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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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簡介：周天勇，經濟學博士，教授，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北京科技大學博士生導師。1980年從青海省民和縣考入東北財經大學（原遼寧財經學院）基本建設經濟系，1992年獲東北財經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1994年調入中共中央黨校執教和從事研究至今。主要研究領域：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宏觀經濟、經濟發展和增長、勞動經濟、中小企業、金融風險、城市化、國企改革、農業經濟等。至今出版專著10多部，發表論文400多篇。
周天勇，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更是一位以直言不諱、獨特視點響徹我國經濟學界的經濟學家。上個世紀90年代，鑒于我國的城市化、工業化呈現迅猛發展態勢，他將自己的研究領域拓展到城市化，并發表了許多真知灼見，引起上至中央領導、下至普通百姓的極大共鳴。
在接受城市化雜志專訪時，周天勇預測，未來我國城市化的發展態勢仍然是人口向沿海流動，向發達地區流動，向城市流動。現在通過高速公路、城市結點形成的城市網絡體系，今后還會繼續發展。未來，我國的城市數量達到三四千個也不為多，并且會形成更多的城市群、城市聚集區，包括都市圈。對于發展小城鎮、中等城市、大城市的爭論，周天勇則認為，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是沒有意義的，人往哪里流動，取決于就業和發展機會，取決于工資水平，取決于人們對區域文化、社會和環境的向往，這是市場配置的結果，而非人的意愿或者規劃所為。
他提醒，拉美國家僅將公民的教育、養老和醫療等包下來，還不包括住房，就陷入了“拉美陷阱”，因此一些地方希望政府將農民工住房全包下來的想法不僅是一種烏托邦式的幻想，更會讓中國在城市化的道路上陷入“中國陷阱”。
城市化是中國經濟強勁增長的推動力
1978年我國的城市化率只有17.9%，2009年達到了46.6%，30年間差不多增長了近30個百分點，城市化率增長較快，同時全國建成了較發達的城市體系。而從解放初期到1978年的這30年，我國的城市化率從1949年的10.6%到1978年的17.9%，城市化率增長很緩慢。
周天勇認為，這兩組數據表明，無論是從城市化人口的比例來看，還是從城市數量、城市規模、城市質量、城市體系、城市網絡、都市圈來看，以及城市和城市間的交通網絡建設等方面來看，改革開放后的這30年，我國的城市化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同時他也表示，這30年的城市化可謂有得有失。
他將我國城市化的“得”歸納為5個方面。并認為最大的“得”就是我們通過人口的轉移，釋放了經濟增長的動力。農村勞動生產率非常低，農民進城后，雖然工資比城市固定工的工資低，但創造的國民收入比在農村高很多，這實際上對國民經濟增長的來源是一個非常大的動力。
第二，在城市化過程中，我們建設了大量的工廠、住宅、公共設施、基礎設施，這些也非常強勁地推動了我國經濟的增長。
第三，中國的集成制造主要來自于勞動力的轉移，農民的工資成本成為我們出口強勁的動力。周天勇認為，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來說，解決農業剩余勞動率的一個辦法就是，如果國內消費足夠大，市場足夠大，那么農業剩余勞動力就在國內消化掉。實際上我們30年來，農民工創造的許多產品都是通過國際貿易來實現它的價值。
第四，通過城市化，四億多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他們的觀念、技能、視野包括生活方式都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
第五，四億多農村人口的轉移提高了農村的生產率，促進了農業的發展。對于時下青壯年離開農村導致農業勞動力不足的觀點，周天勇認為這個理由是不對的，“實際上青壯年多了，三個勞動力種一畝地也沒什么產出，如果我們現在一個農業勞動力能種五十畝地甚至一百畝地，我們的產出會提高很多。所以，關鍵還是要把人從農村轉移出去，這樣農業的專業化、規模化經營才能推動農業的現代化進程”。
“我想從這五個方面來說，我們整個國家的城市化，對于國民經濟、對于整個社會的發展都是一個非常強勁的推動力。我覺得這就是我們城市化的‘得’。”
