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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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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峰會在紐約召開，其主要議題是審議千年發展目標和其他國際發展目標的落實情況，并推動目標早日實現。作為當今世界發展速度最快的發展中大國，中國在解決發展問題中取得了一些成功經驗，走出了一條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發展道路。中國的發展，對于全球千年發展目標的實現，最大意義在于改善了全球普遍發展、共同繁榮的政治環境、經濟環境、制度環境、思想環境。
一、中國的發展使全球普遍發展、共同繁榮的政治環境得到明顯改善
冷戰結束以來，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多極化明顯加快，國際關系民主化成為潮流；但另一方面，國際政治中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依然存在，“胡蘿卜加大棒”仍是一些西方強國欺凌小國、欺負弱國的慣用伎倆，成為破壞和平、影響發展的根源性因素。隨著中國國力增強，中西實力對比差距縮小，中國影響力大幅提升，中國和平共處、相互尊重、互利共贏、合作開放的對外交往方式受到國際社會普遍認可，與西方“教師爺式的蠻橫”形成鮮明對比。為應對中國挑戰、維護霸主地位，西方被迫修正其處世方式。最明顯的，就是奧巴馬政府一改小布什時期的“牛仔風格”，主張“對話合作”，大講“同舟共濟”，甚至向伊斯蘭世界喊出“不同宗教相互尊重”、“各國有根據自身國情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這些明顯“抄襲中國理念”的話語。難怪美國《新聞周刊》感嘆，“雖然美國仍擁有無可超越的實力，但正由于中國的崛起，迫使美國不得不改變單邊主義的行為方式，不得不巧妙地使用文化、軍事、科技、經濟這些牌與世界打交道——此前美國政府只習慣于動用其中的一兩張牌”。以美國對外戰略調整為標志，全球格局進入大變革大調整大發展時期，全球普遍發展、共同繁榮的政治環境明顯改善。
西方強國改變了行為方式，但千方百計維系其霸權地位的戰略目標并未改變，美歐仍在利用其強大的設置國際政治議程的能力，左右國際政治運行。國際社會有各種解決不同問題的平臺，每個平臺都有一系列的議程清單。但解決哪個問題、不解決哪個問題，先解決哪個問題、后解決哪個問題，意義相差甚遠。G20匹茲堡峰會上，美國利用東道主地位重彈全球經濟再平衡的老調，將其列為重要議題，并以峰會宣言的形式通過了《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框架》。美國用意何在？有專家這樣解讀：強調“平衡增長”實際是想推卸危機的責任；強調“強勁增長”實際是想轉嫁調整的成本；而強調“可持續”，根本用意是要保持其經濟霸主地位的可持續。其實，國際收支失衡不是全球經濟失衡的全部，也不是最嚴重的，更突出的是南北發展嚴重不平衡。根據世界銀行年度報告，2008年仍然有10億人（占世界人口的15%）每天的收入低于1美元，25億人每天的收入不到2美元。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低收入國家貧困化問題更為嚴重，到2015年將貧困人口減少一半的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面臨流產。糧價持續上漲使7年減貧的成果喪失殆盡，今后3年低收入國家中會有1.05億人口淪為窮人。全球經濟的增長并未使南北差距縮小，而是逆向擴大。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并沒有隨著西方調子起舞。中國領導人站在世界利益的高度提出自己的主張：比平衡增長更重要的是共同發展。早在G20華盛頓峰會上，胡錦濤主席就指出，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低收入國家是受危機影響最嚴重的，國際社會應給予更多的關注。在匹茲堡、多倫多峰會上，胡錦濤主席再次強調：“只有廣大發展中國家有效實現發展，世界經濟復蘇步伐才會堅實，世界經濟增長才能持久。”由于中國的堅持和努力，發展問題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的份量明顯加重。在中國的大力推動下，將于今年11月召開的G20首爾峰會首次將發展問題作為單獨議題，并將專門設立發展中國家議程工作小組。
二、中國堅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堅定捍衛和平發展環境與自由貿易理念
公正、公平、開放、有序的經濟環境，是世界經濟健康、穩定、可持續發展的前提，更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彌補經濟劣勢、實現追趕戰略的基礎。然而，在實際情況中，處于全球產業鏈頂端、擁有貿易強勢的發達國家常常為維護自身利益，利用世界貿易體系中的規則優勢，對別國施行反傾銷調查，大搞貿易保護主義，破壞世界經濟健康運作的環境。特別是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發達經濟體帶頭搞貿易保護主義，致使貿易保護在全球范圍不斷加劇。2009年初，美國國會眾議院表決通過的新經濟刺激方案中規定，但凡政府經濟刺激方案下屬工程，建筑所用鋼鐵必須為國內出產的“美國貨”。平日高呼“市場開放”的美國，率先筑起了貿易壁壘。據獨立檢測機構“全球貿易警報”發布的報告，自2008年11月G20華盛頓金融峰會以來，僅G20成員就實施了121項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另外還有134項在醞釀過程中，具體措施包括提高關稅、補貼出口、限制移民及其他特別救濟措施等。根據報告，全球90%的貨物貿易不同程度地受到保護主義的限制。貿易保護主義在全球大有一觸即發的趨勢。
