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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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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公報10月18日出爐。城市化、擴大內需、推進改革……諸多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詞”讓人為之興奮。綜合9月21日由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科學技術委員會指導，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主辦、保億置業集團承辦的第十二屆中國城市化論壇的專家建議，我們認為，“十二五”期間，我國的城市化率將突破50%，“農業中國”從此將進入“城市中國”，中國的城市化將迎來“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的新時期。
我國城市化要有長遠的戰略性發展規劃
李秉仁：（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總經濟師、科學技術委員會常務副主任、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常務副主任） 目前與城市化密切相關并且有法律依據的規劃有三個，主體功能區規劃、城鄉規劃、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它們內容不同，各有側重。主體功能區規劃側重產業布局，城鄉規劃側重城鄉建設，土地利用規劃側重土地控制，但還是有交叉和重復。我建議這三個規劃在制定實施的過程當中能夠在不同部委間取得更好的協調，這也是降低行政成本非常重要的方面。
樊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基金會秘書長、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中國的城市化需要有一個發展戰略規劃，特別是城市基礎設施方面，這需要中央層面來管。包括做好經濟社會分析，人口的走向，建設成本和運輸成本的分析，做好土地的整合、供給的統籌，尤其是農村宅基地的置換等。
李兵弟：（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村鎮建設司原司長、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副理事長、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主任） 目前在城市化發展過程中有一些偏差傾向，就是一些地方沒有處理好把“蛋糕”做大和把“蛋糕”切好的關系，而是簡單以“切蛋糕”的方式推進城鎮化。發展畢竟是第一要務，我們只有把 “蛋糕”做大，在做大“蛋糕”的過程中再把“蛋糕”切好，這才有可能讓我們的城市化發展過程更穩固、更扎實。
秦虹：（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 無論是產業的更新還是改革開放，都涉及到一個核心問題，就是城市群的發展問題。我們的城市化需要的不是單個城市發展，應是區域的發展。區域中涉及到若干城市，所以城市群的發展，應走出一條比較正確的道路，實現健康的發展。區域發展對今后中國城市化的進程推進是功不可沒的，如果中國再出兩到三個像長三角、珠三角這樣的城市群的話，中國的經濟實力會有一個非常大的躍進。
徐家樹：（上海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上海市原國資委副主任、上海市原物價局長） 從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來說，我們還處在城市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階段，城市化是推進我們中國走向現代化重要的路徑，這是它的重要位置，應該作為一個戰略問題來考慮。
戶籍制度改革勢在必行
徐強：（重慶市統籌城鄉配套改革辦公室副主任） 戶籍制度是制約城市化進程最關鍵的一個方面。戶籍制度是造成“土地城市化”與“人口城市化”分離的根源。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中，中國的城市規模不斷擴大，大量的農用地轉化為了城市用地，實現了“土地城市化”，然而，以劃分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為特征的城鄉二元特征，又帶來了“人口城市化”與“土地城市化”的分離。目前的戶籍制度約束了“劉易斯拐點”的正常出現，工業化城市化不斷吸納農村的富余勞動力，這是二元經濟結構一個非常顯著的特征，通過不斷的勞動力轉移，達到“劉易斯拐點”，促進工業化的進程，這里面就有一個產業的工業化和人口城市化的問題，勞務輸出和勞動力轉移是兩個概念。
牛鳳瑞：（原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中國城市經濟學會副會長） 改革我們現行的城鄉二元體制，為農民工順利的實現市民化，提供一種制度和政策的平臺。這個基本的物質條件或者經濟條件已經具備，如果我們仍然以原來城鄉分割的二元發展方式，只會影響城市化進程。改變這種戶籍管理制度是必然的，早改比晚改好，改得晚將支付更高的社會成本。
