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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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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峰會的主題是“新型城鎮化與土地利用”，新型城鎮化涉及到土地問題，但并不是所有的土地問題都直接與城鎮化有關。我們所講的土地制度改革包括三塊地：一是征地。在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中，城市發展需要占用農村土地，過去無論是公眾利益還是非公眾利益，我們都一律采取政府征收的形式，這與《憲法》相違背。《憲法》明確表示，國家為了公眾利益的需要才去征收土地，但城市化和工業化并非都是公眾利益，因此，這種征地制度要改，這涉及到城鎮化。二是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要建設全國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這與新型城鎮化有關。三是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中的宅基地該不該流轉。隨著大量農村人口進城，宅基地被閑置，閑置的宅基地本身也是建設用地，能不能通過增減掛鉤或其他方式使它們進入建設用地市場？這三塊地都與城市化有關。現在我們討論的案例是農業用地，農業用地跟城市化并沒有直接的關系。
水漳村案例的意義何在？其意義應是農村集體土地在30年前被分田到戶了，但都是小規模經營，一家一戶平均不到10畝地，這相當于美國的1/400，歐盟的1/40，臺灣、日本、韓國的1/4。憑借著這些土地，農民年人均收入是一畝地500元錢左右，這些錢不可能讓農民脫貧奔小康，因此這些土地就通過流轉的方式，向少數人手上集中，從而達到規模經營的目的。那么流轉的規模要達到什么程度？少說也要達到100畝，這就意味著農村大量的剩余勞動力要轉移出來，這與城市化有關。農業勞動力水平的提高以及制度的改革允許農村集體土地進行流轉，原有農民耕種土地規模擴大，剩余勞動力農業轉移人口進城，加快了城市化進程，這與我們今天討論的主題有關。
水漳村的土地信托是一種新的方式，它對城市化有何作用？原來那1600畝地承載了許多農業人口，現在變成由圣水櫻桃合作社經營，那么這1600畝土地吸收了多少勞動力？其他農業人口是不是從土地經營中脫離出來進入了城市？這是我要提的第一個問題，和中國的城市化有關。第二，案例中顯示，這種做法避免了去農化和去糧化，確實避免了去農化，因為原本就生產櫻桃、藍莓，經過土地信托后繼續經營櫻桃、藍莓，但并沒有保證去糧化，因為沒有種糧食。這個問題涉及到土地信托只在這些領域才有盈利空間，否則假如這1600畝地仍然種糧食，那么僅憑著種糧食的收入，恐怕難以支付農民每年每畝1000元的土地流轉費。這也帶來一個問題，這種土地信托的方式以及其他的社會資本進入農村，到底盯著的是哪個領域。如果是純粹的糧食生產，那么他們是否還有這個積極性？恐怕是沒有。這就說明，目前我們的農業政策、糧食政策有待提高，如果說種糧食吃虧，那企業更不可能把錢砸在這里。因此我們要思考，通過什么方式才能保證真正的不去糧化？如果大量的資本進入了農村，卻都是種櫻桃、藍莓、瓜果梨桃，那誰來解決我們的飯碗問題？
再回到剛剛黨國英教授談到的問題，1600畝地原本就是被合作社經營，只是出現了資金問題，現在所采取的土地信托，實際上就是農民將土地經營權交給了信托公司，信托公司又把經營權交給了合作社。為什么要在中間繞一圈？為什么1600畝地不能由農民自己經營？困難無非是資金問題。為什么我們的金融、政策不能直接給農業做資金支持？因為農村沒有抵押物，無法貸款，因此，在目前我們這種制度、體系之下，特別是農地、宅基地制度沒有進行改革之前，土地信托只能是唯一可取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