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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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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經濟學者，我本人對這些“城市極限承載力”，乃至于“中國人口承載力”之類的研究，基本上持一個否定的態度。說實話，此類研究并不是完全不可以做，但就我看到的相關研究而言，由于研究者的立場、加上自身知識與視野的局限，總是有意無意地低估了技術、制度創新和管理手段進步對城市人口容納力、國家人口承載力的動態影響，更忽視了市場機制本身對人口流動、人口增長的重大調節作用。因此，這些研究對特定區域人口極限容納力的估計很快被現實發展所突破，一點也不奇怪。——陶然(學者)
如果按照“城市人口承載力極限”的理論，美國的拉斯韋加斯和以色列這兩個資源嚴重匱乏的地方，根本就不適合人類生存。但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那里無一例外是今天世界上最發達的地區之一！我們每年花多少無謂的公款在“城市人口承載力極限”研究上？又有多少決策建立在如此無稽的理論成果上？更擋住了多少公民正當的城市權利和城市夢？——童大煥(媒體人)
北京地下水已用到極限
一地區保證生態平衡水資源利用率應在40%以下，人均水資源1000立方米以下屬缺水，500以下屬嚴重缺水。北京水利用率已超過90%，人均水資源已低于200立方米。
為保證水需求，北京長期壓縮維持河系生態平衡、抵御污染必須的生態用水，嚴重超采水庫水及地下水；同時限制上游河北相關地區用水，并不時緊急從更嚴重缺水的河北調水，目前正協商從頻遭斷流的黃河調水，北京最后的希望是國家耗資巨大的南水北調工程。
但近期科考隊對我國西部大河水源地的調查表明，狀況并不樂觀，湖泊萎縮到處可見，加上今年沙塵暴重新肆虐，西南曾出現嚴重干旱、全球氣候變暖影響難以預計，給南水北調長期效果添加了不確定因素。
即便南水北調按計劃長期給北京穩定供水10億立方米，北京多年平均水資源量37億立方米(上世紀60年代年均40多億，90年代30多億，2000年以來僅23億。因此很難判定多年平均與今后現實水量關系)，加上南水北調，也就47億而已，按目前近2000萬人口計算，南水北調后人均不到250立方米。
一般預計北京今后人口將達2500萬，按人均250立方米低水平計算年需水也要62億，與47億供水比缺口達15億立方米。據北京地勘局近年研究，至地下150米北京地下水儲量約600億立方米。但北京2001-2008年均缺口12.7億，累計缺口102億。1960年北京打井深度不到10米，今天一些平原地區100米井已經廢棄，新井直達150米，幾乎觸及基巖。
試問，人口繼續這樣增長，地下水還能堅持多久？一些學者認為北京人口今后可達5000萬，這意味著不出10年地下水可以耗竭殆盡。
目前，在用水問題上對首都權力的利用已經達到極致，從長遠看，全國可以支持奧運，周邊卻沒有理由一直為北京GDP或人口失控買單。在目前人口態勢下，南水北調后北京繼續超采地下水或向河北要水等情況無法有效緩解，缺口還可能繼續增加。人口過快增長使北京人口環境關系高度脆弱化，降低人口增速已經是北京“十二五”頭等重要發展任務。
北京與東京、首爾不同
在以上形勢下，北京人口容量及人口控制至今頗有爭議。未來人口達到2500萬似乎已成定局。有學者以東京、首爾為例，認為北京人口今后會達到5000萬以上。北京合理的人口容量究竟應該多少？
目前東京人口1300萬，相當于日本總人口10%，北京人口達到5000萬，也相當于全國不到4%。目前東京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近6000人，上海3000，北京“少得驚人”只1200，這樣看北京人口確實還有巨大擴展空間。但這種類比完全錯誤。
一地區人口容量可以用經濟、水、土地、交通等條件分別測算。但諸因素中真正決定人口容量的，是生態學上所稱的最小限制因子，或稱短板。對北京講這一短板非常明顯，就是有錢也難以隨意買到的水資源。
東京、首爾確實高比重聚集了國內人口，但水資源狀況與北京完全不同。漢江浩浩蕩蕩穿過首爾，不遠處即直入黃海，首爾沒有水資源問題，也基本不使用地下水。
東京早期發展出現過地下水超采、地面沉降。但很快加以控制，目前基本利用河流及水庫水，地下水開采極少，并大量回灌地下水，地面沉降極大改善。
