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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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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期間，我國城鎮化率由2006年的42.99%提高到2009年的46.59%，年均提高0.9個百分點。但是在城鎮化推進過程中，城市空間無序開發、“城中村”大量存在、“垃圾圍城”、交通擁堵、住房擁擠、房價高昂、上學難、看病貴、食品安全、公共安全、生態安全、環境安全等問題日益突出。日益蔓延的“城市病”給中國城市和諧、均衡與可持續發展帶來風險與挑戰。
人口無序集聚
作為一個系統的整體，受城市承載力和城市功能的限制，城市對人口總量和人口結構都有一定的限制。合理的人口數量和人口結構是推動城市發展的第一動力。目前，伴隨著中國快速的城市化，我國城市人口正在以每年1800萬的速度增長，預計從2005年到2030年，中國的城市人口將從5.6億增加到9.1億。中國城市人口迅速增加，特別是向北京、上海、深圳等大都市聚集。人口的無序膨脹，一方面對城市承載力提出了挑戰，另一方面也給城市就業帶來很大壓力。
能源資源緊張
能源緊缺已成為中國城鎮化進程中的緊約束。中國的石油、天然氣等重要資源人均儲量分別為世界人均水平的11%和4.5%。特別是近兩年，由于經濟的快速發展，一些地區、城市和高耗能行業盲目發展、低水平擴張，能源緊缺狀況進一步加劇。同時，城鎮居民日益升級的消費方式，如城市建筑耗能、家用汽車普及、家用電器多樣化等，也對能源消耗提出了更多要求。
生態環境惡化
中國城市在開發建設過程中片面追求城市規模和發展速度，走的是資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土地高擴張的發展之路，加劇了水土矛盾和環境惡化，使生態環境受到威脅。目前，中國城市在生態環境方面呈現以下幾個特點：一是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仍處于較高水平，遠超出城市環境承載能力；二是主要流域和水系污染嚴重，城市河段污染突出，淡水湖泊呈富營養化，經濟發達地區的不少城市已經面臨嚴重的水質型缺水；三是城市空氣質量處于較重的污染水平；四是城市固體廢物排放量巨大，符合環保要求的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較低，二次污染嚴重；五是有毒有害的有機物污染、電磁輻射污染、危險廢物污染等問題日漸突出，各類污染已經由城市蔓延至小城鎮和鄉村。
交通擁堵嚴重
交通擁堵是典型的“大城市病”。這種城市病的主要特征：一是潛伏期長，一般在20—30年；二是一旦爆發，就迅速轉移并形成“城市管理綜合癥”。交通擁堵的病因源于城市功能紊亂。城市功能紊亂必然引發城市管理混亂，導致城市決策的隨意性和隨機性。這種隨意性和隨機性決策反映在城市規劃上，必然導致城市規劃的現實利益和短期行為。交通擁堵就是這樣一個“惡性循環”的必然產物。以北京為例，2009年末，北京全市實際常住人口1972萬，流動人口超過千萬，這意味著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總量控制在1800萬的目標提前10年被突破；北京市每增加1個人，每日交通出行量增加2.64次，新增交通供給能力將很快被人口增量所抵消，六環路以內地區日行總量已達3500萬人次。
房價居高不下
中國城鎮化已進入快速發展階段，大量人口向東部地區和大中城市集中，城鎮住房需求持續增加，高房價問題日益突出，特別是在一些大中城市高房價日益蔓延。2009年，全國住宅平均價格漲幅達25.1%。特別是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等大城市和一線城市更為明顯。央行公布調查顯示，超過70%的居民認為房價“過高，難以接受”。高房價將拉低城鎮居民生活幸福感、城市生活功能逐漸被弱化，城市經濟持續發展埋下潛在危機、抑制社會中間階層擴大、加劇城市社會矛盾。房價過高問題已引起國家的高度重視、社會的普遍關切、百姓的高度關注。
安全形勢嚴峻
“十一五”以來，隨著中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深入發展，中國城鄉結構、就業結構、社會階層結構和社會組織形態發生了新變化，各種影響城市和諧的不穩定、不安全、高風險因素的新矛盾新問題不斷涌現，城市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和多種安全威脅增多。當前特別是有五種不穩定因素正在演變成為城市的潛在風險：一是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并出現了穩定化和代際化趨向，即：貧者愈貧，富者恒富，社會階層流動通道被嚴重堵塞；二是社會深層次矛盾日益凸顯并有激化趨勢，人們精神需求沒有得到充分尊重，社會公平正義出現“洼地效應”；三是社會治安形勢嚴峻，各類刑事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破壞經濟社會秩序；四是官民沖突加劇，比如各地頻發因拆遷引發的官民沖突事件；五是非傳統危機和人為制造的危機正成為城市安全的主要危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