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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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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初，國務院教育督導委員會辦公室發布的《2014年全國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督導評估》顯示，2014年，全國進城務工隨遷子女在校生達到1294.7萬人，79 .5%的隨遷子女在公辦學校就讀。去年，各地政府也把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入學納入區域發展規劃、財政保障體系和學區招生計劃，在學籍管理、招生升學、評選優秀等方面落實同城待遇，保障進城務工隨遷子女平等就學權。
這還遠遠不夠。2013年，中國農民工總量為2.7億，其中1.66億的外出農民工中，僅有3525萬人舉家外出，只占20%。對應的就是80%的家庭把未成年子女留在家庭，亦即留守兒童。2013年，全國婦聯發布的《我國農村留守兒童、城鄉流動兒童狀況研究報告》顯示，全國有農村留守兒童6102.55萬，占農村兒童37.7%，占全國兒童21.88%。
留守兒童的出現源于中國勞動力市場的“離土不離鄉”政策，農業勞動力向城市轉移過程中，限于戶籍政策，城市不向新移民提供義務教育，醫療保險也無法攜帶進城，農業勞動力無法舉家進城。數億農業勞動力進城之后，兒童、老人留守農村，出現所謂的農村空心化。
未成年子女與父母一起居住是一項基本人權。兒童處于成長發育期，父母是其觀念塑造、生活習慣培養最重要的領路人，缺乏父母關注和呵護的兒童，往往會出現性格孤僻、自覺性差等心理缺陷，嚴重制約兒童未來的發展潛力。父母外出還導致留守兒童相對較高的失學率，祖父母的低教育水平，也限制了其對留守兒童的教育輔導。
為此，《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九條(禁止與雙親分離)明確規定，“簽約國不得違反父母之意思，保護兒童不與其父母分離”，中國是締約國家，本應在各項法律法規中保障這一權利。因此，《義務教育法》第十二條第二款規定：“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監護人在非戶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適齡兒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監護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義務教育的，當地人民政府應當為其提供平等接受義務教育的條件。”《未成年人保護法》第二十八條也明確指出，“各級人民政府應當保障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權利，并采取措施保障家庭經濟困難的、殘疾的和流動人口中的未成年人等接受義務教育。”
遺憾的是，各地方政府沒有很好地落實法律的要求，出現了普遍性的限制非戶籍常住人口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現象。數據顯示，46 .74%農村留守兒童的父母都外出，他們沒有隨父母進城，而在農村接受教育，其主因自然是城市不向他們提供義務教育。北京等地，更是出現了“以學控人”等手段，大幅提高非戶籍常住人口子女的入學門檻，試圖以此將非戶籍人口趕離北京。
從宏觀視角來看，中國的城市化率在2030年預計會超過70%。這些留守兒童中的絕大多數未來都將是城市里的市民，將在城市里工作、生活。他們的素質高低、文明程度也決定著未來新增城市化的質量。
農村的就業與生活和城市是截然不同的，大到要理解就業市場形勢、產業結構變革，以調整自己的工作選擇和學習進修，小到要學會排隊、養成每天刷牙洗澡的衛生習慣。現有的農村生活環境，即便能學習到這些知識，也沒辦法養成習慣。等他們長大成人，習慣就很難再去改變。讓他們早一點進城，在城里生活并接受義務教育，意味著他們可以從小就習慣于城市文明，也避免了無人照看他們，走向不健康的人生道路。
留守兒童的城市化應該是最容易的。他們的父母在城里打工多年，多半已經適應了城市生活和工作，只要城里不對義務教育入學設門檻，留守兒童很容易跟隨父母在城市里讀書，不僅提高了城市化的質量，也消除了未來城市化的隱患。
今天的城市并非沒有容納留守兒童的義務教育資源。首先，多數城市的戶籍人口因為嚴格執行計劃生育，義務教育招生數驟減，像上海2005年的小學在校生數僅為歷史高點的一半。這些城市為此不得不撤校、并校，縮減義務教育規模。其次，絕大多數城市都在擴張，表現在住宅、商業等用地規模成倍激增，但城市規劃并沒有在公共服務上做好迎接新移民的準備，沒有配備足夠多的學校、醫院。就現實來看，留守兒童進城讀書的難點或許只在決策者的觀念，還有待于社會輿論去推動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