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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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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將非農戶口從城市反遷回農村的“逆城市化”現象引起廣泛關注和網友熱議。年初，在義烏市組織部的一次全面檢查中，發現當地195名公務員將其戶籍從城市遷往農村。新華網8月15日消息，在中國人口流動最頻繁區域之一的東部沿海浙江省，全省“農轉非”數量從2004年的57.7萬人降到去年的18.9萬人，降幅高達67%。對于處在黃金時期的中國城市化來說，人們應該蜂涌進入城市感受“城市讓生活更美好”才對。那么，這種 “逆城市化”現象背后到底有著怎樣的深層次原因？
浙江的“逆城市化”值得關注但不必擔憂
城鎮化是我國目前的發展主戰略之一。近幾年，我國的城鎮化率以每年約1%的速度在推進，也就是每年有1000多萬農民變成了市民。雖然發展的速度很快，2009年中國的城鎮化率也只有46.6%，離發達國家70%甚至80%以上的城市化率還有很大的距離。然而，就在中國的城鎮化朝著遠處的目標“大步流星”的時候，浙江等省卻出現了“逆城市化”的現象，這不能不讓人關注。
那么，應該如何看待浙江出現的“逆城市化”呢？
首先，“逆城市化”的說法有些夸張。從報道來看，近幾年“農轉非”的數量雖然減少了，但仍然比“非轉農”的要多。農村戶籍的人口還是在減少，城鎮戶籍的人口仍然在增多，只是增減的速度降下來了。也就是說，城鎮化的潮流并沒有出現“逆轉”。
同時， “逆城市化”主要是源于巨大的利益誘惑。這種為了享受政府征地拆遷補償而“非轉農”的情況，只會出現在城鎮的周邊地區，范圍不可能大，涉及的人也不會太多。
城鎮化不可能一直保持像近年這樣的高速度。近年城鎮化的高速發展，一方面是工業化帶動的，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我國的城鎮化率太低。隨著城鎮化率的不斷提高，城鎮化的速度必將逐漸降下來。作為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浙江省的城鎮化在國內是比較高的，目前已經達到60%左右（2007年為57.2%）。在遙遙領先的情況下，速度慢下來也是正常的。我相信，當全國的城鎮化率達到60%以后，城鎮化的速度也會逐漸地降低。
更重要的是，浙江等東部發達省份的這種“逆城市化”也不會影響內需的擴大。戶籍“非轉農”了，不等于到農村去生活，消費水平也不一定下降。那些人之所以“非轉農”，主要是為了獲得享受征地拆遷補償的資格，并不是真把自己變成“農村人”。雖然也有一些人“非轉農”是為了降低生活成本壓力，但這種情況并不多。
人口在城鄉之間雙向流動，本來就應該是社會的常態。人們都向往城市并涌向城鎮，主要是因為城鄉之間的差距太大了。如果“單向”流動變成了“雙向”流動，且不是因為某種特定的或暫時的原因，那就說明城鄉之間的差距不明顯了，這不正是我們追求的目標之一嗎？
總之，浙江等沿海發達省份“逆城市化”雖然值得關注和研究，但不必為之擔心，更不應人為地去控制。
“逆城市化”現象的多重啟示
“逆城市化”，是美國學者在1976年提出的概念，是指由于交通擁擠、污染嚴重等城市問題的壓力日漸增大，城市人口開始向郊區乃至農村流動，在那里形成一個綠色的生態環境。可以看出，“逆城市化”，是發達國家大城市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在城市化水平不高的中國，這一現象的出現，對于我們有不同的啟示。
在北京上海這些城市戶口值錢的地方，人們恐怕是不屑于農村戶口的，因為城市戶口實在有太多的好處。大學畢業生拼命要考取北京上海的公務員，除了公務員自身的福利外，戶口恐怕也占了很大的成分。而在一些中小城市，現在卻有更多的人開始選擇農村戶口。當然，一些人即便有了農村戶口，其實更愿意在城市生活。這表明：對公眾而言，城市戶口與否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戶口本身是否會帶來利益。
