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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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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美國微軟公司創始人比爾·蓋茨和投資家沃倫·巴菲特攜手來到中國，與中國數十位富人就慈善事業會面交流，游說他們加入其“慈善聯盟”。此前不久，由蓋茨和巴菲特在美國聯合發起的“捐贈承諾”行動宣布，已有40位美國億萬富翁或家庭響應了他們的倡議，承諾將把自己的過半財產捐獻給慈善事業。
慈善事業的發達，是美國社會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而富人在其中發揮著示范、帶頭及主導作用。長期以來，人們對美國富豪們慷慨解囊的行為贊譽有加，卻往往忽視他們善舉背后的價值取向。研究和認識美國的慈善事業，對于正確認識美國這個世界頭號資本主義國家有著重要價值。
美國富人的慈善之舉
慈善事業在人類歷史上源遠流長。在美國建國之前，慈善事業就已從歐洲傳入這片新大陸，哈佛、耶魯等著名大學的創辦均得益于慈善捐助。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一批現代意義上的慈善基金會的誕生，美國慈善事業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有人稱其為“慈善工業時代的來臨”。
這一時期，美國由于幾十年的工業化進程，造就了大批巨富。據粗略統計，1880年美國百萬富翁不到100人，1916年則已達4萬人，其中少數人的財富更是要以億計（按比值估算，1900年的1美元約相當于1990年的15美元），涌現出以鋼鐵大王卡耐基、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汽車大王福特為代表的一批世界超級富豪。巨額財富快速向少數人手中聚集，僅占美國家庭總數1%的巨富階層，其1913年的收入占到全部美國家庭總收入的15%左右，由洛克菲勒、卡耐基、塞奇等巨富所掌管的財富，達到了可以控制全美經濟生活與重新分配社會資源的程度。如何處置這些巨額資產，已不僅是富豪們的個人問題，也成了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
于是，在社會壓力、宗教信仰、稅收政策、慈善傳統等多重因素驅使下，富豪們紛紛大把散財，捐出一筆又一筆巨額財產投身慈善事業。1901年，已經多有捐贈的卡耐基從鋼鐵產業隱退后，開始實施把財富奉獻給社會的計劃。他曾先后捐資4300萬美元興辦2000座圖書館，投入億元重金在美、英各地捐資創辦各種學校和教育機構，設立“舍己救人者基金”、“大學教授退休基金”等若干基金項目。慷慨散財10年后，卡耐基的資產仍有1.5億美元之多。1911年，年邁的卡耐基夫婦決定用這些錢設立卡耐基基金會，由基金會代理他們繼續進行慈善捐贈。洛克菲勒從少年時期領到第一份薪水開始，就固定將其中1/10捐給教會，直到去世。隨著財富的持續增長，他的這份捐助也逐步水漲船高。1897年，洛克菲勒從其一手創立的標準石油公司退休，他的生活重心漸由商場轉向慈善事業。在大量捐贈多項事業之后，洛克菲勒于1913年注資一億美元成立了洛克菲勒基金會，“變零售為批發”地開展慈善活動，其中，在中國創辦北京協和醫學院，是其在海外單項撥款數目最大、時間延續最長的一個項目。據統計，洛克菲勒一生總共捐助了約5.5億美元從事慈善事業。