李秉仁：我們現在的城鄉居民差異所有的社會保障都與戶籍有關，不管是醫療也好，教育也好，最低保障也好，還有養老等等。如果戶籍制度不改革，所謂的城鄉二元結構各個方面的問題肯定是很難解決的。重慶的試點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畢竟它是在保障農民權益，尊重農民意愿的基礎上推進戶籍制度改革，也是一種創新，這直接涉及到土地制度的改革。戶籍制度改革必然涉及到土地制度改革，城市化涉及到以土地換社保等土地流轉的問題，如果農村的宅基地沒有流轉的話，城市化的進程是很難推進的。同時，我們也不回避城市發展過程中的交通問題、環境問題等等，這些問題我們應該想辦法去解決。
防止城市化進程中的誤導
牛鳳瑞：我們很多口號都是誤導的，比如說農村城市化、農村工業化，引導農民有序進城、有序流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我們投資要向農村傾斜等等。這一類口號實際上背后的含義是：農村就發展農村的，不要干擾城市現有的利益格局。這種思想，影響中國城市化進程。我們不能用農業社會的思維方式，也不能用計劃經濟的思維方式，去審視我們的城市化。
現在一些人誤讀新農村建設這個概念。在全球化、市場化條件下，不注意城市格局，建設好新農村是不可能的。過去我們的小城鎮戰略，我們的鄉鎮發展都有這種理論作為支撐。我國農村相對不發展，更深層次的原因還在于城市的相對不發展，統籌城鄉發展，不是單純城市支援農村，而是要以城市帶動農村的一體化發展。以城帶鄉的前提是城市帶動能力的強大，小馬拉大車，是拉不起來的。城市帶動能力強大的前提是城市的率先發展，率先強大。
李津逵：（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主任研究員） 當我們今天談到城市化的時候，實際上已經2億多農民工都走進城市了。全世界沒有這么多的人可以臘月三十回到炕頭上，然后在正月十五又走到沿海，這么大的一個遷徙，鐘擺式的運動都已經出現了。中國的城市化，確有誤導。你想到大城市來，我告訴你小城鎮大戰略；你想進城，我告訴你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總之哄著嚇唬著不能讓農民進城。但是已經2億多農民進了城，整個農民走到城里的過程中間，實際上是一系列集體建設性的違法行為，構成了今天這個局面。今天的人均資源應該說不能支撐這么多農民在農村里就業，過上現代化的生活。因此從生態文明角度講，城市化又是一場中國農民集體的生態大逃難，每平方公里544個中國人的情況下，只能通過城市化來達到現代化。
讓農民工體面的生活和工作
張幼云：（中國就業促進會副會長、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主任） 要使農民工市民化，享受市民同等待遇，首先要讓已經進城的農民工能在城里安居樂業。要樂業首先就要有生產性的就業機會，有穩定和體面的工作。要使勞動者享有體面的工作，我們需要進一步加強四個方面的工作：進一步推動和實現勞動領域的基本原則和權利，如平等就業、同工同酬、集體談判協商等權利；創造更多更好的就業和收入機會；擴大社會保護，以及推動社會對話三方協商機制。這四個方面有機聯在一起，是一個整體，是建立公平公正和高效運作的勞動力市場的基礎。在積極推動城市化的進程中，我們應該更加強調要努力促進和實現所有勞動者平等參與經濟社會發展和平等享有發展成果的權利。這是一個基本原則和公民的基本權利。
十二五期間，城市化進程仍處于快速推進時期，也是我國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的關鍵時期。要使農民工實現穩定就業，我們必須下大力氣提升農民工素質，提升他們的就業能力。農民工只有擁有了勞動力市場需要的技能，以及提升適應勞動力市場變化的能力，他們的穩定就業才有保證，融入城市才有基礎。因此，必須加大對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的改革力度和投入。在城市化進程中，經濟、社會和人的發展一起抓。
秦虹：第一，大城市的公共租賃住房應該有條件的向農民工開放，對于新增城市的這部分移民，應該可以享受到公共租賃住房。但有一個公平性的問題，農民工的宅基地是無償獲得的，到城市里還要享受城市里的住房保障，實際上他就享受了雙重的保障，這是不公平的，如果要享受城市里的住房保障，又不放棄無償得到宅基地的話，就不能享受最充分最低的保障，相對來說要和原居民有區別的。第二點，在政策上鼓勵大企業建立符合安全標準的農民工宿舍，現在50%的農民工住在大企業，企業提供的基礎宿舍，還應該鼓勵。第三，加強城鄉結合部和城中村農民工集體區的規劃建設管理，提高公共基礎設施、服務的保障能力。第四，有條件的城市和單位應該將農民工納入住房公積金體系，贏取住房公積金，讓農民工享受到城市里的住房制度。
低成本推進城市化
牛鳳瑞：城市化進程中出現貧民窟并不可怕。因為城市化進程中，窮人也好，農民也好，進城以后要接受城市化的洗禮。第一代要想融入城市化，個人關系資本，人力資本，不足以完全融入城市社會階層的平等面，必須克服重重困難。進城以后接受的是城市化的文化熏陶，只有第一代容忍或者忍受這種痛苦，才有第二代、第三代平等的成為城市一員的過程。
上個世紀的發達國家，紐約也好、倫敦也好，都出現過貧民窟，但是從貧民窟走出多少體育明星、電影明星、軍事家、政治家。現在美國的大法官原來就在貧民窟長大的，為什么？他有城市化文明的熏陶，如果生活在農村就沒有這個可能。
樊鋼：我們的城中村也好，城鄉結合部也好，它降低了我們城市化進程的成本。它給我們農民工提供了一個低成本的住房滿足，同時也給原住農民一個致富的門路，所以我說它是農民工的天堂，是原住居民的錢袋子。它是一個歷史性的貢獻，隨著城市現代化的發展肯定要進行改造，但是在改造過程中要考慮這個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