今的城市化進程已經給經濟帶來巨變，但許多宏觀經濟學者認為，目前的城市化程度還遠遠不夠。
上海社科院執行副院長左學金指出，根據歷次人口普查的數據來看，從上世紀80年代初到1990年的城市化進展相對較慢，年均提高0.7個百分點，從1990年到2005年，逐步加速到年均近1.4個百分點，但2005年以后，城市化進展又放慢到不足一個百分點。
是什么對城市化形成阻礙？會上有專家指出，城鄉居民 “錢袋子”的差距懸殊是一個關鍵問題。上海社科院執行副院長左學金指出，我國城鄉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比率，已經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約1.7:1拉大到目前的3.3:1。他認為，城鄉收入差距過大，說明城市勞動人口配置過少，而農村勞動人口配置過多，這恰恰說明，農村向城市的勞動力遷移存在障礙。而燕京華僑大學校長華生則認為，城鄉居民之間真正拉大的不是收入差距，而是資產差距。
左學金還指出了我國城市化過程中日益顯現的 “淺城市化”問題，這使城市化在發展到一定程度后遇到了瓶頸。如果 “淺城市化”泛濫，那么城市化對經濟的拉動就不可持續。他把 “淺城市化”定義為城市化的深度不足、質量不高。他指出， “淺城市化”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的表現是，農村向城市遷移的人口和勞動力不能融入或扎根于流入地的城市社會，這些入城勞動力不能成為城市市民，特別是不能在空間流動的同時進行社會流動。另一方面，淺度城市化在空間上的表現則是，城市新建成區開發低密度。
左學金指出，我國新增的城市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農村向城市的遷移者，但由于各種制度障礙，他們不能取得流入地的城市戶籍，不能成為流入地城市的 “市民”。盡管在人口統計中，只要在流入地城市居住半年以上，就被統計為 “常住人口”，但他們不能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只是 “準城市人口”。在 “淺城市化”陷阱中，城市地方政府不向或甚少向 “準城市人口”提供充分的公共服務，從長期看，對我國的人力資本的形成帶來不利影響。
而 “淺城市化病”的空間表現是，我國城市的新城區或新建成區，普遍低密度開發，建筑、人口都呈現低密度。低密度開發不符合我國人均土地面積有限、耕地資源稀缺的國情，造成土地產出率低下。低密度開發造成新建城區的供水、供電、供氣、交通、通信、教育、醫療、商業等基礎配套設施缺少規模經濟效益，回報率低，而低回報又導致配套水平低、不能滿足居民需要。低密度開發更難以形成服務業市場，不能創造更多的服務業就業機會，使農村人口城市化容易形成飽和。
農民工 “市民化”，差距如何拉近?
面對問題與挑戰，中國未來的城市化格局將會如何？通過怎樣的政策可以推動城市化、解決目前存在的問題，實現可持續的城市化發展？論壇上，與會專家紛紛為破解農民工 “市民化”之難出謀劃策。
孫滌指出，農民工的市民化，應該是推進城市化的核心任務。他建議，先使具有穩定職業、繳納稅收、享有社會保障和固定住所的農民工及其家庭成員轉為市民，到2030年再解決2億農民工及其家屬的市民化問題。他還建議，組織編制推進農民工市民化的一攬子計劃。根據吸納農民工定居的規模，給予財政補助。
即使進入城市，還是無法真正 “市民化”，這種困境如何打破？左學金建議，要向城市非戶籍常住人口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務，具體措施包括，制定、執行人均費用的最低標準，完善不同級別的政府之間和城市內部的政府間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他指出，應該建立全面共享的基礎社會保障，提高勞動力的空間流動和社會流動；完善多支柱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在基礎層面應該是低繳費的、可負擔的；推動不同醫療保險制度的整合或融合，如城保與鎮保綜保。
專家指出，農民工的市民化之路上，政府轉變職能是關鍵，城市財政的收入與支出應體現包容性增長，切實把改善民生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同時，允許并鼓勵社會力量的參與，例如鼓勵企業捐贈，鼓勵慈善事業等。
大量的農村人口進入城市，還要保障這些人可以享受到與市民相同的公共資源，勢必意味著需要巨額的資金支撐。對此，孫滌建議，可以多渠道籌措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資金來源，采取梯度式加價的收費方式，以減輕貧困人群的負擔；允許發行城市建設債券，對中小城市可以發行 “中小城市集合市政債”；通過采購形式，與中標單位簽訂特許合同，由中標單位負責籌資、建設、經營。
此外，針對 “淺城市化”的 “低密度空間癥” ，孫滌還建議，應該把城市群作為推進城市化的主體形態，走緊湊型、集約化、高密度的城市化道路。他指出，在充分考慮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的前提下，應該發展好現有的小城市、縣城和具有潛力的小城鎮。他認為，對城市的盲目擴張要進行管理，限制城市對周邊農村地區和生態地區的侵占，限制在城市邊界以外地區的土地開發、工業開發和房地產開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