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2日
星期五
設為首頁
|
加入收藏
搜索
黨國英：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宏觀室室主任;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專家委員。
筆者這里說的小城市，是一萬人以下、非農業人口為主的集中居民點。這個概念定義不僅與官方標志不同，也與一般人心里的習慣標準不同，很值得說道說道。
不論古代還是現代，農業人口聚集成上萬人的居民點，本是一件荒唐的事情，但這樣的事情卻偏偏在中國發生了。在當下中國，上萬人規模的村莊應該不算稀奇，至于超過這個規模又被叫做某某行政村的居民區，更不在少數。但毫無疑問，近萬人聚攏在一起時，一定只有少數人搞農業。這個道理不難理解。
搞農業生產，農戶必須盡可能地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否則不方便耕作。丹麥有法律，要求農場主必須將自己的農場作為常住地。中國有當官的說為了城市化，要讓農民住在城里，由政府開公共汽車接送農民去地里上下班，于是農民就像產業工人一樣了。這種官員實在昏聵得可以，也算得上官場奇葩。所以，如果讓居民點自然演化，絕不可能出現幾千真正的農戶聚攏在一起生活的情形。
過去講“30畝土地一頭牛”是養活一個農戶的最低標準，實際上大約是100畝土地的規模。如果有3000個達到這樣標準的農戶住在一起，其所耕作的土地總面積大概有15公里見方那么大，他們怎么可能湊在一起生活，又耕作這么大一塊土地？如果不是發瘋，農民不會這樣干的，因為正常情況下，一頭牛走10公里需要4小時。至今，我國很多農村地區1個居民點也常常就幾戶人家。華北農業主產區有一些較大的村莊，一是與人口過密有關，二是上世紀戰爭年代日本人搞過村莊合并。華東一些地方的大村莊則與商業活動有關，有亦農亦商的性質。
現代農業更與純農戶集中形成的大村莊不兼容。從長遠看，谷物生產的規模可以很大。就現階段中國農業主產區的農業技術水平，一戶農家2個勞動力，種數百畝谷物也不成問題。這種適合中國現階段國情的家庭農場，是不適合扎堆集中的。
概括說，五千至一萬規模的居民點，一些特殊地區還可以有規模更小一些的居民點，因為農業不可能是主導產業，被看做小城市是有道理的。
大于一萬人的城市自然可以再區分為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以及都市區。具體怎么劃分，不同國家有不同的劃分辦法，不必有世界統一的標準。例如德國把超過五萬人的城市看做大城市。至于像中國的北京、上海、廣州、武漢這樣的“城市”，其實是“都會區”（The metropolitan area），已經不是一個城市（city）。
萬人左右的城市，可以是很有效率或活力的城市。城市有了活力，居民收入就比較高，公共財政也會良好運轉，整個城市也就有了生機。
一般認為，城市的競爭力與城市的規模有關，但這種關聯比較復雜，很難找到明確的線性規律。城市總體規模要多大才適度？城市是否應該有發展的邊界？這類討論每方似乎各執己見，但是，能夠達成共識的是：城市應該有小尺度的相對獨立和功能自洽的發展單元。這能夠有效減少通勤距離，降低基礎設施維護成本，同時可能形成功能和風格特異的產業或文化圈。此外，城市越大，越容易顯示多樣性，從而增添城市魅力?，F行功能分區的規劃模式，大多類似將一個單一中心的小城市直接放大，不但忽略了復雜多樣的生活需求，更因為分區造成遠程通勤，從而造成擁堵和污染。
城市經濟的競爭力關鍵要素是城市所屬企業構成的專業化水準。企業構成越是專業化，越有活力。支撐城市專業化的，是在國際大市場上具有競爭力的主導產業。一個城市即使是幾萬人，只要它有一個規模足夠大、競爭力強的企業，這個城市就有了活力。
有競爭力的企業是保障充分就業的基本條件。將失業率控制在3%左右，是一個城市健康有活力的重要條件。在勞動市場競爭較充分的條件下，勞動者的收入取決于勞動時間。充分就業不僅保障勞動者的收入，也為社會保障資金提供源泉。充分就業是降低城市犯罪率的基礎條件。而各種原生的和傳統的小型服務業正是增加充分就業的海綿，應該在實現城市管理的基礎上扶持和愛護，而不是清理和打壓。
城市企業構成的專業化會使城市的橫向社會交往關系發生有益變化，使現代城市“熟人圈”替代傳統的以宗法關系或權力關系為紐帶的“熟人圈”。這是承載城市魅力的重要基礎。
傳統熟人社會成功轉型的最根本條件，是實現物質利益關系與宗法關系或其變形之間的切割，將物質利益關系交由市場支配。熟人社會中成員所依賴的小市場必須是更高大市場的一部分，使成員的物質利益訴求得以獨立實現。
這種經由市場關系所整合的社會，必然具有某種專業化的形態。人們開始依從專業技術解決基礎生活需求問題，這種分工的出現，是一次對人的重大解放。人們的交際需求不再和物質利益的滿足直接捆綁在一起，使人們有了對交際的自由選擇權，由這里開始了私權與公權的分離。私權用于滿足物質生活的需要，只跟人的技能關聯。公權可能只用來處理公共事務，只有對公共事務有偏好的人們會更多地進入交際領域。公權行使中的自由，可能只體現于對公權代表（政務官員）的選擇，而公共決策一旦形成，少數派也不得不執行。但少數派的權利犧牲僅限于某些公共領域，他們的物質利益需求仍在私權范圍里，其基本自由不受影響。這樣一個社會大抵是和諧的。
在經濟發達的社會，只要是稍有規模的人口聚集點，哪怕是幾萬人的小城市，其勞動者也必然縱深進入國際分工體系。一些數萬人的小城市，往往由一兩個大型企業支撐，或由類似大學這樣的公共機構支撐；一些更小的聚集點，如村莊，也會存在，但同樣地具有專業化水準，或是度假旅游點，或是特種農產品集散地。在這樣的居民點，熟人社會不再和基本經濟利益直接關聯，人們的超經濟往來不會約束基本自由。至于專業農民，由于高度分散居住，傳統村莊綜合性熟人圈子的壓力自然蕩然無存；他們的每一斤農產品都可能遠銷他處，近距離的交往圈不必與物質利益扭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