塞奇、卡耐基和洛克菲勒等基金會的建立，奠定了美國慈善基金會的基礎，被稱為美國現代公益基金會的先驅。它們不但成立早、資金投入大，更重要的是無論在理念、經營方式、捐贈模式以及選擇對象上都樹立了榜樣，創立了一種傳統。這些大基金的建立，起到了帶頭、示范作用，推動了美國慈善事業的蓬勃發展。20世紀初，美國有18家基金會，到了1929年，美國具有一定規模的慈善基金會已達300多家，此后這個數字節節攀升。1956年，美國基金會中心首次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美國當年已有12259家基金會。20世紀末以來的30年間，美國慈善基金會從1980年的2.2萬家，發展到2007年的7.5萬家，增長了約2.4倍；擁有資產從480億美元增加到6820億美元，增長了13倍；發放捐贈從34億美元增加到444億美元，增長了12倍；接受捐贈從20億美元增加到468億美元，增長了22倍。雖然慈善基金會也向普通人募捐，但毋庸置疑的是，不論從捐資規模還是所占權重來看，富人們都是慈善基金的絕對主體。另一方面，基金會也是富人們從事慈善事業的主要方式和渠道，美國慈善基金會的發展概況可以勾勒出美國富人們從事慈善活動的大致面貌。
進入新世紀以來，以比爾·蓋茨為代表的一批財富新貴成為美國慈善事業的主導力量。他與沃倫·巴菲特聯手發起的“捐贈承諾”行動如果取得成功，將募得近6000億美元。洛克菲勒慈善顧問公司主席美莉莎·貝曼認為，如果能夠募得這些捐款，那將“大大刺激其他的美國人，讓他們也參與進來，那么我們就能改變整個世界。”
善款流向背后的價值取向
擁有巨額財富，證明了富豪們的聚財能力，而將這些錢捐助到合適的地方，則反映了富豪們的散財之道。
美國的各類基金會形形色色，捐贈領域五花八門。但是，以富豪個人或家族捐資設立的私人大基金會卻顯得目標明確、重點突出。縱觀一個世紀以來名列百名之前的大基金會的關注領域，盡管各具特色，但總體而言都不約而同地集中在幾個領域。這不是偶然的，而是體現了美國富豪們的價值取向。
教育：投資于國家的未來
美國的富豪階層同時是富有遠見的社會精英。教育是美國早期慈善捐贈的重點領域，也是絕大多數慈善基金會資助的首要領域。出于對“知識就是力量”這一理念的推崇，美國富人階層把教育視為改良社會最重要的手段，重視扶助教育一直是美國慈善事業的傳統。美國早期移民遠在立國之前，溫飽尚未解決，就把辦學校放在第一位。正是由于依萊辛·耶魯、尼古拉斯·布朗、埃茲拉·康奈爾、約翰·霍普金斯、利蘭·斯坦福等人的捐助，才成就了一批以他們名字命名的當今世界一流的大學。20世紀以來，從早期的卡耐基、洛克菲勒到今天的比爾·蓋茨夫婦，美國的富豪及代理他們捐贈意愿的慈善基金會，無不將教育作為優先捐贈的領域。據統計，20世紀20年代，美國最大的100家基金會的43%的資助都投向了教育領域。此后，社會需求日益多樣化，這一比例大幅度下降，但教育始終是最主要的捐贈領域之一。2008年，全美基金會捐贈款項中，教育領域接受捐贈總額占全部捐贈的21.8%，盡管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總額出現大幅下降，但仍高達55億美元。卡耐基小組的一項研究顯示，美國當今經濟實力有一半來自于教育的貢獻。這就意味著，捐助教育實際上就是投資于國家的未來，這一點已經成為美國精英階層的共識。
健康：與自己生活有關聯的領域
金錢可以呼風喚雨，但在疾病面前卻往往無能為力。賺夠了錢的富人們更關注自己的健康，所以他們愿意拿出大把的錢用于提高醫療水平、攻克各種疑難和致命疾病。在公開的宣傳中，他們聲稱貧困的根源是病與愚，這就是為什么健康和教育成為他們慈善捐助的兩大重點領域。老洛克菲勒本人就宣稱健康為人類福利之本，發展醫學可以解決一切問題。1901年，他成立了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1965年改名為洛克菲勒大學。