東京能夠如此，北京卻根本做不到。因為東京年降水1550毫米，北京只有580，日本人均水資源3300立方米，東京地表水不夠，周邊完全可以補給。而中國人均水資源略多于2000立方米，北京及整個黃淮流域人均水資源更多在450立方米以下，并隨人口增長還在下降(因此水資源也必將制約京津冀城市帶發展)。
那么，北京人口合理容量是多少？加上南水北調北京水資源不超過47億立方米，按人均300立方米計算，可以相對合理承載的上限約1600萬人口。如仿效東京、首爾主要利用地表水，北京地表水加上南水北調不超過20億立方米，承載人口七八百萬而已，根本無法與東京、首爾比較人口容量。
目前，為解決近2000萬人口用水問題，首都權力使用已經接近極限，政府疲于應急而難有穩定供給方案。但人口卻在以2年超百萬速度膨脹。面對這種形勢，遺憾的是，目前社會認識，包括政府內部認識，仍然莫衷一是。這種亂象在嚴重考驗政府的決策能力。
換言之，對人口迅速增長導致的嚴重水危機必須高度關注，人口控制勢在必行。
控制的關鍵是手段合法
近年一談到人口控制，就會引起頗多爭議。這種爭議反映出兩方面問題：一是對北京人口控制合理性缺乏正確的肯定性認知，二是一些具體人口控制主張不能切中時弊、劍走偏鋒，含有對外來人口的歧視，因而頻頻引發爭議。
可持續發展被公認是區域發展戰略的最高統領。人口增長不斷侵蝕城市生存基礎，反映了北京經濟發展及城市可持續管理某些重要方面，存在市場失靈、政府失靈。矯正這種失靈，維持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對任何政府講都是義不容辭的，何況今天已經十分緊迫。面對水資源危機，北京被迫實施人口控制，法理上是完全正當的。
但同時必須清楚，人口過快增長是某種經濟增長方式的結果，只是后果，不是原因。故矯正此種市場失靈、政府失靈，表面上是指向人口管理，實際上主要措施必須指向經濟管理的改善，主要手段必然是經濟手段、市場手段。
直接指向外來人口或外來人口管理，甚至提出限制文化程度較低公民進京等等，在陷入爭議的同時也必然無法真正起到抑制人口增長的作用。多年來北京一直大力在抓外來人口管理，外來人口增長卻越來越快，就在說明這樣的道理。
所以，北京人口控制問題不在于是否應該控制，而在于應認識導致人口激增的根本原因，并采取正確的管理措施。
盡管中外任何城市規劃如涉及人口目標，都是預測性兼指導性而非指令計劃性的，即便措施得當，人口發展與規劃指標之間存在差距也永遠是正常的。但北京人口增長近年遠超規劃畢竟是不正常的，主要既不是人口管理做得不好，也不是城市規劃做得不好，而在于實現城市規劃及人口目標所依據的條件———按首都定位管理與發展城市經濟，現實中沒有得到有力的執行。
為企業準入制定門檻
近年北京一直大力抓人口管理，人口卻激增，根本原因在于人口失控及調控均不在事后的人口管理，而在企業準入造成的源頭性人口需求，人口管理無力矯正經濟管理所帶來的問題。
2008年第二次經濟普查北京產業單位440萬，比2004年第一次普查293萬增長48%，凈增147萬，企業猛增帶動的就業及常住人口增長豈能不快？
4年企業增長近50%，多大比例切合北京城市定位？企業準入是落實城市定位的根本保障。但目前北京基本照單全收，首都定位與企業準入嚴重脫鉤。
企業準入無序使北京經濟總量較快擴張的同時，企業整體質量(勞動生產率)及其提高速度多年來持續相對落后，這是上述經濟管理失靈最重要的表現，也是導致北京人口迅速增長的首位原因。
2003-2007年北京三產產值增加96%，就業增加58%，同期上海三產產值增88%，就業僅增21%。這一期間北京三產就業猛增277萬，幾乎完全等于常住人口增量。在給定經濟增速下，我們曾預測2004-2020年北京以以往北京或蘇州、上海不同勞動生產率增速發展，僅就業需求差額可達300萬以上。
為什么企業準入無序是經濟管理失靈最重要的表現，也是北京人口迅速增長的首位原因？其實也很簡單，首都獨特的區位優勢對外界有強大的吸引力，各種企業趨之若鶩，只有首都定位而無實施細則，工商登記照單全收，企業增速降不下來，以往以及今后的人口控制都只能奢談。企業增量迅猛，又想控制住人口，怎么可能？
因此，約束就業增長是當前控制人口增量的重心，按首都定位對企業準入制定規則“約束數量，提高質量”，是控制就業增長及提升首都發展品質最有力的途徑，也是在水資源危機下北京不能不采取的措施。
以可能犧牲一點GDP增速為代價，有力地約束企業準入，加上舊有企業升級及配合其他正確的管理措施，戳破北京人口增長泡沫并非難事。當然，企業準入如何“約束數量，提高質量”，還需要拿出管理者的智慧。
□侯東民(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學教授)