“但是我們30年來的城市化也有它的問題。”周天勇認為這主要表現在不同的時段對于農民進城的觀念上：第一個10年，對于農民進城，我們的思想意識還是一種“堵”的辦法，看得比較嚴，農民從農村出來需要務工證等證件，當時將農民處出看成是“盲流”。第二個10年，我們發現，農民出來打工還是對的，于是漸漸放開。第三個10年，我們才意識到，只有提高城市化率才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過程，才能邁向中等或者邁向發達國家。
周天勇直言，由于前面兩個10年我們還是猶豫的，因而沒有處理好農民進城與土地制度的關系，沒有按照農民進城體制來設計土地制度，一方面城市建設通過不合理、不合法的低價剝奪農民土地的情況時有發生，農民的社會保障等福利措施沒有建立起來，造成失地農民的出現；另一方面，由于土地資產不能變現，房子、宅地、林地、耕地不能賣掉，也沒有政府愿意收購，不能有一筆置換的資金來購買城里的住房，造成現在近2億進城農民在城市沒有自己的住房，也讓農村產生了“386199”部隊等一系列的社會問題。“我想，這是我們城市化進程中最大的一個‘失’。”
“第二就是有可能形成兩個階級——食利階級和被食利階級，或者叫勞動階級與有產階級，我覺得這個是不合理的。”他不無擔憂地說，由于農民工買不起房，要在城里租房，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收入交給房東，這有可能會撕裂我們這個社會，形成兩個階級。
第三個‘失’就是農村的林地、宅地賣不掉退不出來，許多農民在城市和農村“兩棲居住”，這樣占用的土地更多，浪費的土地更多。
他向記者列舉了一組數據：1978年，我國的農村土地大概是7000多萬畝，到2008年底在2億7000多萬畝左右，但是農村人口減少了6000萬人，城市人口增加了四億多人，而城市建設用地只增加了5000萬畝。“這樣看來，還是建城市合算，但是要避免‘兩棲建設’和‘兩棲居住’，否則我們的國土面積更不夠用。”周天勇認為，我國沒有像韓國、臺灣在城市率提高后，宅基地得到復墾，邊遠山區變成森林，是個很大的遺憾，也成為城市化的一個“失”。
此外，他還指出，我們的“失”還體現在，只是最近幾年我國才開始對進城務工人員提供公共服務，建立社會保障，建立工資協商機制，這說明我們還沒有準備好，也沒有一個完備的籌劃，配套措施還比較滯后。
改革現行土地制度，實現人的城市化
就當前我國每年有數百萬畝的耕地轉為建設用地，數以億計的農民無法享有市民的權利，有專家認為，與“土地的城市化”相比，“人口的城市化”進展緩慢。那么，如何更好地推進“人口的城市化”，使其與“土地的城市化”取得協調發展呢？
周天勇表示，正常的城市化要能夠讓農民把農村的宅地、林地賣掉，到城里租得起房、買得起房，城市能夠開發更多的住宅，這是合理的。但現在很多農民買不起房，政府卻擴大城建面積、建設開發區，形成所謂的土地的城市化，這和農民的關系不大，沒有實現人的城市化，“我覺得要解決這個問題主要還是要從土地根本制度上改革”。
他提出，首先要讓農民能夠從宅地、耕地和林地上順利退出，資產有接手。“比如說，耕地有大規模經營的農戶愿意接收，宅地要么通過合理的價值置換為建設用地，要么政府收購，復墾農田，林地可以賣掉，這種情況下，農民才有到城里買房的能力。”
其次，在解決進城農民的住房問題上，他認為住房市場要做到高端市場放開，中端市場有控制。中端市場可以通過兩個指標來控制，一個是房價收入比，要能夠讓一個家庭6年的全部收入買得起一個標準間的房子，不變成債務上的房奴；另一個就是房價的增長速度不能快于收入的增長速度。通過這兩個指標進行控制，再加上農村資產的變現，就可以讓大部分農民工在城市買得起房，也才能夠實現“人的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的結合。
對于少部分比如5%，最多不能超過10%的農民工，周天勇認為，可以由公租房、廉租房來解決。他直言：“即使這樣，政府的負擔也已經很重了。”而對于目前一些地方希望農民的住房由政府全包下來的傾向，周天勇認為“這不僅是一種空想，一種烏托邦，還會讓我國的城市化陷入中國陷阱”。
他說，全世界沒有一個政府能把住房包下來。上個世紀，拉美就是想把養老和醫療包下來，最后陷入借債過多，財政赤字，發生金融危機，陷入“拉美陷阱”，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到上世紀末拉美失去的二十年，主要原因就是承諾太多，但他們還沒有承諾住房。我們國家如果把醫療、衛生、養老、再把住房承擔下來，則會跌入“中國陷阱”。
十二五我國面臨城市化的巨大挑戰
2009年，我國農民工總量達到2.3億人，外出農民工占城鎮人口的23.4％，為我國46.6％的城市化率貢獻了10.9個百分點。促進這一只在統計意義上為城鎮人口的群體能夠真正融入城市社會，是“十二五”乃至今后一段時期內提高我國城市化質量的核心任務。
周天勇認為，農民工實現市民化的關鍵在于能不能為他們提供固定的住所、均等的公共服務、平等的社會保障以及提高他們的文化素質。
“現在來看，十二五期間解決農民工住房問題的可能性不大，全面達到均等化的可能性也不大，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會有比較大的進展，但如何將農民工的合作醫療體制與城市的醫療體制，特別是在大病統籌上接軌將是亟需解決的問題。并且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需要國家加大投入的同時，加強對企業在社會保障方面的檢查力度，避免偷漏跑冒。”