該校與23位諾貝爾獎得主的研究有密切關系，而鉤蟲病、瘧疾、傷寒、腦膜炎、小兒麻痹、黃熱病等疾病防治研究取得突破性的成果都有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在其之后成立的公共福利基金、凱瑟家庭基金會、約翰遜基金會、拉斯克基金會等則更是專以醫療衛生為資助對象。20世紀末，蓋茨基金會異軍突起，大規模介入醫藥衛生事業，致力于消滅艾滋病以及瘧疾等流行病。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對于健康領域的捐助大有趕超教育領域的跡象。2008年，在全美基金會捐贈款項中，健康領域捐助金額達57.78億美元，略高于教育領域而名列榜首。美國優良企業局智慧捐贈聯盟的總裁阿特·泰勒一針見血地指出：“捐給自己的母校或是醫療機構，這些富人們捐贈的對象大都是與自己生活有關聯的領域”。
智庫：生產思想、儲備人才
各類智庫是美國富人捐助的又一重點領域。智庫是國家領導層的“思辨裝置、決策中樞”。在美國，智庫更是位高權重，左右美國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重大決策并為之輸送大量頂尖人才，被稱為美國國家戰略決策的“外腦”、學界與政界交流的“旋轉門”、外交官的“孵化器”、政策研究的“增值器”等。目前美國各類智庫有1000多個，其中除美國和平研究所、蘭德公司等部分智庫直接接受政府資助或通過與政府簽訂研究合同獲得經費之外，大多數智庫的經費來源都依賴于社會捐贈。早期的智庫主要靠大企業家的私人捐贈，如著名的布魯金斯學會就是以捐贈人的名字命名的。由于智庫在影響政府決策和公共輿論方面的重要作用，特別是像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傳統基金會、對外關系委員會這樣的重要智庫更是舉足輕重、一言九鼎，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機構和個人捐款，使得各大智庫的經費都在大幅增長。布魯金斯學會的年經費預算從成立伊始的16萬美元已增長至現在的8000萬美元，卡耐基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和福特基金會一直都是其重要的資金來源。與布魯金斯學會并稱為美國華盛頓“兩大思想庫”的企業研究所，其經費最初主要得到摩根、梅隆等東部財團的支持，1980年時該所預算開支就已經翻了10倍，而且還在不斷增加。對于富人的捐贈，智庫也投桃報李，除了為捐助者提供政策理論辯護，使其“以更加受尊敬的方式維護自身利益”外，還向政界輸送大批官員，作為各個利益集團的代言人。以被稱為“影子政府”的對外關系委員會為例，從1940年起，該委員會為美國歷屆政府貢獻了所有的國防部長，大多數的總統和總統候選人，以及絕大部分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顧問。2009年度，對外關系委員會的經營收入和接受資助總計4717萬美元。
藝術與文化：奢侈的炫耀
藝術與文化領域也是美國公益捐助的一個傳統領域。位于華盛頓特區中心的史密斯國家博物館群，就是由英籍科學家詹姆斯·史密斯遺產設立的“史密斯學會”捐助的。卡耐基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和福特基金會等大基金會都將這一領域列為經常性項目之一，而梅隆、古根海姆、朱莉亞與柯立芝等少數基金會則對文化藝術有特殊興趣，持久地進行資助。2008年，文化藝術領域以31.55億美元的捐贈金額，名列健康和教育領域之后，在全美基金會捐贈款項中排名第三。由于文化藝術一般難以從市場收入中自給，因此公益捐助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不過，也有人對此提出質疑。同樣身為億萬富翁的著名金融投資家格勞斯批評這種做法是通過慈善事業避稅，他指出，在非洲，有數百萬人死于艾滋病和瘧疾，而我們將大筆錢用于藝術中心或美術館的表演，這只能說是“奢侈的炫耀”，對那些身處困境的人們是毫無意義的。
