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黎明:北京大學城市與區域規劃系博導、教授、中國土地學會副理事長
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近代城鎮化的進程既遵循城市化的普遍規律,同時又有自身的特點:
首先,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在各級城鎮中集聚了多達6億的人口,相當于整個歐洲人口的總和。這些人口大部分來自農村,其中一部分轉化為城市戶籍人口,同時還有一、兩億人每年往返于城鄉之間,他們既對我國城鎮的發展做出巨大的貢獻,同時又與廣大的農村保持千絲萬縷的聯系。
其次,雖然西方發達國家已進入高度城市化的后工業化社會,但沒有一個國家能達到我國如此高的城鎮化速度,例如英美兩國在城市化快速發展階段,每年的城鎮化率平均增加0.4—0.5個百分點,而我國近幾年高達1個多百分點,這意味每年我國每年可以接納1300萬人城鎮人口,其它的國家能做到嗎?
第三,城鎮化促進了新興城市的誕生和發展,縱觀發達國家的城市,它們上世紀興建的新城規模最大的不過二、三十萬人,即使紐約由一個無名小鎮發展到千萬人的大都市也耗費了兩百年的時間,而深圳達到這一規模只用了不到30年,堪稱城市化史上的奇跡。
最后,住房短缺和基礎設施建設滯后是各國城市化快速發展面臨的難題。相比之下,我國住房建設的規模基本上滿足如此巨大人口的需求,沒有出現其它發展中國家固有的貧民窟和大量露宿街頭的現象。作為后起之秀,我國基礎設施的發展速度和水平更是超過西方發達國家的預料,目前我國高速鐵路的車速創造超過400公里/小時的世界記錄,已將日本、法國拋在了后面。
上述事實表明,我國開創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新型的城鎮化道路,這些事跡應載入即將動工的淮安城市化史館,以彰顯我國改革開放之后取得的巨大成就。
也要看到,由于種種原因,我國的城鎮化也面臨許多問題和挑戰。當前最突出的問題表現在:我們的快速發展往往是建立在“拼資源”、“拼環境”的基礎之上。眾所周知,一個國家一旦資源用盡,生態遭到嚴重破壞,快速城鎮化的進程就難以為繼。同樣,在高速發展的同時,我們往往忽視了城鎮化的質量和效率,例如,一段時期舉國上下,開發區、大學城遍地開花,圈占了大量寶貴的耕地,由于存在大量的閑置用地和低度使用的用地,土地的使用效率極低;我國大城市過快的擴張普遍出現的交通堵塞等問題,不僅耗費了居民大量的出行時間,也難以保證“宜居”的生活質量。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是大量進城的農民工為國家的經濟和城市的發展做出巨大的貢獻,但他們并沒有獲得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在就業、住房、醫療、子女教育等社會保障等方面受到歧視,如果城鎮化的“公平”和“以人為本”的問題得不到解決,就無法構建一個和諧的社會。
淮安是敬愛的周總理的故鄉。解放后總理一次乘飛機途徑淮安上空時,深情地俯瞰著這片大地,對故鄉的發展寄予厚望。現在長眠的總理可以放心了。短短的30多年,淮安迎來了改革開放之后巨大的發展機遇。這座歷史上被譽為“南船北馬,九省通衢”的歷史名城,如今不僅通了鐵路和高速公路,還架起了空中橋梁,成為現代的交通樞紐,發揮溝通南北、承東起西的重要作用。如今借長三角崛起、江蘇產業北擴的有利時機,淮安及其所在的清河新區開始騰飛了。區委書記肖本明同志在“大地作證”一書中提出新區建設的新思路——強化復合功能,加強生態建設,塑造文化特色,優化投資環境,堅持讓利于民。期望下次再有機會到淮安,大地會作證:在我的眼前一定會呈現一個欣欣向榮、環境優美、其樂無窮的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