發達國家之所以出現“逆城市化”，主要是大城市出現了交通擁擠、犯罪增長、污染嚴重等“城市病”。而我國的“逆城市化”，主要原因一是在少數地方農村戶口有巨大利益、二是在一些小城市農村戶口更有實惠、三是因為一些進城者由于沒有戶口被日益邊緣化。可以看出，中國的“逆城市化”并非人們的自由選擇，而是束縛于戶籍的非正常流動。
不久前，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建議對吸納大量流動人口的小企業、小門店實行強制退出機制，減少對低端勞動力的需求。在我看來，人們爭相進京，關鍵在于，擁有北京戶籍就能享受超國民待遇。譬如孩子上學，就能以較低的分數上最好的大學。另外一方面，也在于中央政府在北京投入了太多的資源。要想解決北京等大城市的人口問題，最根本的，是要降低其戶口的吸引力。
“逆城市化”現象表明，中國的戶籍改革已經迫在眉睫。戶籍改革本身其實并不復雜，真正難以觸動的是附著于戶口上的利益分配格局。誠如《中國經濟轉型30年》一書所言，城市戶口的福利含金量造成了戶籍制度改革的悖論，越是在戶口中附著較多福利內容的地區，戶籍制度改革越難推進。“戶籍福利”不能剝離，人們只會涌向福利更好的地方，戶籍改革便會遭遇更大阻力。
可以說，中國的“逆城市化”是戶籍制度制造的怪胎。這種“逆城市化”，不僅導致人口的非正常流動，也可能導致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停滯。這對社會發展無疑是有害的，必須通過戶籍改革予以改變。
破解浙江“逆城市化”的點滴思考
正因農村戶口享受村集體經濟分紅、征地補償、回遷安置房等收益存在，那么去非農身份和“曲線非轉農” 這種現象將持續一段時間。如何破解這種現象呢？
首先，查找背后的原因。城市吸納進城人員主要目的在于獲取廉價的勞動力，同時又希望盡量少承擔對他們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進城者長期在收入低標準、生活低質量、保障低水平的社會底層徘徊，被日益邊緣化。再加上高額的房價與不斷上漲的物價，即使政策完全放開，多數進城人員也難以實現落戶生根的意愿。
而周邊小城鎮卻以它獨特的魅力在吸收這批有所作為的新居民。比較中不難發現，現有的住房和保障制度等都有點對進城人員關懷不夠，而農村確有著實惠的利益，由此，便產生了去身份化和去城市化等現象的出現。
其次，彌補戶口等相關制度存在的缺陷。其實“曲線非轉農”也好，還是返遷為農也罷，歸根結底是現有戶籍制度存在著些許不足，使得人們有機可乘，以致于出現義烏大批政府公務員都紛紛加入農民的行列，不能不說制度或是執行人存在問題和漏洞。
如何治理現有的戶籍制度是配合城市化進展的一項重要工作，直接關系到社會和諧發展和公平正義。不能因為有利可圖就拿原則做人情買賣，堅決杜絕因個人原因而導致社會價值失衡現象的發生。同時，落實監督機制，發動廣大群眾切實發揮好社會監督功能，盡可能地讓這些稀罕事少來折騰群眾的善良，少來糊弄百姓的智慧，少來污染良好的社會風氣。
最后，制定相應的積極政策。如果“逆城市化”現象得不到有效控制，城市化率的提升有可能在未來幾年停滯，而大量人口回流農村，也不利于擴大內需。由此，政府應加快完善城市公共服務保障體系，為大學生、農民工等進城者申請經濟適用房創造條件、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幫助就業。切實把社會保障體系的范圍含蓋這批城市建設者，同時，制定相應財政激勵政策，發揮稅收等杠桿作用，努力拓展和扶持中產階級，讓他們樂于扎根于城市，發展自己的事業。
誠然，對浙江而言，牽拌這一群體的最大障礙著實是居高的房價。切實解決這一問題才能使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得以穩妥解決的根本，既希望于房價能理性的回歸，更希望于廣大城市建設者們能享受城市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