國際事務與人權：向世界輸出美國價值觀
對國際事務與人權領域的捐助同樣是美國慈善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與上述幾個領域不同的是，這類捐助主要來源于那些實力雄厚的大基金。洛克菲勒、福特、卡耐基、凱洛格、麥克阿瑟等大基金會先后投入大量資金，資助開展國際援助和文化交流活動。2008年，在全美基金會捐贈款項中，對這一領域的捐贈金額為14.49億美元，占全部捐贈的5.7%。在國際援助中，很多基金會自稱是非營利性的民間組織，以“促進國家間合作及美國的國際交往”為宗旨，但是福特基金會培訓與研究部主任曾經明確表示，培訓人才的宗旨就是“在海外直接或間接推進美國的利益”。事實上，美國慈善基金會的國際性活動與美國對外政策配合默契，特別是冷戰以來，各大基金會都自覺地維護美國在國際上的利益，一以貫之地以不同方式推行民主價值觀。例如，在蘇美冷戰結束前后，美國一些主要慈善基金會常常打著人道援助的旗號，在世界各地可能的范圍內特別是在社會主義國家推進“民主化”。其中，索羅斯支持的開放基金會表現得最為露骨，它直接而公開地宣稱提供資助的上述目的，在蘇聯解體之前大力促使蘇東國家“開放”，被稱為蘇東各國持不同政見運動的中央銀行。還有資料顯示，為了發動文化冷戰，美國中情局曾向各類美國慈善機構投入巨款。因此，慈善基金會也被稱為美國外交政策“沉默的伙伴”。
扶貧濟困：不被重視的領域
每當人們想到慈善時，第一反應就是幫助那些貧苦的弱勢群體。但是，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慈善事業中心2007年8月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目前在美國，捐給慈善組織的善款只有不到1/3真正惠及弱勢群體。2005年，美國全國的個人捐贈總額為2500億美元，其中只有190億美元直接用于幫助弱勢群體，滿足其基本需求，不到善款總額的8%。該報告還發現，富人們很少將扶貧列到自己的資助范圍內，已投向扶貧的善款相對也非常少。報告顯示，占美國人口0.2%的那些“樂善好施”的富豪們，將自己的捐款更多投向了醫療、教育機構和藝術團體等領域，捐贈額分別為129.7億美元、129.4億美元和78.8億美元，分別占該領域社會捐贈總額的59.1%、28.2%和34.4%。而他們為貧困人口提供基本需求而捐贈的款額只有19.3億美元，僅占10.2%，這是他們所有捐款中數額最少的領域。該中心研究主任帕特里克·魯尼說，這份報告準確地描述了美國富人的捐贈現狀，“當人們發現用于扶貧的善款比例如此之低時，會非常吃驚。”
慈善的動機
富人們慷慨解囊，有的甚至傾其所有從事慈善事業，到底是出于什么樣的考慮？對此，美國權威的基金會史學家尼爾森指出，美國大基金會的創立人大約一半是自覺的慈善家，還有一半“只是不知道如何花錢，把成立基金會作為最方便的方法”。前者如卡耐基、洛克菲勒，后者如麥克阿瑟基金會的創辦人約翰·麥克阿瑟。如果這種說法成立的話，這些“自覺的慈善家”到底是出于什么樣的“自覺”呢？細究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因素。