發展中國家是貿易保護主義的最大受害者。為保證世界經濟健康穩定運行，保障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益，中國以身作則，帶頭向貿易保護主義“宣戰”。胡錦濤主席、溫家寶總理在多種國際場合明確表示，“中國不搞貿易保護主義，中國堅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當美國眾議院要把“買美國貨”列入經濟刺激案條款時，中國表示不會實行“Buy China”。2010年1月，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中國領導人展開密集的“正月外交”，中國高層領導20多天共出訪20國，所到之處，談到的是合作、交流，簽署的是采購大單、經貿合同，達成的是種種協議、共識，以積極姿態表明我們不搞保護主義，并號召國際社會“同舟共濟、共克時艱”。美國媒體不無醋意地說，昔日被美歐頻繁指責“市場開放度不夠”的中國，成了和平發展環境與自由貿易理念的堅定捍衛者。
三、中國在積極推動建立公正、公平、普惠、共贏的國際經濟新秩序
全球發展問題的制度環境，主要是指與發展問題相關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全球當前存在的貧困問題，既有一些國家社會歷史和自然條件等方面的原因，也與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密切相關。當今世界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主要是二戰之后在美歐等西方國家主導下，按照西方利益基礎形成的。二戰后的60多年來，它為推動世界經濟穩定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也導致廣大發展中國家以及世界經濟秩序中的后來者遭受不公平待遇，使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之路更加復雜和曲折。
中國是全球公認的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但很少有人提及與此同時中國也是不合理的國際經濟體制的受害者。中國在深入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同時，也不斷指出，當今世界的經濟秩序和經濟體制并不合理，以美歐利益為基礎的國際經濟秩序安排，使得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加入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并由此深度影響了發展中國家的崛起速度和質量。因此，要實現世界各國普遍發展，共同繁榮，就必須建立公正、公平、普惠、共贏的國際經濟新秩序。
為此，中國積極推動國際貿易體系、金融體制向著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方向改革。胡錦濤主席先后參加了華盛頓、倫敦、匹茲堡三次二十國集團金融峰會，積極推進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并強調改革應朝著公平、公正、包容、有序方向發展，強調提高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完善國際金融機構決策程序和機制。由于中國以及其他一些新興經濟體的積極努力，由主要發達經濟體和主要新興經濟體共同參與的二十國集團已逐步取代只有主要發達經濟體參與的西方七國集團，成為協調世界經濟和金融政策的主要國際平臺，發展中國家在世界銀行、IMF等國際金融機構中的話語權和投票權明顯增強。
四、中國的發展，深化了世界人民對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的認識，豐富了人類發展文明的思想寶庫
1. 中國推動發展模式多樣化成為世界共識，為各國尤其是不發達國家選擇適合國情的發展道路、發展模式提供了思想基礎和理論依據
中國走出一條不以西方模式為樣板的現代化道路，為世界廣大發展中國家樹立了一個通過自身發展走向現代化的榜樣。長期以來，走在現代化前列的西方國家一直壟斷著現代化道路的話語霸權，將西方發展模式樣板化、神圣化，頻頻制造“共識”，屢屢開出“藥方”，處處施行“休克”，先后治垮了蘇聯，重傷了日本，整倒了拉美；而對不走“尋常路”的中國，則盡抹黑、歪曲之能事，斷言中國的發展必定重復西方列強武力崛起、掠奪發展之路。然而，西方沒有想到的是，“中國依靠自身的力量發展，不把問題和矛盾轉嫁給別國，更沒有通過掠奪別國來發展”（《 中國和平發展白皮書》），硬是闖出了一條自主發展、和平發展之路。這條道路的重要意義就在于，它以無可批駁的現實告訴廣大發展中國家：條條大路通羅馬，通向現代化的途徑并非“別無選擇”（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語），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并非放之四海而皆準，華盛頓共識并非現代化的救世良方。根據自身國情、選擇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是各國人民擁有的自主權利，是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不二法則。西方學者說，中國發展道路的成功，使得“歷史終結論”有了新解，那就是“西方發展模式獨霸天下的歷史終結了”。
