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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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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市環保局局長日前向市人大常委會提交了《關于廣佛跨界河污染整治工作情況的報告》。報告稱，廣佛跨界區域有16條河涌，其中12條河涌年均水質均為劣V類，而全市9個廣佛跨境河流入境斷面達標率僅為22.2%。
雖然，這份報告沒有對佛山表示任何不滿，但在這些河涌中，佛山處在廣州的上游，污染難以徹底治理，其潛臺詞不言而喻。廣佛同城雖是兩城發展戰略的共同看法，但要落到實處，畢竟還有太多的掣肘和博弈，除非真有更實質性的動作，否則，眼下的同城之說，在某些方面可能是“口水多過茶”。而談到環境治理，廣佛同城就更難說到同個話題上，因為環境污染治理在目前，是個費錢費力的活計。廣州大談16條河涌的治理問題，何嘗又不是在談佛山的相關問題。畢竟，同喝一江水，哪能避得開上下游影響這個問題？
按道理說，環保綜治是全國的可持續發展戰略。但河流有自身的自然規律，就管轄區域而言，行政和執法上都有區域管轄的分工，鐵路警察，各管一段。而滾滾江河水是泥沙俱下根本不會管你什么行政分工的，所以對治理河流來說，很大程度需要上下游的行政資源協調，才能夠雙贏。
事實上，環保已成為科學發展觀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前些年對地方的政績或者稅收評估而言，實際上很少會高權重考慮環保元素的。相反，環保畢竟是個投入大、顯效慢的軟指標，我們對城市文明的評估、對官員的能力評估，能夠高權重地導入環保到評估體系中，在實踐中恐怕并不容易。事實上，不管是怎樣的施政，都需要一定的施政導向的，而這個導向往往就在政績評估之中。
比如對于廣佛跨境16條河涌的治理，倘若廣佛能夠高度同步，則一切障礙和困難，都能迎刃而解。目前，我們制定環保方略的時候，很少把不同管轄范疇“環保之后”所收益的行政利益和經濟利益聯動起來。顯然，要治理好廣佛跨界的相關河涌，肯定是要關停并轉部分污染嚴重的企業，短期內也勢必會損失一定稅源；然而流域中的土地若通過整治可能帶來的土地收益呢，我們并沒有聽過有河流流域可能會形成一種共享機制的。至于對排污方面的控制，為什么不能建立一種機制，按照污水的流量，去分配治污的資源？司法實踐中有異地辦案審案，以排除某些管轄區的人為干擾。照此思路延伸，是不是也能在環保執法中試行易地辦案，把廣州的環保案讓佛山執法部門去辦，佛山的環保案讓廣州執法部門來追究，這樣是不是也可能改善資源的統籌？
河流上下游的排污是互相影響的，在治理政策設計上也應當互相聯動才可能取得顯著成效。佛山是廣州的上游，不應當冷眼看著廣州在治理河涌上束手無策；廣州是佛山的下游，對上游的不作為或者少作為，也不應當緘口不言，應該用數據，把有關流域污染狀況作出真實的交代。只有把廣佛跨界的16條河涌的污染狀況細節先講清楚，才會有不同的責任擔當，有了各自的擔當，才有各自的責任邊界，然后才有合作和聯動的立場，最后有共同的路線圖，達成共同的治理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