一是源于宗教信仰。美國作為英國的前殖民地，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歐洲尤其是英國的文化傳統，其中宗教思想的影響尤為深遠。《圣經》中耶穌視金錢為糞土，要求富人散財，并明確表示追隨他的門徒必須放棄家產，因為“富人進天國比駱駝穿針眼還難”。馬克思說過，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富人們對自己的發家史有最真切的感受，負罪感和希望獲得上帝的救贖是他們從事慈善事業的重要動力之一，慈善成為他們自我圣化并接近上帝的方法和途徑。塞奇夫人、卡耐基、洛克菲勒等許多美國慈善基金會的創辦人都自詡為虔誠的基督徒。塞奇夫人主持基金會第一次董事會會議就是以禱告開始的，而老洛克菲勒出巨資重建芝加哥大學之后，每年芝大校長找他捐款時，兩人都先共同做祈禱，祈求上帝啟示，據說這樣校長總是能得到他所求的數字。事實上，宗教對慈善事業的影響并不止于富人，溫飽有了保障的普通人每年也都會或多或少從收入中捐一些錢作慈善。
二是迫于社會壓力。19世紀末，美國經濟躍升至世界第一位，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創造了許多百萬富翁，但是美國社會并沒有因為財富的急劇增長而變得和諧穩定，反而進入一個貧富分化、階級對立、政商勾結、腐敗無序的社會，要求平等的進步主義思潮正在勃興，整個美國社會充滿對變革的渴望。那些大工業巨頭們乘自由市場之風扶搖直上，到達高處時卻發現自己已成眾矢之的，被視為一切罪惡的化身。在這種情況下，富人們的明智之舉就是主動融入社會改良的潮流，努力平抑社會矛盾，緩和下層對立情緒，消解民眾反抗威力。顯然，最方便、最現成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打開腰包，破財消災。這種為形勢所迫不得已而為之的慈善，并非那個時代所獨有。例如，對于最近比爾·蓋茨和沃倫·巴菲特發起的“捐贈承諾”行動，英國廣播公司的評論認為，自從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的超級富豪在公眾眼中的形象不佳，這次的“捐贈承諾”也許會改善他們的形象。這一評論，讓我們看到了這場沸沸揚揚的“慈善秀”背后的某些實情。
三是基于國家意識。美國第一代富豪多數出身貧苦，白手起家。卡耐基、洛克菲勒和福特這些大資本家對給予自己如此機會的新大陸無比感激，對成就了他們的美國資本主義制度深懷感恩之心，他們中的多數在致富之后認為應回報于美國社會。這些大資本家都是在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積累起巨大財富的，把主張政府干預和財富平等的社會主義思想視為洪水猛獸，寧可把財富自愿捐贈于社會也不想讓社會主義革命來剝奪其家產。作為美國制度的最大受益者，他們具有強烈的國家意識，對維護美國現行制度和國家利益有高度的自覺性，愿意不遺余力地為美國的繁榮強盛做貢獻。正如美國著名智庫——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的創辦宗旨那樣，“致力于找尋途徑，以使美國作為世界正義力量保持突出地位和繁榮發展”。這是美國富人們慷慨解囊的終極目標和根本動力。這一點，僅從那些著名智庫每年接受的巨額資助就可得到佐證。
四是由于制度激勵。美國稅法具有鼓勵慈善事業的特點：稅率的累進制，對高收入者采用高稅率，對慈善捐贈與公益慈善機構免稅。從1913年起，美國正式開始征收所得稅。隨著時間推移，稅率逐漸提高，累進幅度逐漸增大（最高時達到94%）。1917年開始，美國稅法對私人慈善捐贈給予了個人所得稅的優惠待遇，而且幾乎所有的州都免征慈善組織的房地產稅。此外，美國還開征遺產稅與繼承稅，它們都具有高稅率、累進制的特點，這從客觀上促進了社會財富的再分配，也為美國的慈善捐贈提供了外在的激勵機制。為了合法避稅，美國一些富翁往往通過家屬信托、基金會、慈善捐贈等方式，在生前就對其財產做好安排，成為慈善事業的主要捐贈來源。對于富翁們借慈善之名行避稅之實的做法，美國社會輿論多有批評。