有人說，發展模式多樣化很簡單，當今世界有美國模式、歐洲模式、日本模式、印度模式、拉美模式、俄羅斯模式，歐洲模式又分為德國模式、法國模式和英國模式，這些模式之間，有共同點，又各有特色。這樣說固然沒有錯，但如果發展模式多樣化的理論闡釋停留于此，似乎又過于簡單。西方國家不接受發展模式多樣化，其實是基于一個固定認知：世界上現有的成功的現代化模式，無論是美國模式還是歐洲模式，都是基于西方現代化經驗基礎之上的，因此，這些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雖各有特色，但在本質上是一致的；日本模式、拉美模式以及俄羅斯模式，雖然地域性、本土性更為突出一些，但這些發展模式的理論基礎都是新自由主義，走的都是“華盛頓共識”的道路。所以，西方學者認定世界現代化模式只有一種，那就是西方經驗、西方模式。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或者中國道路、中國經驗、中國模式，既不同于改革開放前傳統的社會主義模式即蘇聯模式，也不同于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發展模式，它是中國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一系列新的戰略探索，這一探索的成功，真正促成了不以西方經驗為基礎的發展模式多樣化共識的形成。因此，它的形成和發展，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世界歷史的進程，是一個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重大事件，人類發展文明史寫上了新的一頁。
西方理論家堅持發展模式單一論，進而走上將西方模式神圣化的歧路，思想根源上是一元化思維在作祟。我們黨堅持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主張世界多樣性，并由此作為發展模式多樣化認識的理論基礎。毛澤東曾倡導，要學習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提出要研究美國的政治制度。周恩來曾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求同存異的原則。鄧小平認為，每個國家的基礎不同、歷史不同、所處環境不同，不能用固定的公式去套。他提出的“一國兩制”，就是尊重世界多樣性的典范。冷戰結束以后，我們黨進一步強調尊重世界的多樣性。
發展模式多樣化是尊重世界的多樣性邏輯上的合理延伸。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世界是豐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種文明、不同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應彼此尊重，在競爭比較中取長補短，在求同存異中共同發展?！薄拔覀冎鲝埦S護世界多樣性，提倡國際關系民主化和發展模式多樣化?！?2008年12月18日，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這是我們黨對發展模式多樣化認識上的又一次飛躍。
事實上，世界各國在面對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中，都面臨一個因勢利導、轉換發展模式的問題。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要轉變其放任自流的市場經濟發展模式，俄羅斯和一些資源能源富集國家要轉變其“資源密集型發展模式”，印度等一些國家要轉變其“服務外包型經濟模式”，我國和相關國家則要轉變“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相比較而言，我們的發展模式調整難度更大，責任更重。
2. 中國以自身實踐推動塑造發展模式和諧共處的典范，回答了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不同發展模式如何共存這一新課題
在一個發展模式多樣、多元的世界，如何保持和平穩定？不同發展模式的經濟體之間又如何和諧共處？這是現有的國際關系理論無法回答的課題。
眾所周知，西方有兩大沖突理論，影響深遠。一是“制度沖突論”，代表人物是弗朗西斯·福山，他率先在理論上宣告了“社會主義制度的終結”。在他看來，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為方向的人類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后一種統治形式”；所謂不同制度、不同模式，最終都要歸結于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制度和社會發展模式。二是“文明沖突論”，代表人物是哈佛大學政治學家薩米爾·亨廷頓，他認為未來的沖突將是文明和宗教之間的沖突，而且這一沖突有一個根本的特征，那就是西方對非西方國家的沖突，特別強調“儒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對于西方的威脅。顯然，在亨廷頓看來，不同文明、宗教之間和諧相處，是天方夜譚。
最近，西方輿論又出現了一種新的觀點：中國對西方最大的沖擊不是經濟總量成為“世界老二”，而是中國發展模式將擊敗西方賴以安身立命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從此西方世界號令天下的尚方寶劍不靈了！這是自制度沖突論、文明沖突論之后的第三種沖突理論：“發展模式沖突論”。這種觀點還頗有市場。在中國國內的不同學術場合，也經常能聽到類似言論——中國模式的成功就意味著西方模式的失敗。這種觀點既不符合現實規律，也不符合中國的政策。