“此外，農民工市民化的關鍵還在于要讓他們有錢。”周天勇建議，要從林地、耕地、宅地變現、工資增長、鼓勵創業經營三方面增加農民工的收入，實現他們在城市定居的愿望。
他直言，農民工的市民化將是更長期的一個過程，并預測這一過程可能需要10年甚至15年才能完成。
展望十二五以及未來我國城市化的發展，周天勇表示，我國的城市化仍將呈快速發展態勢，同時面臨許多巨大的挑戰。
首先就是如何為大量進城的農民創造就業機會。他直言，如果城市服務業的發展、小企業的發展不能提供充足的就業機會，再加上住房問題，有可能形成比較巨大的社會問題，造成社會不穩定。
第二個挑戰是資源生態環境問題。他分析說，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城市的生活水平要提高，農村的生活方式要變為城市的生活方式，電、水、氣等人居消費水平會隨之大幅上升。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工業要支撐財富的增加，要消耗石油、天然氣等資源，排放二氧化碳等污染物。城市大規模物質消耗的提高，又會給我們現存的淡水、天然氣、排放的環境容量等帶來了非常大的壓力。如何既推進城市化，又推動技術進步、國際貿易，同時改變生活方式來適應資源的約束性，將是我們在十二五以及未來面臨的第二個挑戰。
“在未來五年或者十年，如何使人們的收入分配差距縮小，財富差距縮小，不產生兩極分化，將是我們在城市化過程中的第三個挑戰。”周天勇表示，過去，盡管農村人和城市人有一定的財富差距，但人們分處兩個空間，社會比較安定，現在窮人和富人同處城市，會產生很多摩擦，帶來社會的不安寧。
“如果還有一些挑戰的話，就是政府能夠提供怎樣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他進一步闡釋說，社會福利提供的不夠，會在城市形成一系列的社會問題，過分承擔的話，政府財力不夠，還會形成養懶漢的社會，如何既讓進城農民工病有所醫、學有所教、老有所養、居有所屋，同時在這些福利里面，政府拿多少，怎么拿法，都是需要解決的問題。這些都將是未來我們城市化面臨的巨大挑戰。
采取改革組合拳遏制房價上漲
今年接連兩次的樓市調控政策凸顯了政府穩定房價的決心。為什么被認為是史上最嚴厲的調控政策依然動搖不了堅挺的房價、潑不冷滾燙的樓市？
周天勇分析認為其根源首先在于政府沒有供應足夠的土地。另外，中央和地方的財政制度、地方政府壟斷性囤地、倒賣土地、以及招拍掛制度、70年產權等等，都是推高房價的機制。他毫不諱言地指出：“這些機制不改的話，光用信貸的方式，房價還會反彈，漲得還會更猛！”
那么，要突破直接導致房價上漲的土地財政、土地招拍掛等制度，主要障礙是什么？又應該采取哪些行之有效的措施？
“突破的關鍵是18億畝土地總在保吃飯，保不保居住？”他表示：“這是一個在思想上突不突破的問題。要知道，糧食可以進口，可以通過技術進步提高產量，但房子必須蓋在地上。土地供應不上，老百姓就買不起房。”
在具體措施上，他認為只有通過一系列改革組合拳的方式才能從根本上抑制房價的上漲。第一要廢除現在的土地制度，延長所有土地的年限。他解釋說，由于在意識形態上，我國的土地私有化不太可能實現，只有通過延長年限、出售年限來實現。比如說耕地、林地延長到999年，宅地延長到500年，城市商品用地、住宅用地延長到300年，工廠用地、企業用地延長到200年；第二要確認土地使用年期產權，使其可以交易、抵押、入股、出租、繼承；第三形成土地自由交易市場，政府征收增值稅，但交易必須符合建設規劃。通過這個辦法，打破土地供應寡頭壟斷的現狀，形成土地供給競爭性的市場，形成持續競價供地的機制。這樣，農民得利，政府有收益；第四，鑒于政府現在有2萬億的財政收入來源于土地財政，廢除現行制度不太容易實現，并且現在采取的二套房的信貸控制限制的是窮人，限制不了富人，限制不了房屋的需求，周天勇認為，唯有開征房產稅，才能扭轉當前“劫貧濟富”式的征地和出讓金房地產財政土地體制。
他估算，我國現在大概有200億平米的房產，其中120億平米的住宅，以現在均價5500元每平米、1%的稅率就是6000—7000億元，80億平米的寫字樓、工廠等等征收2%的稅率就是8000億元，兩者加起來大約14000億元左右，再加上增值稅、交易稅，差不多是2萬億元。
周天勇表示，這個方案實施的阻礙主要是現在有房的人愿不愿意交稅。為此，他建議，實施過程中一方面可以針對不同的階層采取不同的補償措施，比如對退休人員、下崗人員、低收入家庭等要采取減免措施，對工薪階層采取增加工資的辦法，另一方面可以采取開征階梯稅價的辦法，通過把房屋分成50平米、50—100平米、100—200平米等幾個區間來開征。
“總之，抑制房價上漲，就要突破現行制度，關鍵還在于能不能突破這些障礙。”周天勇如是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