五是精于經濟算計。把慈善事業與經濟利益聯系在一起，一定會讓那些對慈善事業心懷敬意的人們感到難以接受，但這的確是事實。一個具有代表性的事例是洛克菲勒家族對聯合國總部地塊的捐贈。1945年，新成立的聯合國決定將總部設在美國，但是購買可以建設聯合國總部龐大樓宇的土地需要很大一筆資金。洛克菲勒家族聞聽此事后，出資850萬美元購買了紐約曼哈頓島東河岸邊占地18英畝的6個街區，在人們的驚詫聲中無條件地捐贈給聯合國。人們很快發現，聯合國大樓建起來后，四周的地價立即飆升，而與聯合國地塊毗連的全部地皮，都已被洛克菲勒家族同時買下。于是，相當于捐贈款數十倍的巨額財富源源不斷地收入洛克菲勒家族囊中，那些曾經譏諷、嘲笑洛氏家族的商人只能是羨慕得目瞪口呆。顯然，這只不過是一場以慈善為名的商業活動。這樣的例子并不鮮見：微軟公司出錢資助獨立研究所出版了攻擊政府反托拉斯法案的系列著作，而得到微軟宿敵網景公司巨額資助的美國企業研究所則以政策建議的方式，支持聯邦政府起訴微軟公司。
美國慈善事業的兩面性
美國富人是美國社會的中堅，對美國的發展強盛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在美國社會各領域都擁有極大的影響力。深入考察美國社會就可以發現，美國最有力量的并不是它不可一世的軍隊，而是它的企業，是它那一大批天下無敵、富可敵國的巨型跨國公司，而站在這些公司背后的就是美國的富豪們。可以說，沒有美國富人就沒有今天的美國；反過來說，是美國這個國家成就了美國富人。
美國富人的慈善之舉具有兩面性。
一方面，確有一些富人在賺夠了錢之后，對金錢的認識發生改變、趨于明智，改善公眾形象、追求社會名望成為他們的主要追求，精神境界得以升華。卡耐基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等建立時，美國的慈善免稅政策尚未推出；小布什政府提出的逐步取消遺產稅計劃，盡管有利于富人的財富積累，但依然遭到了美國百名頂級富翁的聯名反對，認為這將有損于社會公平與慈善事業的發展。美國慈善事業的發達，也確實有助于平抑社會矛盾、緩和階級對立、造福公益事業、促進社會進步，而且在這個過程中積累起發展和管理慈善事業的一整套制度、機制和經驗。這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另一方面，美國富人慈善之舉的背后是強烈的國家意識和社會責任感，是他們維護美國資本主義制度和價值觀、為美國國家利益而殫精竭慮的高度自覺。在美國，包括慈善組織在內的非營利性組織被看作是與政府、市場相并立的“第三部門”，對美國的內政外交施加著巨大的影響，而富人通過慈善在其中發揮著主導性作用。對內，慈善事業幾乎滲透在美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醫療、文化藝術，公共事務、環境保護、科學技術研究、宗教等眾多領域，與美國政府形成日益密切的合作關系，構成美國社會的穩定機制；對外，它是美國政府制定和實施其外交政策的沉默伙伴，通過文化交流、人類服務、國際事務與人權、扶貧等領域的慈善捐助，輸出美國的制度模式和價值觀，促進美國文化和美國精神在全球的傳播，充當著增強美國軟實力和維護美國霸權地位的多元化角色。從本質上看，以慈善基金會為主體的美國慈善事業，是美國統治階級統治美國本土乃至世界的隱蔽工具。
美國基金會史學家尼爾森曾說，多數慈善基金會的創立者“既不像其崇拜者說的那樣崇高，也不像批評者指責的那樣自私”。美國輿論的一種觀點認為，那些虎狼般的大財主用一生2/3的時間吞噬了大量社會財富之后，再用最后1/3的時間返還它。這并非出于贖罪感，而是出于與斂財同樣的動機：取得比他人更高的地位、滿足優越感、居高臨下地對待受援者，因此公益事業帶給富人的好處遠甚于窮人。盡管近百年來美國的慈善事業不斷發展壯大，然而卻并未帶來美國社會貧富差距的縮小，美國財富的集中度在繼續提高，富可敵國的富豪數量還在不斷增加。盡管一些慈善家宣稱在向貧困的根源開戰，然而卻恰恰回避了貧困的真正根源：資本主義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