2005年10月，胡錦濤主席在聯合國大會上鄭重提出“共建和諧世界”的戰略主張，向國際社會莊嚴宣示中國發展的最終目的是推動世界各國普遍發展、共同繁榮，這標志著中國對發展問題的思考從國家角度上升到了全球層面，標志著中國作為國際體系中負責任的一員，在回顧發展道路、總結發展經驗、提煉發展理念的基礎上，對全球和平與發展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理念，對一個發展模式多樣化的世界如何和平共存、共同發展提出了自己的理論主張。
正是在和諧世界這一理念的指引下，當國際金融危機襲來時，中國沒有任何意識形態的偏見，既沒有在西方模式遇到困境時落井下石，也沒有借機向廣大發展中國家炫耀或推銷所謂“北京共識”。相反，中國明確提出，要與世界共同分享發展機遇，強調不同發展模式應和諧共存、相互競爭、相互借鑒、取長補短。在國內面臨結構調整、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中國仍然以開放的視野和姿態，在與世界各國共同應對危機中尋找機遇，同時又把自身發展看作與其他經濟體共同發展的機遇，強調共渡難關、同舟同濟，給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
2010年以來，中央領導同志多次在不同的外交場合都有一個“新提法”：創造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不同制度、不同發展模式和諧共處的典范。在去年中俄建交60周年慶典上，溫家寶總理高度贊揚中俄關系是不同社會制度、不同宗教文明、不同發展模式和平相處的典范 ；2010年，中美舉辦了兩輪戰略與經濟對話，胡錦濤總書記向奧巴馬總統建議：中美兩國要塑造不同社會制度、不同發展道路、不同發展階段國家和平共處的典范；5月6日，胡錦濤主席在向歐洲理事會主席范龍佩致賀電慶祝中歐建交35周年時說，在新的形勢下，中歐要攜手應對全球性挑戰，使中歐關系成為不同社會制度、不同發展模式相互尊重、友好相處、合作雙贏、共同發展的典范。在“金磚四國”第二次峰會上，胡錦濤總書記強調：“四國加強合作，是不同地域、不同制度、不同模式、不同文明攜手合作的范例，有利于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金融危機后炙手可熱的G20峰會，更成為一個不同文明、不同制度、不同發展模式國度的大舞臺。我國提出，要推動G20建章立制，使二十國集團成為實踐國際關系民主化與發展模式多樣化的重要經濟治理平臺。
提出“創造不同發展模式和諧共存”，表明我們黨的發展思想有了新的突破，這種發展思想的深化，為我們推動構建一個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提供了理論依據，也為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時代背景下，世界上走不同發展道路、選擇不同發展模式的各國如何和平共存、共同繁榮給出了“中國答案”，指出了一條現實可行的路徑。這個答案和路徑的精髓，就是胡錦濤總書記在金磚四國峰會上提出的四個“不能變”：“無論國際形勢如何變化、國際體系如何變革，互利共贏的目標不能變，民主公平的原則不能變，相互尊重的方向不能變，同舟共濟的精神不能變?！?/p>
3. 和平發展、科學發展、和諧發展是中國發展模式的精髓，也是人類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思想成果
2004年，美國人喬舒亞·庫珀·雷默提出了“北京共識”，引起國際社會強烈反響。雖然是否存在“北京共識”還有不少爭議，但西方關注中國模式，廣大發展中國家渴望了解中國經驗，卻是不爭之實。我們黨在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偉大事業的過程中，經過歷史檢驗，凝聚各方智慧，形成了三大發展思想：科學發展、和諧發展、和平發展。如果說新中國成立60年來、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有什么“奧秘”、“訣竅”、“共識”的話，那就是這三大發展思想。
和平發展就是既通過維護世界和平來發展自己，又通過自身的發展來維護世界和平。科學發展，就是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和諧發展，就是各方面事業有機統一、社會成員團結和睦的發展。它包括人的身心和諧，社會各階層和諧相處，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諧共進，以及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筆者認為，和諧發展還有更深一層含義，那就是世界不同發展階段、不同發展道路、不同發展模式的經濟體在競爭中相互促進，在發展中和諧共處。2010年8月，聯合國成立了一個全球可持續發展高級別小組，研究如何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同時實現發展、消除貧困。中國氣象局局長鄭國光也被邀請為小組成員之一。這說明，中國可持續發展的思想與當今世界發展潮流是一致的。
如今，隨著中國發展道路備受關注，中國發展模式引人矚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世界意義正在被國內外學者深入研究。事實上，科學發展、和諧發展、和平發展的發展思想，不僅是中國的，也必然是世界的。努力實現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實現各方面事業有機統一、社會成員團結和睦的發展，實現既通過維護世界和平發展自己、又通過自身發展維護世界和平的發展，這樣的發展道路必然成為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的選擇。
(作者：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研究中心博士后，中宣部《時事報告》雜志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